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把你带回来”

孩童跃入大海,老人驻足海边,他们听到同一声呼唤。

关于安哲作品《永恒和一日》

安哲在《Theo on Theo》访谈中,在提及自己的作品《永恒与一日》的台词“语言把你带回来”时,提到:“人每失去一种语言,就失去一条道路。”

就像老年亚历山大在雾中独行时的喃喃自语:“……没有完成任何事情,一切都停留在潦草的雏形,零碎的字句散布在四周。”零散的字句无法整合连续成语言,人面临的只有断裂的道路——那是思维和世界的边界,是无法感知与触摸之物。

诗人不仅可以表达语言能够描述之物,更可以打破“无法言说的沉默”,造物于虚空。然而,当女儿询问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进行对索罗穆斯遗作的续写时,亚历山大回答:“我不知道,也许我词穷了。”

亚历山大倾其一生想要续写其作品的索罗穆斯,作为生于意大利的希腊人,当他终于决定回到故乡支持希腊独立运动,承担起诗人“悼念死者、歌颂革命、为自由祝祷”的责任时,却发现自己不懂希腊语。因此,他开始向故乡的人们“买词汇”,并靠着买来的词汇写出了《自由颂》。然而,诗人最终也因为词汇不足,没能完成自己的第三部作品《被困的自由者》——即亚历山大想要续写的诗作。

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语言的匮乏即是生命的终结。因此,影片主角亚历山大面临的不仅是因为癌症导致的肉体之死,更面临着作为诗人生命的被迫消逝——因为一生漂泊,因为面对母语的无力。

可就在这时,女儿念起了诗人亡妻曾经的信件……女儿与亡妻的声线逐渐交融、重合,亚历山大拨开窗帘,遇到了身着白裙的亡妻安娜——她美丽、年轻,正准备招待前来聚会的家人们。

亚历山大拥抱住她,问:“你刚刚哭过吗?”对方否认了。

他如梦方醒,怔怔地对女儿说:“我当时不明白。”

语言把主体和客体置入一种同时性的关系之中,能够取消时间的前后相继性,因而也就能够取消死亡。正如赫尔曼·布洛赫所说:“对同时性的需要乃是所有史诗和诗歌的真正目标。”

因为国家历史的动荡而漂泊,亚历山大的前半生经历了国家的独立战争与国内内战,脚下不曾有过一块坚实的土壤,身边不曾有过平静祥和的生活,甚至社会中无法拥有自己确实能够归属的身份。他不只是一位离群索居、无法信任、融入环境的老人,还是一位长久以来无法定义自己的“流浪者”。就像那位艰难讨生活的阿尔巴尼亚小男孩,除了一同逃出的伙伴们,小男孩“自由得一无所有”。

可这并非意味着他无拘无束,相反,因为无法获得在这个国家行动、交往的权利,他是一个孤单的“人”——除此之外还要怎样定义他?——一个寸步难行的自由人。

 正如亚历山大在年迈的母亲病床边泣问:“为何我们终将腐朽?……为何我们不懂得如何去爱?”

若要爱——指向他者、邻人的真正的爱,必得交往,必得感受,必得理解。可是离群索居者——心灵或身体上的——无法获得这一机会。他们丧失了与世界和他人的联系,也就切断了行动可以带来的“新生”契机。也许亚历山大曾是安哲作品中的斯皮罗、猎人、失踪的政治家……可如今他已经是一位迷茫避世的老人,褴褛的母语已经是一道绞索。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对阿尔阿尼亚小男孩出手相救,是他久违地踏出了行动的一步。在为后者冒险,和与他的交往和关爱中,不可预测的行动为亚历山大带来了新生。

最终,在妻子的信件中打破线性的时间,买到小男孩的词汇的亚历山大放弃了“去医院终结生命”的想法,开始想要“计划一下明天”。纵使死亡就在身侧,可那重新掌握了语言的人已经战胜了死亡,从语言表述的同时性中得到了那“永恒的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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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痛苦不止一瞬(一)

这是两本本该八竿子打不着的书,但是,在同时读的过程中,却通过它们之间,以及与现实的勾连,让我隐约看到了一丝启明——“如果痛苦不止一瞬,人该如何”?

读书之《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最近读了两本让我很受震动的书,分别是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和王德威《历史与怪兽》。一本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切入中国国家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具体程序之中,展示了一个官僚机制与“运动式”机制的交替轮换的大国的毛细血管如何在这之中常常手忙脚乱、艰难应对;一本在“西方文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文本与历史分析,思考与质问中国古往今来(其实书中时间限定在民国和近现代)的文学创作是否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已然成为了其所要讨伐的“檮杌”的一部分——如若不是,何以为扬善而“志恶”的文字最终却成为了恶之绵延不绝而善之式微的记录呢?

这是两本本该八竿子打不着的书,但是,在同时读的过程中,却通过它们之间,以及与现实的勾连,让我隐约看到了一丝启明——“如果痛苦不止一瞬,人该如何”?

要说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哑然失笑”。其实这本书我从去年年底就开始读了,读开头的时候恰好是中国政府开始大幅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各级政府在“封城”与“躺平”之间反复横跳,官方媒体隔三差五表示“疫情没有那么可怕了,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的那段荒唐日子。我一边读书,一遍简直想要拍大腿说“我靠这不就是剧本吗?!”例如说第一章中对“运动式”治理即将告一段落而官僚体制却还没能调转回来时的原文:

面对这种“有效治理”不足带来的加剧的矛盾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通过权力、资源的下放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增强基层政府的有效治理的能力。从集权到放权的过程有着种种表现,如局部性试验、特殊政策、中央授意的地区性改革等等。为了打消上轮集中整治的肃杀气氛,常常会在舆论上大造声势,鼓励观念创新和不同方向的试验。

拍过大腿后,我的心情又发生了转变。没有“我看透他们了”的喜悦,有的只是“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的怅然。刚刚过去的三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过太多次预演,在此之后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虽然如果我们在论文库里搜索“运动式治理”、“法治政府”等社会治理方面的热点词汇,会发现统治者和学者们不厌其烦地表示应当努力避免前者而加快建设后者,但我们都明白:“稳定”和“安全感”好像从来都是一个奢望。究其原因,就像《大明王朝1566》那个翻云覆雨的嘉靖皇帝的“清流浊流”论一样,对党来说,“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你死我活,二者其实不过是互补手段罢了。

这些通过官僚组织加以实施的仪式活动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组织动员机构和基本程序,并且不断地对人们的参与和协调加以操练;而仪式性活动又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运动型机制的权威基础与法治、官僚制的理性权威迥然不同:运动型机制的纠偏、修补能力,其前提是自上而下的任意专断权的存在,即一同体制的权威可以中途修改游戏规则,自上而下的部署安排有着任意性而不被质疑;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持有强制实施的至高权力。国家要保持“纠偏”的能力和任意性,一方面需要组织上的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预提供观念基础。

然而,通过这一次次的治理模式交替,我们会发现这个面孔模糊的红色巨人并非如他所愿的能够自如地呼风唤雨,反而总是不停地出岔子。究其原因,它的“呼风唤雨”终究需要通过大大小小的官僚去落实,终究需要面对一个个会做出不同选择的国民。权力从来都不是滑行在光滑的冰面上的,权力自上而下展示其威严时,也就是它需要面临摩擦之时。

于是,在中央的命令落实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矛盾的一幕:中央需要让自己的命令尽可能地不打折扣在全国各地得到遵守,因此需要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地方各级在落实命令的过程中,也需要复制相同的模式以保证自己可以全力完成落在自己头上的工作。最终,中央以为自己处于一个平顺的倒三角结构顶端,但实际上出现在它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权力倒三角”。也正因为中央为了保证统治而实际上一直不能放松权力集中,中国又恰恰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地区的现实情况千差万别,越想要让命令“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就越需要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允许灵活性。

“有效治理”体现在基层政府官员在一统的国家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因地制宜的灵活性。这里的组织学悖论是:一统决策的集中程度越强,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就越大。也就是说,权力越趋于集中,其决策结果与各地实际情况差距越大,因此不得不允许各地执行过程中更大的偏移程度。

“执行中的偏移程度”,一方面造就了官僚在治理过程中的“向上负责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行政发包制”的上下级各方都拥有了谈判的“资本”。

从周雪光先生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不难看出,有别于我们眼见到的似乎各级政府为了中央的命令指标而加足马力响应的“锦标赛体制”⁠1,上级政府在分派任务时的确会为了保证任务的落实而对下级“高标准、严要求”,并且给出相应的激励或者惩罚条件,但是,在任务的检查验收阶段,政府间却出现了“共谋现象”。

在委托方的检查验收过程中,管理方和代理方有共同利益来确保契约所要求的“货物”能够被委托方接受。所以,他们有激励采取各种应对策略来隐瞒问题。

例如说,书中提到了在环保工作中,上级政府前来检查验收下级的水质改善工作。检查水质一定离不了对水样的化验分析,但是这份水样要经过怎样的测量程序、测量误差如何界定、是否存在人为操控……?即使得到了水样检测结果,作为实际执行环保工作的下级政府掌握着远比上级政府完备得多的信息,自然也就能为自己的水样是为何得到了这样一份检测报告给出不同的说理——监管不力还是测量工具的问题?抑或是遭遇了不可抗力?

当然,作为任务发包方的上级政府也并非是对下级政府的说辞全盘接受。“向上负责制”即是因为上级对下级任务完成情况的认可程度才是下级的“真正政绩”。我们都知道,每当一级政府得知——他们总能得知,哈哈——上级巡视组、督导组等要来到本市调查研究时,号称“暗访”、“突击”的巡视组成员名单很快就会被本事政府调查清楚,接着有针对性的接待人员——例如说巡视员的老乡、同学——将会被派出去往巡视组的调查目的地。一次调查过后,巡视组的成员常常会被当地“简单招待”,双方言笑晏晏,为一次“暗访”画下圆满的句号。周雪光先生称,自己田野调查的几年中,真正成功的“突击”只有一次。另外,本年度的验收结果其实还会关系到下一年度的任务分配问题,作为“上级政府”,其不得不考虑下级政府综合的任务完成情况,以最大程度保证来年依然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毕竟,上级政府之上,还有“上级政府”。政府间共谋行为由此显现——内部考核机制促成了政府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为了应对上级而以新的目标来代替中央政策的原目标。

某乡镇的税收任务无法完成,镇领导通过人际关系买通上级税务单位负责人来“挪用”其他乡镇完成的指标,顶替该乡镇的任务。这一现象普遍存在。

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如果不做好,镇、区、市的所有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如果做得太好了,也不行。一个镇管计划生育的专职人员只有两个,根本不够用。我们雇用了二十多人,这些人没有财政拨款,只能靠罚款养活。如果计划生育做得太好的话,没有罚款,就无法养活这些人了。所以,总是有一个自然平衡点,每年总有两三个违章的,罚个二三十万,正好够养活这些人。

要说书中带给我最大震动和启示的,还要数“通往集体债务之路”与“无组织的利益与集体行为”两章。

每当提到“脱贫攻坚战”、“集中力量办大事”,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网络上播出的柏油公路修到了偏僻的山村,镜头会展示在此之前此地的交通是如何如何的艰难,如今终于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往邻村、购置货物、销售特产等。然后弹幕里就会有大片大片的赞美和“拉踩帝国主义国家破破烂烂的基建”的声音。然而,在“通往集体债务之路”里,周雪光先生讲述的正是“村村通”项目的田野调查经历。被调查的两个村子发展状况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但负债情况却是都不容乐观。对于上级下发的“村村通”项目,两个村子的村支书一位选择了积极响应,另一位则是不想要再加剧村子的负债情况而拼命想要推脱。但面对这个政治任务,二人都不得不发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村村通”项目筹款——并非是那些溢美之词里以为的“这全都是国家出钱”。村民们已经在经年累月的不同政治任务中消耗光了信任与耐心,并非他们不愿意改善村子的情况,而是“他们对政府政府推动的项目却没有信心……这些项目由上级政府推动,下级政府执行,但最终都以巨大失败而告终”。

主要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马上就是农忙收割时节,也是农民最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仅仅收到了300元的捐款……我们就是靠欺骗,骗沙子、骗石子……只要我们把沙子和石子打成路面,把路修起来了,等过年我们没有钱还债,他们(供应商)也拿我们没办法了……那个运输队的人向我们要5000块钱加油才给干活。我告诉他们,我们连5块钱都没有。我对他们说:“兄弟,如果你想要这份活,你就干,自己掏钱加油,把活干完。”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做了。

在整个这一章中,两位村支书为了“村村通”项目,不仅透支了自己的人脉(甚至需要在逢年过节“逃离”村子,否则就会被追债者堵上门),还把村集体的财产、资源也一并变卖、抵押了出去。然而即使如此,村庄通路后能否收回成本、何时收回成本、是否能够盈利等问题都还没有答案。中国的乡村、基层就这样被一层层政治任务裹挟着,踏上了无法回头的“集体债务之路”。

这并不是说,像“村村通”这样的基础建设项目除了劳民伤财外就毫无用处,乡村通路之后的交通改善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当然也是村民们所希望和实际的。但是我们知道,人们的生活并非只有“修路”这一件事,政府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也并非只有“改善交通”而已。然而为了上级政府下发的政治任务,为了一时政绩,基层政府就需要搁置手头的绝大部分事务——上文也提到过,基层政府的人手和资金常常是并不足够的——“集中力量办好一件事”⁠2。而如此集中力量所带来的利益与损害究竟孰轻孰重,难道真的可以让官员放慢追求政绩的脚步吗?

在修路期间,我多次跟随镇干部去查看工程进展、应对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情况。自始至终,很难看到地方官员对村庄由此而来的公共债务负担有过实在的忧虑。他们的首要目标很简单,那就是能够按照上面的要求,完成自上而下布置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地方官员费尽心思、各方周旋,根本无暇顾及工程对这些村庄的长远影响。几个月后,F镇在 “村村通” 工程中获得一等奖。对于镇领导来说,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政绩”。

我们不应该对这些好处视而不见,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经历背后的那些无形的但却深远的影响。首先,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使用这些资源?花费在“村村通〞项目上的资源大多是从其他项目或领域中挪用过来的。上级长官意志和政治压力迫使地方官员把资源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而不管被挪用的其他领域是否更需要这些资源。

积攒了如此多的怨气,那么这个国家给它的国民和官僚准备了什么样的表达意见、指出错误和发泄情绪的渠道呢?

答案是:没有。

作为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3,它“垄断公共物品,将民众置于其组织统制之下,从而否认个体利益的合法性。这一做法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在国家控制之外的任何行为都被视为对国家的挑战”。的确如此,从打散ngo社会组织(工会?有必要提它吗?)到建立直插社会最基层的党政组织,从形成“向上负责”、“政绩为重”的官僚体制到视法律为随意摆弄的玩具⁠4……无一不显示了党国藉由“再分配”而希望形成的“利出一孔”、“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之统治局面。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国家统制之外存在着合法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但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的背景下,如果群体利益是有组织的,它们必然是以国家组织机器为基础的,因此不是自治的。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垄断大大压缩了个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追求自我利益的私有领域空间,因此,个人即使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难以导致市场性质的解决方法。

听起来这并不是一个让人能够获得信心的论述。的确如此。但当一个统治者将国民所有的表达诉求的渠道全部堵住后,被统治者一旦被从所有的组织和群体中剥离,纵然在德性、财富、知识等方面有不同,但其面对国家时却形成了模糊的、行为与需求类似的“大数”现象,社会群体的同质性事实上会减轻集体行动的困难。“利出一孔”的国家的国民追求个人利益的诉求的必然指向只会是国家,那么国家本身就会成为民众发泄怨气的唯一对象,它将不得不直面民众的一切不满和暴力——即使这些诉求之间可能是矛盾对立的⁠5。最后,国家常常利用政治运动、群众动员来促使官僚体制与运动式治理的转化,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由此“国家政策变动在不同的工作单位和地点同时诱发了人们各自的自发行为,为人们参与集体行动提供了机会”。但是从我们的生活的经验来看,我们远远没有处于一个可以常常通过集体行动表达诉求甚至倒逼改革的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更多是分散、打压、监视、拘禁,甚至有人要为此付出终身自由或生命的代价。为什么?

集体行动的爆发需要几个重要的条件:政治控制的放松,个人受到鼓励参与政治过程,横向沟通网络的形成,上层派系冲突和分歧。而且在特定时期,国家鼓励人们发出声音、表达意愿。这些情形使得人们意识到普遍存在的不满,这些情形反过来又促进了更多的人参与这一过程。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政治过程必须持续一定的时间,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激励和风险期待的判断。由于这些条件极少同时出现,因此中国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发生频率还是相对较少。

如今的党国完全有能力碾压国民为数不多的集体行动,如上文所说,在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打散的社会上即使形成了一次集体行动,也总是因为所求利益的不同而被分化,或者被政治施压、武力镇压。虽然听起来很令人丧气,但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只要党相信自己需要而且能够“既要又要”,那么国民诉求的“自由与民主”就是它绝不可以让步的东西——且看二十大上党强调的“党要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就明白了,既然党能够永葆先进性,那么它何需国民的意见呢?

或许我们必须接受:痛苦不止一瞬。我们需要面对的可能不是顷刻间的大厦崩塌,而是一条若隐若现的“普鲁士道路”⁠6。希望并非断绝,因为这个官僚制与“运动式”治理的轮番转换其实惊险重重,其间藏着无数测不准的事态发展可能性。每个人为了社会责任,为了个人与他人的正当利益、为了“非必要”生活的发声和抗争,其意义正在于此。


1 周飞舟. 锦标赛体制[J/OL]. 社会学研究, 2009, 24(03): 54-77+244. https://doi.org/10.19934/j.cnki.shxyj.2009.03.003.

2 这又让我想起疫情封控结束后,在基层工作的朋友向我抱怨说都怪其他片区的人不积极响应封控工作,导致现在的放开。并再三表示自己的片区为了封控,搁置了许多日常工作。言辞中颇有因为大家不领情而为自己的单位鸣不平之意。

而我的朋友是做什么的呢?环保和防止山火的部门……这也是可以搁置的。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大创新评论发布了题为《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技术创新要素的最优化配置》的论文。

3 “专政”这个词很有意思。马克思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暂时性的状态而提出的,但是列宁却将它作为一项长久的统治方式,而这一解释被我们的五手马克思主义也继承了下来。

4 例如说疫情三年内从未宣布过紧急状态,但以“紧急状态”为前提的行政、刑事等法律却被用来肆意封禁和惩罚;又比如说最近为了提振经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提出对民营企业家“少捕慎捕,少罚慎罚”。这真的能促进经济发展?还是会加剧不安与投机心理呢?我认为是后者。

5 最近再常见不过了。

6 秦晖、金雁著《田园诗与狂想曲》第十二章“实际上,当前中国改革中面临的斗争,已从新旧体制之争变成了‘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之争。中国的改革如果发生倒退,那也绝不会倒退回‘大锅饭共同体’去,很可能像德国魏玛共和国和日本大正民主崩溃时那样,在因‘普鲁士化’灾难而恶化的社会危机中堕入法西斯统治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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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伞是遮不住雨的

“的确,我们需要希望:没有希望地行动与生活,是超出我们力量之外的。然而我们并不贪婪,我们无需太多的赐予。我们不需要确定性。”

伞遮不住雨,即使是

铁铸的

天样大的伞

周梦蝶

面对压抑与痛苦时,想要尽快摆脱它们是人之常情,从我们经常喊的“毁灭吧,赶紧的”中就可见一斑。在面对一个人们对民主自由求而不得的国家时,恨恨地希望它最好明天——不,最好是下一秒、立刻、马上大厦崩塌才好,实在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仅仅靠着这份恨意,恐怕很难实现这个目标。而面对模糊的前路,谁会不想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呢?

最近经历了一场争论,首先是一位群友说中国的一切都应该否定,中国人也不例外。接着就有人质问这位“你是不是‘支黑’?”然后也发言说你们这样的人太可怕了,这不就是想搞“献忠”吗?我话放在这里,如果现实中见到这样的人,我也会对等地见一个杀一个。

之后,被指为“支黑”的群友没有说话,但质问ta的人情绪激动了很久。不停表示这简直是类似纳粹、南京大屠杀的行径,自己绝对不能容忍。如果有人胆敢对自己的家人做出这样的伤害,那么自己绝对要对等报复。甚至说着说着,扬言要“清理”这样观点的人。

这时另一位群友安抚说:“你真的认为ta(被指为”支黑“的群友)会出门在街上乱砍吗?首先这个人可能并不是你所谓的‘支黑’,其次,那些认为‘中国人该死’的人有几个真的会实施这样的暴力行为呢?不要把自己吓坏了。”

当街砍人、无差别伤人都是令人恐惧的社会事件,最恐怖之处就在于它的发生可以说是无法预料的——其实无需对那位群友说“如果你对等报复,不就是变成了你最厌恶的那种人吗?”,因为ta所说的对“支黑”见一个杀一个也是很难实现的目标——正因为其无法预料、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由“个人”负责的事情。

这明明是一个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所应该负责的。

如果不假思索地想要凭借个人的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后果可能不仅仅是轻而易举地免除了政府本该承担的责任。例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个人或者小群体要如何永绝此类灾祸?可能需要借助网络科学手段,监控和分析居民的日常发言和一举一动,藉此发现隐藏的“杀人狂”;如果认为效率不高,可能还需要鼓励人们相互告发;如果发现了疑似“杀人狂”的人不止一个,那么为了安全考虑应当把他们全都控制起来;为了防止其中有人与他人有密谋,还需要控制他们的家人和社交圈子;如果最终无法确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坏人”,可能最终所有这些人都要为这份“安全”而做出牺牲。

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个结果是“令人感到安全、安心”的。

又例如说想要全盘否定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其实这到底是个啥我还搞不太清楚,汉人的?中原的?儒家的?黄老的?中特的?)的人们,其内心想必也是愤懑乃至绝望的。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所有人的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更美好的向往——即使是说”我想要的只是毁灭“的人,如果在毁灭后依旧活了下来,难道不还是要面临着如何重建生活的问题吗?若是要重建生活,文化一定是无法摆脱的一环。其实在欧洲的历史里,“黑暗的中世纪”中天主教也成为了剥夺人的自由和人权的“工具”。然而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和斗争,宗教却能够成为捍卫民主、自由、尊严的“天赋人权”之出处。

我并非说我们只能固守“中国文化”,绝不能对所谓西方文明讲“拿来”。只是如果有人声称要弃绝、否定“仁义礼智信”,那么,这个人真的能够真诚地接受“自由、平等、民主、尊重、博爱”吗?普天之下其实无人不知自由之可贵,只是锁在手脚上的镣铐让我们无法立时得到它。如果因为人们被制度所约束而无法尽情追求更好的价值而认为他们生来就不配得到更好的,甚至认为他们只能世世代代被奴役或者只能等待毁灭,实在是太过不公平。

例如说元旦时,“我们视频”发出了一条探访疫情下的农村老人生活状况的视频。缺少药物的老人的药物来源只有儿女或者村中的卫生站,如果实在身体不适,儿女们也需要联系生产队前去探望老人的情况。当被问及基础病药物的钱从何而来时,老人们的回答都是乡村医疗补助。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居民保障支出只占总GDP的3.2%,着实少得可怜。但是对于老人和他们在外打工的儿女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保障。如果连这一点保障也失去,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真正的天塌下来。因此,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在“动态清零”期间吃了许多苦头的人依然会对“躺匪”恨之入骨。

然而这之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希望。在“封城”和放开后,全国诸多城市的居民互助活动其实比政府的服务无论在效率还是可靠性上都高出了许多,这无疑增加了居民们与社区等“官方机构”谈判时的底气——人们并非麻木不仁,只是没有选择。

我当然知道,中国并非是一个它所说的法治国家。但是,拿最近的“动态清零”的三年来说,并不是没有过因为人们在例如“国务院小程序”、“市长热线”等平台反映执法乱象而最终使事件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的行动,而且并非少数。再加上如今的抖音、微博平台发展壮大,设置了舆情管控措施的政府机关也不得不对其中响亮的声音作出回应。虽然我们心中都清楚,并非我们要求的每一件事都会得到回应,更遑论理想的结果,但这样一个(虽说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黑箱”不正是说明了每个人的行动都有可能引发改变吗?行动永远都不会是无意义的。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是的。8964的枪响依然令人心碎,34年的光阴里,多少荒唐、多少牺牲。良心犯的名单越来越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有名字被记录上去。他们在站出来时,岂会没有想过“此后我将再也无法有自己的清净生活”?如果中共可以用“不能忘记先辈的鲜血”来为自己如今的统治提供合理性,那么为了不让勇敢的人们的努力白费,我们选择发出声音、努力行动难道不是更加合理吗?

历史中,野蛮战胜文明并非罕见,文明的成果也常常毁于一旦。但是,被毁灭的结果难道就可以证明这一价值是不值得追求的吗?若是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场争斗中处于胜利者的地位,这不仅是人类无法做到的,同时也无疑是最懦弱犬儒的做法——它已然抛弃了自己的判断。要想永不失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结果出现时对自己拼命催眠。

可是这算什么正确的道路呢?

“的确,我们需要希望:没有希望地行动与生活,是超出我们力量之外的。然而我们并不贪婪,我们无需太多的赐予。我们不需要确定性。”

然而雨就是雨,即使千年万年,此地彼地。

伞遮不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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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不信神”的鼓吹说开去

明明是作为执法者应当受到监管,却被一句“能力与责任相匹配”而免除了被监管——因为他们有此能力;明明是作为公民应当监督权力,却被一句“能力与责任相匹配”而被剥夺了权利——因为能力不足。那么我们要问:是谁来定义“能力”高低?是谁假“能力”之名要把他人的自由收走?我没有看到神明的影子。

太初之时,诸神并没有告诉人类说他是不足的;不过在时间的历程中,人可以寻求更好的事物,而且也发现了更好的事物。

这些年来,我常常会听到一种言论: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因为它很早就摆脱了西方国家对神明的崇拜。中华文明从来都是顶天立地的。

“早熟的文明”可以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比希腊、印度等地的口述历史和英雄民族长诗传统,中华文明区域内的确没有这样的长诗流传,而且它很早就建立起了坚固稳定的国家统治制度。从这一角度看去,这一说法可以成立。

但是,“早熟”、“不信神”就意味着“顶天立地”吗?

有一句话想必大家并不陌生:“中国人发达时口中说的都是儒家治国平天下,不走运时就开始念起黄老了。”但其实无论儒家亦或黄老,我们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这个“命”是个什么东西?诚然,学习周易八卦、紫微斗数的人们声称可以参透命数。但对于并不掌握此项“技能”的人来说,它常常是一个人在面对失败和不公时的归因。作为一个自我安慰的托辞来说,这其实无可厚非。但是把降临到自己身上甚至数以万计的他人身上的悲剧归因于不可捉摸的“命运”,就无异于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例如说荒唐的抗疫三年后这场荒唐的混乱开放中,红色中国的互联网上从“国家保护我三年”到骂“躺匪”,可以说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发泄到了在“动态清零”期间发出抗议、要求科学理性防疫的人——例如张文宏医生。甚至于因为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的同胞而最先行动的南京传媒学院已经在网络上被污名为“被境外势力利用”、“躺匪窝点”。

为什么这些人在“动态清零”封城期间不会因为自己的生活存在困难或者看到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不相信这些人都是在那段时间没有“被铁拳砸到的人”——而质疑清零政策,却会在此时声讨所谓“躺匪”?我们暂且只考虑字面上的问题,甚至都无需问他们:“如果你真的认为‘开放’是因为你口中的‘躺匪’,那为什么你现在不利用他们的方法去要求重新隔离你、封控你呢?”

如果你曾经在“动态清零”期间与“清零派”交谈过,当被问到:“封城也会造成很多人的死亡。难道你没有看到那些因为封控而得不到化疗、得不到药物而死去的人?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饿死在家的老人?都说谁的家中都有老人和孩子,那么封城来临时如果他们被封控在家怎么办?”时,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我会尽最大努力做好万全准备,但如果还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那就是命。至于你说的那些人,这都是没办法的事,你没法要求一个完美的政策。这都是代价,这都是命。”

为什么与骂“躺匪”时不同,他们这时候又认为“这是命”了呢?

或许这也与我们的“早熟”有关——识时务者为俊杰、明哲保身嘛。

但由此可见,这份“早熟”并没有像它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不信神”,反而把这个“神”扭曲、扩大化了——那些自认为无法对抗的,无论善恶,统统奉为不以“神”命名的神明。

“神明”之事自然变成了凡人无法过问的话题,可是凡人毕竟也有喜怒哀乐,那么怎么办?怎么发泄自己的情绪?于是凡人把矛头指向了与自己一样会受伤会流血的同类。

于是我们看到接诊发烧患者的医生被患者举报后锒铛入狱、防疫执行人员无视法律声称“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就将业主强行带离家中、男子为给孩子送奶粉持刀闯卡被执法人员压倒、女子从方舱回家后发现家中被消杀得混乱不堪后从高楼跳下、两位司机因为没有进行报备而以“造成当地疫情流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拘留、学校超市店长帮助被隔离的学生携带书本和药物被校方罚款、发生火灾后网络上还要咬定“是执行的问题,与疫情防控无关”、为遇难同胞哀悼被斥为“境外势力”、“不是本地人”……

老实说,从此类种种里,我看不到任何“顶天立地”,反而满眼都是“奴颜卑膝”,倒是他们口中的“被境外势力利用了”的“唯恐天下不乱”者颇有一番敢怒敢言的顶天立地姿态!

再说到那被奉为“神明”的“不可言说之物”,它真的能够像传说中全知全能的神明一样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完美无瑕,以至于人压根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听之任之吗?当然不是!但有一点是没错的——它希望我们不要思考、不要出声、更不要动作,被动地接受降临到自身的一切。正所谓“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它希望人们心甘情愿地交出自由,以“受它保护”的名义。

可它真的能够不犯错、“保护”我们吗?当然也不是。它已然是一个权力无穷大而拼命推卸责任的统治者。权力无穷大,所以可以一声令下让一个城市陷入封控甚至执法人员踹门消杀;责任无穷小,所以可以在没有拿出任何应对措施的情况下放任“放开”压垮城市医疗体系。疫情三年里,它的确在一开始靠着低人权优势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它犯过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难以纠偏,甚至无需付出什么立时的代价。

然而往往到了此时,在人们要求知情权和问责,争取自由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能力与责任相匹配,那些普通人、社会底层人,他们没有承担起责任的能力,不能给他们自由”。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首先,若要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那么所谓“能力大”的掌权、执法者是否就能承担起他们的责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次,是否“人民得到民主自由就会滥用它”?从国外的民主实践来看,这样的断言显然也是片面的,更别说共和国的“公民”难道得到过这样的自由吗?也许有人会拿出文革十年的动乱来举例,但是文革之祸究竟几分是因为“暴民愚民”,又有几分是因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呢?又或者说,文革中的人民难道是“公民”吗?

明明是作为执法者应当受到监管,却被一句“能力与责任相匹配”而免除了被监管——因为他们有此能力;明明是作为公民应当监督权力,却被一句“能力与责任相匹配”而被剥夺了权利——因为能力不足。那么我们要问:是谁来定义“能力”高低?是谁假“能力”之名要把他人的自由收走?我没有看到神明的影子。

难道把别人的自由收走,就可以创造完美无瑕的社会吗?似乎顺着持“无能力者不担责”论点的人的想法走下去,就会推出这一结果。其实我们无需用那句“通往地狱的路原本是要去往天堂的”来反驳。因为按照“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来说,做事之前怀着追求完美的心态并不是坏事。但收走他人的自由后,掌权者是否会追求完美,我们不得而知;ta的“完美”是否真的可以让所有人都幸福,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此时被夺走自由的人们只有被强迫和服从的份——正如同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惨案,与其说是“乌托邦”之过,倒不如说是强迫之过。若有人心甘情愿为“乌托邦”而死,那么我们都愿意称赞此人为猛士。但若是为了自己想要的“乌托邦”而强迫他人去死,便只能是暴君行为了。

而被夺走自由的人,因为早已忘却了反抗的选择。除了在忍无可忍、生死攸关时出于非人而是动物本能拼死一下,平时更倾向于用各种理由蒙骗自己、说服自己。甚至在身旁有人呼喊之时,也能够冷眼旁观。甚至于他人的呼喊换来了自己的得利时,他们会转而指责那人“早就说了,国家会体谅我们,你之前还乱咋呼“。

说到这里会发现,与其说是“中国人不信神”,倒不如说是“超越性”的丧失。正如同“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又或者“一个真正的无产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所畏惧,因此可以在掌权时胡作非为,可以在困顿时奴颜卑膝,尽显“被统治的艺术”。

是因为大家都不知自由之可贵吗?其实很难说。毕竟没有人天然就愿意被管着。人们让渡出自己的自由,是为了能够换得政府的服务与保护。可是面对着权力无穷大而责任无穷小的统治者,仅仅唤醒人们对“自由”的珍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上者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下者克服“看戏”与“搭便车”的心理,为他人发声和行动。

正如秦晖老师在《传统十论》中所说的那样:“应当说,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实践者。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绝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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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关爱”之可怖

一个口中讲着“我看到的爱是如此这般至死不渝”的人,却吝惜于将自己的爱拿出一点点来去体谅、安慰他人,这实在让我怀疑ta有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够坚持这份爱。

想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很简单——某天,我在微信看到一位网友发了这样一条(大意)朋友圈:xx看了有关家暴的视频后好像受到了刺激,也开始给我看了。我看后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这位网友在与ta的朋友之后的交流中,表示,是因为自己的朋友“不懂识别爱也不是怀有爱的人”所以才会害怕自己日后也会遭遇家暴。甚至接着,这位网友又断言道:“所以你也会遭遇家暴。这是你的代价,不是我的。以后不要再给我看这些视频了。”
更让我觉得惊讶的是,这位网友举例发生在集中营里至死不渝的爱来告诉自己的朋友“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以此证明自己的朋友所讲述的“人会被家暴”是因为“这个人不会识别什么才是爱”。
我的这位网友十分推崇“自我关爱”、“幸福课”等等的概念,认为“爱人必先自爱。人应该时刻照顾好自己的心灵,人们感受到痛苦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去爱自己,如此也就无法去关爱他人”。十分陈词滥调且如今又非常受欢迎的观点,对吧?
但是我请问你,哪怕是完全不懂此类观点,只要有过与他人的交流沟通经历的各位,“关爱他人”,是不是包括当自己面前的人伤心难过时去理解、安慰ta?“关爱他人”,是不是意味着要承担一部分对方的痛苦?
可是要求人们“关爱自己”的“理论”却蕴含着“人的痛苦全是因为自己不够爱自己,除此之外无人需要为此负责”的,将人与人全然孤立的意味。
一个口中讲着“我看到的爱是如此这般至死不渝”的人,却吝惜于将自己的爱拿出一点点来去体谅、安慰他人,这实在让我怀疑ta有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够坚持这份爱。
集中营里至死不渝的爱固然令人感动,可是这份爱并非是为了要满足后人的浪漫化想象而存在的。如果说幸存者因为有这份爱而支撑着自己活了下来,而死难者就是因为“心中没能怀着足以战胜邪恶的真爱”才死去,这……人不该发表诛心之论,但这番说辞又比“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明到哪里去呢?
再回到“爱己才能爱人”,既然我的这位网友认为自己已然参透了“爱己之道”,那么ta是如何去“爱他人”的呢?
——说他人不懂得“关爱自己”,并且要求对方不要再把这些东西给ta看。
……如果这也能被称为是“关爱”的话,那一定是他们的创造。因为如果没有对他人此刻处境的了解,没有对他人此刻情绪的感受,人是无法“关爱”对方的。只要看看“care”以及“concern”的词源边可以得知,这两者中有“con”即“一起、共同的”的含义,包含着“承担责任”的意味。
曾经有人像我解释“关爱自己”的意思:你的心灵是很重要的东西,要多抱抱它,跟它说话、安抚它、与它和解,遇到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要认真听从内心的声音。世上所有的痛苦、迷惑都是因为对自己的关爱不够,没能听从自己的真实内心。
其实,若是在“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时代,我认为怀有如此这般的心境并无什么不可。然而我们能够发现,越是在人人都痛苦的时代,“关爱自己”的呼声就会越强烈。可这对于我们生活的中国,是一件十分“可怖”的事。
因为它将要把我们带入“无需关注任何人也无需思考环境是否出了问题”的境地之中。“被家暴?那是因为受害人不会识别什么是爱” “觉得学业/工作压力大?那是因为你没能与自己和解”“因为封控而痛苦?那是因为你没有关爱自己。”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没有人需要对此负责、没有什么错误需要改正、没有什么进步需要取得。
听起来好像乌托邦已经近在眼前了。但事实确实如此吗?恐怕没有人会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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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止步于那只山雀

其实谁会不明白呢?在目前中国的管控力度下,能够真正引发巨大改变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间的。所以,“老百姓只是想过安生日子”绝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甚至要被唾弃的想法。
比这可恶太多太多的反而是:“没救了,必须等着铁拳砸醒”和“中国人不需要民主,中国人愿意让渡权利去换好日子”的说法。

大雾重重

时代喧哗造物忙

火光忷忷

指引盗寇入太行

万能青年旅店《山雀》

最近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愤怒、悲伤、沮丧的事,我们的心在一次次、一次次的失望中,似乎在习近平的第三次任期终于尘埃落定后沉入了谷底。我想没有人会在这段时间不时常感觉自己被无力和绝望感包裹着——可能自己或者至亲好友身在大陆的人感觉尤其明显。
正如“其上者申韩,其下者必佛老”,每当这个时候,“老百姓没想过那么多,就是想过安生日子”“什么民主自由,大家不懂那些也没想过那么多,但是你不能不让人正常生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不害人,我只想过自己的生活”……类似的言论也越来越多。
的确,这是个让人丧气的环境。我们的肉身被各种“码”困住,思想在网络上被奇奇怪怪的敏感词捂住——甚至因为四通桥勇士的义愤而被永久封号的人据说有几十万之巨。真是应了被下架的《隐入尘烟》的那句台词:“面对镰刀,麦子能说啥?”
要就此消沉下去吗?反正我们似乎也做不了什么了。当你面对着穿着全套防护服、开着大巴车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带你们去方舱”的人时,可以说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当然,这并非说所有的反抗都会无效。三年来,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不卑不亢的据理力争,舆论呼吁引发改变的事件,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真的只是太微小太微小的胜利。它们能带给我们欢欣和鼓舞,但却会被下一波巨大的无力感不费多少力气地冲走。
其实谁会不明白呢?在目前中国的管控力度下,能够真正引发巨大改变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间的。所以,“老百姓只是想过安生日子”绝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甚至要被唾弃的想法。
比这可恶太多太多的反而是:“没救了,必须等着铁拳砸醒”和“中国人不需要民主,中国人愿意让渡权利去换好日子”的说法。
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这些话语里隐藏着一个目的:排除掉话语使用者的责任——不清醒的人,我没有责任去救,等铁拳砸到ta身上,ta就醒了(不醒那就是ta彻底没救,活该)。或者,中国人愿意让渡权利,只要能过好日子。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得共克时艰,抵御外敌,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如果有人的人权什么的受到了侵害,那也是他们愿意的,忍一忍吧。
但是,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人与人的力量、选择、社会地位本就是十分不平等的,由此也就可以得出,人与人所负的责任也该是不平等的。例如说一个权力极大的政府,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应当是极大的;一个权力处处受限的政府,要求它照顾好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难以实现的。放在人身上也是一样,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政府官员,是绝不能说自己只需要承担公司职员甚至小摊贩一样的社会责任就足够了的。
我绝不是要拿那种“你受了国家的栽培,就要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的垃圾话来为自己佐证。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中国,我们最应该警惕的就是言必称“报效祖国”。因为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去拥抱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时,ta几乎可以推卸掉所有的“要求ta个人为他人承担责任”的要求。因为,那时的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有自由和思想的人,而是成为了大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枚螺丝钉,或者一个锤子,一把钢刀……
可我要说的是人。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模糊掉面孔的人,而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身份的人。比如说作为基层官员,你怎么能把“老百姓不在乎人权、自由,他们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作为自己工作时的准则?三年来,封城所引起的人间惨剧难道不是有这样的思想的“功劳”吗?能吃上饭就行,所以用垃圾车运送食物是“不得已而为之”;别影响到其他居民,所以把阳性患者关进大巴、拉进方舱、入户消杀、杀死宠物……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老百姓不在乎人权、自由”?!
又或者是认为“粉红”只能由“铁拳”砸醒。这其实也不只是免除了自己——作为一个“不粉红”的、懂得更多比如说防疫知识或者法律又或者历史等情况的人——去在自己的力量范围内了解、理解他人的责任,还一道免除了本该为不合理的事情发出更大声量的人的责任。想想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想想面对白岩松的质询含糊其辞的吴尊友、想想这些年来做出荒唐疯狂举动的人?想想,论证“亩产万斤”是可行的的“科学家们”。
我知道,这些人当然可以辩称自己没有选择、没有办法或者是“这是上面的安排”。那么,这何尝不是汉娜•阿伦特提出过的“平庸之恶”呢?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时,讲到了希望放弃自己的个性与独特性,放弃思考责任、对错,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甚至超越国家的、纯粹理念性的“规律”之中去的人们。丧失了“公共性”后,人们发现自己甚至已经无法行动,成为了孤立的个体。
我想到了对我国历史行政体制的一句总结,即“百代皆行秦政治”——皇权一插到底,通过“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税”、强制原住民离乡、拆散世家大族等手段,一次次打散民间小共同体力量,以至于发展到文革时期“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一家人相互告发等惨案。甚至于如今,我们又看到了“十户长”的重现、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例如说小区内、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所谓“不配合防疫政策”的当事人的残酷攻伐。
不该这样的。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从不认为“人与人在能力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也一直认为“人与人在责任上同样不是平等的”。如果人人都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我们必然会落入那个“平庸之恶”泛滥的世界里去。
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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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了,然後呢?

“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

《唐雎不辱使命》

其实写这篇文章纯属临时起意。起因不过是我在毛象表达自己对秦晖老师的《走出帝制》的喜爱时,被一位象友输出了一顿“秦晖明明是在为儒教‘洗白’,你难道认同他所说的‘文化无高下’?看到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的苦难,你怎么能对儒教的恶视而不见?你为什么不愤怒?”

然而,我不仅不觉得秦老师在“洗白”所谓的“儒教”,更不觉得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的苦难可以简单归因于“儒家思想”。不过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并不想探讨(水平不够探讨不了(._.)

我只是想起另一个问题:我们愤怒了,然后呢?

喜怒哀乐本就是人之常情。文艺作品中,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的源头,常常是主角面对发生在自己或者他人身上的事情时的愤怒。如今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更是越来越被愤怒相伴。估计不会有具备生活常识的人能够面对着如今发生的荒谬事而不愤怒的。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没有愤怒后的振臂一呼,那么无论是为权利而争取还是激烈的革命,都不会发生。

要如何发出那一声呼喊,仅凭愤怒吗?要如何让令人痛苦之事不再发生,仅凭挥洒怒气吗?

当然不是。

如果以为“愤怒”一定能带来公正的行为,那更是大错特错。皇帝也会因为官吏办事不力而龙颜大怒,但龙颜大怒的后果却未必是民众喜笑颜开。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早已经打倒了皇帝,你所说的情况早就不存在了。那么,如果仅仅因为“我愤怒了”,便持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对看上去没有怒火的人横加指责,这份指责是否又会变成一个新的“专制”呢?

我知道,在如今的中国,我们甚至连表达和行动的空间都越来越小了。面对如今封城中的种种感到愤怒,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本能反应。但是,如果任由自己的怒火膨胀,并且不去仔细寻找这份不公“何以至此”的原因而把它归到某个单一因素中的话,这份愤怒将很难引起具体行动,那么它几乎必然会导致一个人情绪的肆意释放和最终的绝望。

有一句过去几年十分流行的话——“为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很遗憾,人并非活在道理中,而是活在现实中。人人都被教育过要诚实、要善良,可是善意的谎言算不算不够诚实?灭绝人希望的真话又是否真的算得上善良?如何处理这些道理的应用,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做出更合适的行为,才是生活中更重要的课题。

比如说,一个人首先把中国几千年来的苦难归咎于“儒教”的存在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是究竟是儒教的哪一(几)方面主张导致了这几千年来连绵不绝的苦难呢?为何它竟然能够历经从“焚书坑儒”到文革批林批孔,再到今日依然生命力顽强呢?它究竟又是怎样被一步步嵌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之中以至于我们即使再向往“科学民主自由”都无法与之抗衡呢?再进一步,如果说正是因为“儒教”强迫人跪拜“一尊”,那为何,文革之中明明把孔子的祖坟刨了,文革之祸还要记在儒教头上?如果说仅仅对儒教愤怒就可以换来一片新天地,那为何仅仅近现代我们就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甚至八十年代的“河殇”呢却依然沉沦在这片“温情脉脉的昏暗”中呢?

也许即使能够搞清楚这些问题,也依然无法停息“远方的哭声”——这真的是一件让人无论如何都会灰心的事——但是它一定能够比简单地憎恨“儒教”更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他人的行为时多一分理解和体谅,从而看到更多行动的可能。

就像西塞罗曾经发出的问题:“为什么怜悯竟胜于给人以可能的帮助呢?或者,没有怜悯我们就无法慷慨助人了吗?”

我们愤怒,为的是能够有动力找到“何以至此”的原因,和“该如何做”的可能,以至于让自己终于明白“公义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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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样因为“高敏感”而受伤的人

“我一直觉得高敏感和高共情能力在同一个人身上是一种诅咒”。这一定是一句能够引起现代人极其强烈共鸣的一句话。

“我一直觉得高敏感和高共情能力在同一个人身上是一种诅咒”。这一定是一句能够引起现代人极其强烈共鸣的一句话。
与他人交往时不知如何是好、经常因为他人一些不经意的反应而自责,甚至在脑子里上演了一整集电视连续剧、即使是与熟悉的人在一起,也常常会担心自己的话语会引起误解……大家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叫做“高敏感人群”或者“讨好型人格”云云,究其原因,不外乎“我们的共情能力太强了,所以经常委屈自己去照顾他人细小的的情绪”。一个强颜欢笑的受伤者形象就这样成为了这一人群的精神写照。
更进一步,你会发现他们大都有一个“需要用一生来治愈的童年”,而且都发誓绝对不要自己的下一代(如果有的话)经历自己遭遇的一切;他们要么熟练地使用“能量”、“内耗”、“精神力”等一系列玄妙的词汇,一起加油鼓劲;要么一边抱怨他人共情能力低,一边不断告诉自己要向身边铁石心肠的人学习。
总而言之,他们总是扮演着“受害者”的形象。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路上迎面遇到一辆自行车的经历?一瞬间会惊慌的,对不对?没有社交常识的人在“遭遇”他人时,就像是不曾骑过自行车的人面对着一辆像自己迎面驶来的自行车一样。因为完全没有接触过,所以只能胡思乱想。而当代的我们更像是只在书本上学过“怎样骑自行车”。因而在遇到上述情况时能做的只是盯住自行车的车轮或者把手之类的。但一个真正骑过自行车的人会怎么做呢?
还要看骑车人的状态、当时的路况等一系列不局限于“这辆自行车”的因素。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不要去想,而要去看。”意思是我们在领会一句话的含义时,不能仅仅将目光停留在这句孤立的话上一路探究,而要去“看”这句话的情境。说话的人、ta在何时、何地、什么样的情况下说出了这句话?
只有对情境的觉知,才能导向理解。离开情境,即使是“1+1=?”也不会有统一的答案,例如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还是一升水加一升酒精。
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了,所谓“高共情力”的人恰恰是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孤立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情上,然后由此往深处延展开去,由此导致了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自己也算是一个所谓“高敏感”的人,从小到大没少听过身边人安慰我说“你想多啦,我没有那个意思的”。但是如果按照上面的解释方法看来,我恰恰是缺乏“共情能力”的人。
我做不到觉察他人所处的具体情境,因而面对对方抛来的举动,我只能机械地、努力地从自己的角度为其寻找动机,然后应对。人在面对未知时,恐惧和焦虑可以说是本能的反应,因此那些“想多了”、“想得到回应”……大概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的担忧——ta会不会不喜欢我、觉得我做错了?
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这里我当然无法像网络上常见的“人际交往大V”一样给出你一二三几条建议,或者告诉你你要“停止内耗,保护自己的能量场”。我能讲出来的可能是一句像是口号一样的话:“学会把人当人。”
这是一句同样在社交网络上被用烂了的话,但是放在今天的这篇文章里,它会变得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你也许会问:“我当然知道要把人当人啊,否则我怎么会去在意他人的情绪呢?”是的,但这只是最基础不过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要在与具体的不同人接触时关注到ta的经历、ta的处境、ta的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与ta展开交流。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把对方当作“人”,而不只是不同于自己的“环境”。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做的不是从自己出发,而是要看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
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一定是比强迫自己做个铁石心肠的人要让人舒畅得多的事情。正如苏格拉底所言:“离群索居者,不是神明,就是野兽。”人类必须走那样的路。即使是生活在被称为“原子化社会”中的我们,也无法逃避心中对彼此联结的渴望。否则你要怎么解释心中放不下的那份“敏感”呢?
也许你又会问:“但是如果我去这样时刻体会他人的处境,会不会因此失去自我呢?”我的答案是:“不会,恰恰相反,你会因此而最终成为你。”如何去理解他人的处境、拥有多少能够看到不同可能的想象力、做出怎样的选择,在此之中有千千万万不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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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骨匠

遗骨燃烧起来时只有噼啪的火声,过了一会,我听到了流泪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有一千个一万个人在哭泣,转眼已成汛期河水的轰鸣。我和诗人一齐向火光中望去,因为汹涌奔腾而黯淡的水色吞没了我的视线……火焰里,烧出了滔天洪水。

“喂,你在做什么啊?天都快要黑了来这种地方……烧骨匠啊,现在竟然还有烧骨匠。”
我知道那个声音是在说我。这里方圆几里可能都没有其它活人——死人可能不在少数。既然他认为我是烧骨匠,我便继续不出声就好。师傅说过,他一刻也不愿多等。
那个人没有离开,似乎在我身后不远处坐下来,然后很久不出声。夕阳从山头一点点落下去,我眨眨眼挤掉一粒折射日光令我眼睛发晕的汗水,然后看到更多汗水落在被铁锹翻开的黑而凉泥土里。
“怪了,我一路走来,也没看到官府的人。烧骨匠不能私自焚烧遗骨吧。”
我依旧不答话。只听得身后的人似乎打开随身包裹取出了吃食。我闻到了像是烧鸡的味道,偷偷咽了下口水。
“你饿了?”那人的步子风一样快,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递过来一根鸡腿。见我惊讶,他用另一只手——拿着一只烧鸡的——手背蹭了蹭额角,笑道:“吃吧,给你。”他说得很慢,为了让我看清口型。他唇薄,唇线很清晰,就像他整个人一样,清清爽爽的。
“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站在紫色夕阳包围的乱坟岗中,罩在洁白的袍子里的人笑了笑,问道。
我只是接过他递来的鸡腿,咬了一大口。好吃,就是有点渴。我蹲下去打开水囊,又看了看他。
那人摆了摆手,笑着没有说话。
“谢谢。”我打着手语问他:“你是谁?”
“是问我是什么人吗?”他很缓慢地问,得到我的肯定后,他想了想,打起了手势:“我是个……怎么说呢?是个很差劲的诗人。”
“为什么懂手语?”
“为了听更多的故事和写诗。”他的手语不太熟练。但他嘴巴也在出声,所以我很快就听懂了。
我点点头,继续自己手头的事。他口中却继续说:“如果你要在这里烧骨头,我是不是也就能听到骨头里的声音了。”
烧骨匠工作时必须由官府负责把守场地,决不允许无关人等靠近。因为遗骨被焚烧时,死者曾经的怨恨、委屈、愤怒……都会随着噼啪的燃烧声传出来,那些声音里有的是帝国不愿让民众知晓的事情。所以,烧骨匠必须是耳聋嘴哑之人。
哭声止步于烧骨匠。
哭声被止步于烧骨匠。
可是师傅告诉我,他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烧骨匠。他和他所在的村庄里的所有人是被官府强迫集中起来去烧骨头的。他们起初都不知道自己会从那一堆白骨中听到什么。
官府的人甚至都没有费力去把他们变成聋子和哑巴。那些穿着官服的老爷们把村子里的人赶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接着要求他们就地焚烧骨头。村民们跪下来乞求,他们明白,知晓了死者的怨言就是知晓了国家的秘密,是必死的大罪。可是官府的人却用刀枪指着村民,告诉他们要么照做,要么立刻被杀死。
村民们都认为烧完骨头后就是自己的死期,官府绝不会放过他们。但他们错了——几乎没有人能在知晓了这么多痛苦后还活得下去。甚至有的村民像先前乞求官府留自己一条命一样乞求他们的刀枪。
他们说一闭上眼睛,被自己焚烧的人的魂魄就会出现,血泪如同他们的哭诉无休无止,血流成河、血泪成河。梦魇中的死人并不会像恶鬼索命一样恨不得把活人拆吃入腹,他们只是在哭诉。
村民们说那是像自己一样无辜的脸,泪流满面的样子仿佛火焰灼烧的劣质蜡烛。烛泪在人心里烫下一溜疮疤,没有人能怀着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活下去。
师傅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村民。当他从死一般的昏睡里醒来后,面对着死一般的寂静,疯了一样寻找着村民们的遗体,点了一把火。
遗骨安静地燃烧着,没有风,青色的烟飞上天。师傅什么也没有听到。
这是师傅最后一次离开时告诉我的。那时他已经时日无多,他要我一定要来到这里——他曾经埋葬自己的村民的地方,烧掉他自己的遗骨。
太阳最后的光芒还挂在天上,但已经不能照亮任何。那光亮像是暮色的囚徒,被从两侧的森林开始逼仄。我望着被挖掘出的师傅的遗骨,双手合十为他念了几句经文——也是师傅过去教我的。
“你……你会说话?”诗人惊讶的声音靠近我,“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嘘。这是我师傅,你不是想听故事吗,可不要后悔。”我把一边的炉子生起火,拾好师傅的遗骨后对诗人说道:“可能会死的。我师傅的村人们就是因为听了太多遗骨的话,就死掉了。”
“是吗?可我还想听你讲更多故事呢。”他说着也对师傅的遗骨行了礼。
遗骨燃烧起来时只有噼啪的火声,过了一会,我听到了流泪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有一千个一万个人在哭泣,转眼已成汛期河水的轰鸣。我和诗人一齐向火光中望去,因为汹涌奔腾而黯淡的水色吞没了我的视线……火焰里,烧出了滔天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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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之旅——安哲羅普洛斯《霧中風景》

如果说第一次观看时,我认为这部电影是一部“绝望的童话”,那么这次我似乎体会到了安哲对《雾中风景》的定义:一场发现奇迹之旅。

别怕,我给你讲个故事。一开始只是一片黑暗,后来才有光出现。

伴随着姐弟两人分别讲述的同一个故事,我再次看完了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雾中风景》——脱胎于安哲为自己的孩子写作的、有关两个小孩寻父的故事。 第一次观看时,我能够感受到的只是悲伤和绝望。就像是电影里浓重的雾一样无法消散,像是那超出人的预料的长镜头一样满溢。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大雪里濒死的那匹白马时,我忍不住和电影里的亚历山大一起失声痛哭——要说原因的话我依然讲不出来,但是那个在远处婚礼快乐的音乐里,无依无靠的姐弟两人看着白马一次次挣扎着抬头像是在确认自己的死亡的画面着实令人心碎。 如果说第一次观看时,我认为这部电影是一部“绝望的童话”,那么这次我似乎体会到了安哲对《雾中风景》的定义:一场发现奇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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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ula和弟弟Alexandros为了寻找“只在梦中见过的父亲”,终于鼓起勇气登上了前往德国的火车。然而,由于姐弟两个并没有购买车票,在第一站就被乘警交给了当地警察,并在警察将他们带去舅舅的住处时,偶然得知两人其实是连生父是谁都无法确定的私生子。 Voula大喊着“你骗人”,却无奈因为舅舅根本不愿跟他们有联系而和弟弟一起被带往警局,等待他们的大概是被送回家中。 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下雪了”。整个警局的人蜂拥而出,屋子里只剩了姐弟两个和一直念叨着“绳子从他脖子上掉下来了”的妇女(《重建》?)。 这是安哲电影中象征希望与转机的黄色雨衣工人们第一次出现。仰头望着大雪落下的人们一动不动,脸上挂着平静的笑容。姐弟俩只迟疑了一会,接着便手拉手飞奔起来。 他们再次登上了火车。 这一站迎接他们的是婚礼、濒死的马、泪水。我突然觉得还好有那匹马,不然幼小的孩子该找什么机会哭一场呢?

02

搭上剧团成员Orestis的车后,电影终于进入了温馨的剧情。英俊、温柔的Orestis同意载两人去城里,在路上,Alexandros还通过自己的劳动换来了一份三明治(这里的镜头设计也很巧妙。Alexandros在得知收拾桌子后就能得到食物后又向老板确认了一次“全部吗?”这时镜头移动,观众看到了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一眼望不到边的待清理的桌面)。 “知道吗?你们两个小孩很有意思。你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在乎时间,但是你们其实有地方一定要去。你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对吧?” “那你呢?” “我吗?只是一只漫无目的的蜗牛罢了。” 三个人在雨后的夜晚漫步时的对话展示出巨大震荡后的世界里,怀有着坚定信念的竟然是稚嫩的孩子,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难过的事——你几乎可以想到他们还要经历多少苦难,因为孩子的执着、为了见到雾中的树。 Voula被侵犯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安哲也没有让我们看到残忍的过程——他的电影中,死亡、侵犯、处决总是发生在视野的盲区,观众只能看到近乎静止的画面,然后有人冲出来,镜头拉近,一切已经结束。 果然,实施侵犯的卡车司机仓皇逃走,观众只能看到Voula衣衫不整地坐在卡车后。血从她的裙子下流出来,流在车上,流在娇小的手上。 一个幼小的女孩在对世界尚且懵懂时,遭遇了残酷。这便是最深的残酷。 我突然想到,Voula这时会不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因为她已经从舅舅的口中听说自己和弟弟是“没有父亲的私生子”。她会从这场被侵犯中联系到自己的出生吗,她会不会诅咒那个宛如地平线一样的父亲……还有她自己呢?

03

影片接下来的情节,我想要称之为“无处不在的心碎”。 先是Voula再次面对自己喜欢的Orestis时内心涌起的激动与哀伤,情感的破碎。 再是Orestis发现流浪剧团即将解散,大家的戏服也要被拿去变卖,容身之地的破碎。 最后,三个人在海边,看着直升机带走了那个没有了指路食指的大手——在《尤利西斯的凝视》中,我们发现那只手可能来自列宁雕像,它的残破暗示着当时的东欧剧变。Orestis捂着脸说:“就算我在这里大喊,又有谁能听到呢?”观众跟随他们三人,迎来了梦想、信仰的破碎。 三重破碎后,Orestis决定卖掉自己的摩托车,明天就去参军,三人的分别就在眼前了。 然而,就在这一晚,Voula发现自己喜欢的Orestis原来是一名同性恋者。得知真相的女孩一言不发地拉着弟弟离开了昏暗的酒吧,Orestis追上来,一遍遍说着“我不希望我们是这样分别的!” “我不希望我们是这样分别的!你们就要赶不上火车了,我带你们去车站!我不希望我们是这样分别的!”最终,Voula扑在Orestis怀里大哭起来。 Orestis抚摸着她的头发,轻声说着:“小独行侠,第一次总是这样的。第一次总是这样的,有时候你以为自己会心碎,但也就是这样而已了。你的脚在发抖,你想要死吗……?” 黑夜、背影、破碎的心、一转身可能是永别。

04

历经千辛万苦,姐弟俩终于坐上了通往德国的火车。仿佛烦恼都被抛在了脑后,他们正大光明地坐在车厢座椅上,相视而笑。 这时,火车似乎正在经过隧道,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毫无起伏的播报声响起——他们即将越过国境线,没有护照的人将无法进入德国。 画面一闪,切到了夜晚波光暗淡的河面,听声音是有人想要划着船偷渡国境线。随着一句喝问和一声枪响,画面彻底黑暗。 黑暗中,Voula说:“我好害怕。”接着是Alexandros的声音:“不要怕,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一开始只是一片黑暗,然后才有光出现……” 随着Alexandros稚嫩的声音,雾气蒙蒙取代了黑暗,姐弟二人手拉着手,走向雾中的天际尽头—— 那里有一棵树。

05

对于Voula和Alexandros的结局,安哲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原因是安哲一开始设定了姐弟二人悲惨的结局,但他的女儿听后认为那太令人伤心了,于是安哲修改了那个结局——也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感觉自己被巨大的绝望笼罩着,于是十分坚定地认为姐弟二人在枪声中死去就是结局。但这次我更愿意接受这个朦胧的、充满启示意味的结尾。 人为何从古至今,一次次踏上寻父/寻亲之旅?无论是希腊神话《伊利亚特》,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千里寻亲,无一不关系到一个作为人的根本性的问题:我是谁? 诚然,人总是需要一个集体、一个容身之所来让自己有所归属——正如姐弟两人的“寻父”。但“我是谁”的答案,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找得到。 他们“父亲”是一个地平线一样的存在,使Voula与Alexandros踏上充满未知的旅程,见过悲伤、见过奇迹,经历痛苦、经历美好……正如一个人的一生,上下求索,于无望处看到希望,看到那“迷雾之后,遥远天际,有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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