关于安哲作品《永恒和一日》
安哲在《Theo on Theo》访谈中，在提及自己的作品《永恒与一日》的台词“语言把你带回来”时，提到：“人每失去一种语言，就失去一条道路。”
就像老年亚历山大在雾中独行时的喃喃自语：“……没有完成任何事情，一切都停留在潦草的雏形，零碎的字句散布在四周。”零散的字句无法整合连续成语言，人面临的只有断裂的道路——那是思维和世界的边界，是无法感知与触摸之物。
诗人不仅可以表达语言能够描述之物，更可以打破“无法言说的沉默”，造物于虚空。然而，当女儿询问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进行对索罗穆斯遗作的续写时，亚历山大回答：“我不知道，也许我词穷了。”
亚历山大倾其一生想要续写其作品的索罗穆斯，作为生于意大利的希腊人，当他终于决定回到故乡支持希腊独立运动，承担起诗人“悼念死者、歌颂革命、为自由祝祷”的责任时，却发现自己不懂希腊语。因此，他开始向故乡的人们“买词汇”，并靠着买来的词汇写出了《自由颂》。然而，诗人最终也因为词汇不足，没能完成自己的第三部作品《被困的自由者》——即亚历山大想要续写的诗作。
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语言的匮乏即是生命的终结。因此，影片主角亚历山大面临的不仅是因为癌症导致的肉体之死，更面临着作为诗人生命的被迫消逝——因为一生漂泊，因为面对母语的无力。
可就在这时，女儿念起了诗人亡妻曾经的信件……女儿与亡妻的声线逐渐交融、重合，亚历山大拨开窗帘，遇到了身着白裙的亡妻安娜——她美丽、年轻，正准备招待前来聚会的家人们。
亚历山大拥抱住她，问：“你刚刚哭过吗？”对方否认了。
他如梦方醒，怔怔地对女儿说：“我当时不明白。”
语言把主体和客体置入一种同时性的关系之中，能够取消时间的前后相继性，因而也就能够取消死亡。正如赫尔曼·布洛赫所说：“对同时性的需要乃是所有史诗和诗歌的真正目标。”
因为国家历史的动荡而漂泊，亚历山大的前半生经历了国家的独立战争与国内内战，脚下不曾有过一块坚实的土壤，身边不曾有过平静祥和的生活，甚至社会中无法拥有自己确实能够归属的身份。他不只是一位离群索居、无法信任、融入环境的老人，还是一位长久以来无法定义自己的“流浪者”。就像那位艰难讨生活的阿尔巴尼亚小男孩，除了一同逃出的伙伴们，小男孩“自由得一无所有”。
可这并非意味着他无拘无束，相反，因为无法获得在这个国家行动、交往的权利，他是一个孤单的“人”——除此之外还要怎样定义他？——一个寸步难行的自由人。
正如亚历山大在年迈的母亲病床边泣问：“为何我们终将腐朽？……为何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爱？”
若要爱——指向他者、邻人的真正的爱，必得交往，必得感受，必得理解。可是离群索居者——心灵或身体上的——无法获得这一机会。他们丧失了与世界和他人的联系，也就切断了行动可以带来的“新生”契机。也许亚历山大曾是安哲作品中的斯皮罗、猎人、失踪的政治家……可如今他已经是一位迷茫避世的老人，褴褛的母语已经是一道绞索。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对阿尔阿尼亚小男孩出手相救，是他久违地踏出了行动的一步。在为后者冒险，和与他的交往和关爱中，不可预测的行动为亚历山大带来了新生。
最终，在妻子的信件中打破线性的时间，买到小男孩的词汇的亚历山大放弃了“去医院终结生命”的想法，开始想要“计划一下明天”。纵使死亡就在身侧，可那重新掌握了语言的人已经战胜了死亡，从语言表述的同时性中得到了那“永恒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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