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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遮不住雨，即使是

铁铸的

天样大的伞

周梦蝶

面对压抑与痛苦时，想要尽快摆脱它们是人之常情，从我们经常喊的“毁灭吧，赶紧的”中就可见一斑。在面对一个人们对民主自由求而不得的国家时，恨恨地希望它最好明天——不，最好是下一秒、立刻、马上大厦崩塌才好，实在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仅仅靠着这份恨意，恐怕很难实现这个目标。而面对模糊的前路，谁会不想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呢？

最近经历了一场争论，首先是一位群友说中国的一切都应该否定，中国人也不例外。接着就有人质问这位“你是不是‘支黑’？”然后也发言说你们这样的人太可怕了，这不就是想搞“献忠”吗？我话放在这里，如果现实中见到这样的人，我也会对等地见一个杀一个。

之后，被指为“支黑”的群友没有说话，但质问ta的人情绪激动了很久。不停表示这简直是类似纳粹、南京大屠杀的行径，自己绝对不能容忍。如果有人胆敢对自己的家人做出这样的伤害，那么自己绝对要对等报复。甚至说着说着，扬言要“清理”这样观点的人。

这时另一位群友安抚说：“你真的认为ta（被指为”支黑“的群友）会出门在街上乱砍吗？首先这个人可能并不是你所谓的‘支黑’，其次，那些认为‘中国人该死’的人有几个真的会实施这样的暴力行为呢？不要把自己吓坏了。”

当街砍人、无差别伤人都是令人恐惧的社会事件，最恐怖之处就在于它的发生可以说是无法预料的——其实无需对那位群友说“如果你对等报复，不就是变成了你最厌恶的那种人吗？”，因为ta所说的对“支黑”见一个杀一个也是很难实现的目标——正因为其无法预料、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由“个人”负责的事情。

这明明是一个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所应该负责的。

如果不假思索地想要凭借个人的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后果可能不仅仅是轻而易举地免除了政府本该承担的责任。例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个人或者小群体要如何永绝此类灾祸？可能需要借助网络科学手段，监控和分析居民的日常发言和一举一动，藉此发现隐藏的“杀人狂”；如果认为效率不高，可能还需要鼓励人们相互告发；如果发现了疑似“杀人狂”的人不止一个，那么为了安全考虑应当把他们全都控制起来；为了防止其中有人与他人有密谋，还需要控制他们的家人和社交圈子；如果最终无法确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坏人”，可能最终所有这些人都要为这份“安全”而做出牺牲。

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个结果是“令人感到安全、安心”的。

又例如说想要全盘否定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其实这到底是个啥我还搞不太清楚，汉人的？中原的？儒家的？黄老的？中特的？）的人们，其内心想必也是愤懑乃至绝望的。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所有人的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更美好的向往——即使是说”我想要的只是毁灭“的人，如果在毁灭后依旧活了下来，难道不还是要面临着如何重建生活的问题吗？若是要重建生活，文化一定是无法摆脱的一环。其实在欧洲的历史里，“黑暗的中世纪”中天主教也成为了剥夺人的自由和人权的“工具”。然而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和斗争，宗教却能够成为捍卫民主、自由、尊严的“天赋人权”之出处。

我并非说我们只能固守“中国文化”，绝不能对所谓西方文明讲“拿来”。只是如果有人声称要弃绝、否定“仁义礼智信”，那么，这个人真的能够真诚地接受“自由、平等、民主、尊重、博爱”吗？普天之下其实无人不知自由之可贵，只是锁在手脚上的镣铐让我们无法立时得到它。如果因为人们被制度所约束而无法尽情追求更好的价值而认为他们生来就不配得到更好的，甚至认为他们只能世世代代被奴役或者只能等待毁灭，实在是太过不公平。

例如说元旦时，“我们视频”发出了一条探访疫情下的农村老人生活状况的视频。缺少药物的老人的药物来源只有儿女或者村中的卫生站，如果实在身体不适，儿女们也需要联系生产队前去探望老人的情况。当被问及基础病药物的钱从何而来时，老人们的回答都是乡村医疗补助。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居民保障支出只占总GDP的3.2%，着实少得可怜。但是对于老人和他们在外打工的儿女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保障。如果连这一点保障也失去，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真正的天塌下来。因此，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在“动态清零”期间吃了许多苦头的人依然会对“躺匪”恨之入骨。

然而这之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希望。在“封城”和放开后，全国诸多城市的居民互助活动其实比政府的服务无论在效率还是可靠性上都高出了许多，这无疑增加了居民们与社区等“官方机构”谈判时的底气——人们并非麻木不仁，只是没有选择。

我当然知道，中国并非是一个它所说的法治国家。但是，拿最近的“动态清零”的三年来说，并不是没有过因为人们在例如“国务院小程序”、“市长热线”等平台反映执法乱象而最终使事件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的行动，而且并非少数。再加上如今的抖音、微博平台发展壮大，设置了舆情管控措施的政府机关也不得不对其中响亮的声音作出回应。虽然我们心中都清楚，并非我们要求的每一件事都会得到回应，更遑论理想的结果，但这样一个（虽说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黑箱”不正是说明了每个人的行动都有可能引发改变吗？行动永远都不会是无意义的。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是的。8964的枪响依然令人心碎，34年的光阴里，多少荒唐、多少牺牲。良心犯的名单越来越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有名字被记录上去。他们在站出来时，岂会没有想过“此后我将再也无法有自己的清净生活”？如果中共可以用“不能忘记先辈的鲜血”来为自己如今的统治提供合理性，那么为了不让勇敢的人们的努力白费，我们选择发出声音、努力行动难道不是更加合理吗？

历史中，野蛮战胜文明并非罕见，文明的成果也常常毁于一旦。但是，被毁灭的结果难道就可以证明这一价值是不值得追求的吗？若是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场争斗中处于胜利者的地位，这不仅是人类无法做到的，同时也无疑是最懦弱犬儒的做法——它已然抛弃了自己的判断。要想永不失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结果出现时对自己拼命催眠。

可是这算什么正确的道路呢？

“的确，我们需要希望：没有希望地行动与生活，是超出我们力量之外的。然而我们并不贪婪，我们无需太多的赐予。我们不需要确定性。”

然而雨就是雨，即使千年万年，此地彼地。

伞遮不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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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之时，诸神并没有告诉人类说他是不足的；不过在时间的历程中，人可以寻求更好的事物，而且也发现了更好的事物。

这些年来，我常常会听到一种言论：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因为它很早就摆脱了西方国家对神明的崇拜。中华文明从来都是顶天立地的。

“早熟的文明”可以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比希腊、印度等地的口述历史和英雄民族长诗传统，中华文明区域内的确没有这样的长诗流传，而且它很早就建立起了坚固稳定的国家统治制度。从这一角度看去，这一说法可以成立。

但是，“早熟”、“不信神”就意味着“顶天立地”吗？

有一句话想必大家并不陌生：“中国人发达时口中说的都是儒家治国平天下，不走运时就开始念起黄老了。”但其实无论儒家亦或黄老，我们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这个“命”是个什么东西？诚然，学习周易八卦、紫微斗数的人们声称可以参透命数。但对于并不掌握此项“技能”的人来说，它常常是一个人在面对失败和不公时的归因。作为一个自我安慰的托辞来说，这其实无可厚非。但是把降临到自己身上甚至数以万计的他人身上的悲剧归因于不可捉摸的“命运”，就无异于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例如说荒唐的抗疫三年后这场荒唐的混乱开放中，红色中国的互联网上从“国家保护我三年”到骂“躺匪”，可以说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发泄到了在“动态清零”期间发出抗议、要求科学理性防疫的人——例如张文宏医生。甚至于因为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的同胞而最先行动的南京传媒学院已经在网络上被污名为“被境外势力利用”、“躺匪窝点”。

为什么这些人在“动态清零”封城期间不会因为自己的生活存在困难或者看到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不相信这些人都是在那段时间没有“被铁拳砸到的人”——而质疑清零政策，却会在此时声讨所谓“躺匪”？我们暂且只考虑字面上的问题，甚至都无需问他们：“如果你真的认为‘开放’是因为你口中的‘躺匪’，那为什么你现在不利用他们的方法去要求重新隔离你、封控你呢？”

如果你曾经在“动态清零”期间与“清零派”交谈过，当被问到：“封城也会造成很多人的死亡。难道你没有看到那些因为封控而得不到化疗、得不到药物而死去的人？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饿死在家的老人？都说谁的家中都有老人和孩子，那么封城来临时如果他们被封控在家怎么办？”时，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我会尽最大努力做好万全准备，但如果还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那就是命。至于你说的那些人，这都是没办法的事，你没法要求一个完美的政策。这都是代价，这都是命。”

为什么与骂“躺匪”时不同，他们这时候又认为“这是命”了呢？

或许这也与我们的“早熟”有关——识时务者为俊杰、明哲保身嘛。

但由此可见，这份“早熟”并没有像它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不信神”，反而把这个“神”扭曲、扩大化了——那些自认为无法对抗的，无论善恶，统统奉为不以“神”命名的神明。

“神明”之事自然变成了凡人无法过问的话题，可是凡人毕竟也有喜怒哀乐，那么怎么办？怎么发泄自己的情绪？于是凡人把矛头指向了与自己一样会受伤会流血的同类。

于是我们看到接诊发烧患者的医生被患者举报后锒铛入狱、防疫执行人员无视法律声称“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就将业主强行带离家中、男子为给孩子送奶粉持刀闯卡被执法人员压倒、女子从方舱回家后发现家中被消杀得混乱不堪后从高楼跳下、两位司机因为没有进行报备而以“造成当地疫情流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拘留、学校超市店长帮助被隔离的学生携带书本和药物被校方罚款、发生火灾后网络上还要咬定“是执行的问题，与疫情防控无关”、为遇难同胞哀悼被斥为“境外势力”、“不是本地人”……

老实说，从此类种种里，我看不到任何“顶天立地”，反而满眼都是“奴颜卑膝”，倒是他们口中的“被境外势力利用了”的“唯恐天下不乱”者颇有一番敢怒敢言的顶天立地姿态！

再说到那被奉为“神明”的“不可言说之物”，它真的能够像传说中全知全能的神明一样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完美无瑕，以至于人压根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听之任之吗？当然不是！但有一点是没错的——它希望我们不要思考、不要出声、更不要动作，被动地接受降临到自身的一切。正所谓“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它希望人们心甘情愿地交出自由，以“受它保护”的名义。

可它真的能够不犯错、“保护”我们吗？当然也不是。它已然是一个权力无穷大而拼命推卸责任的统治者。权力无穷大，所以可以一声令下让一个城市陷入封控甚至执法人员踹门消杀；责任无穷小，所以可以在没有拿出任何应对措施的情况下放任“放开”压垮城市医疗体系。疫情三年里，它的确在一开始靠着低人权优势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它犯过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难以纠偏，甚至无需付出什么立时的代价。

然而往往到了此时，在人们要求知情权和问责，争取自由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能力与责任相匹配，那些普通人、社会底层人，他们没有承担起责任的能力，不能给他们自由”。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首先，若要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那么所谓“能力大”的掌权、执法者是否就能承担起他们的责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次，是否“人民得到民主自由就会滥用它”？从国外的民主实践来看，这样的断言显然也是片面的，更别说共和国的“公民”难道得到过这样的自由吗？也许有人会拿出文革十年的动乱来举例，但是文革之祸究竟几分是因为“暴民愚民”，又有几分是因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呢？又或者说，文革中的人民难道是“公民”吗？

明明是作为执法者应当受到监管，却被一句“能力与责任相匹配”而免除了被监管——因为他们有此能力；明明是作为公民应当监督权力，却被一句“能力与责任相匹配”而被剥夺了权利——因为能力不足。那么我们要问：是谁来定义“能力”高低？是谁假“能力”之名要把他人的自由收走？我没有看到神明的影子。

难道把别人的自由收走，就可以创造完美无瑕的社会吗？似乎顺着持“无能力者不担责”论点的人的想法走下去，就会推出这一结果。其实我们无需用那句“通往地狱的路原本是要去往天堂的”来反驳。因为按照“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来说，做事之前怀着追求完美的心态并不是坏事。但收走他人的自由后，掌权者是否会追求完美，我们不得而知；ta的“完美”是否真的可以让所有人都幸福，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此时被夺走自由的人们只有被强迫和服从的份——正如同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惨案，与其说是“乌托邦”之过，倒不如说是强迫之过。若有人心甘情愿为“乌托邦”而死，那么我们都愿意称赞此人为猛士。但若是为了自己想要的“乌托邦”而强迫他人去死，便只能是暴君行为了。

而被夺走自由的人，因为早已忘却了反抗的选择。除了在忍无可忍、生死攸关时出于非人而是动物本能拼死一下，平时更倾向于用各种理由蒙骗自己、说服自己。甚至在身旁有人呼喊之时，也能够冷眼旁观。甚至于他人的呼喊换来了自己的得利时，他们会转而指责那人“早就说了，国家会体谅我们，你之前还乱咋呼“。

说到这里会发现，与其说是“中国人不信神”，倒不如说是“超越性”的丧失。正如同“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又或者“一个真正的无产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所畏惧，因此可以在掌权时胡作非为，可以在困顿时奴颜卑膝，尽显“被统治的艺术”。

是因为大家都不知自由之可贵吗？其实很难说。毕竟没有人天然就愿意被管着。人们让渡出自己的自由，是为了能够换得政府的服务与保护。可是面对着权力无穷大而责任无穷小的统治者，仅仅唤醒人们对“自由”的珍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上者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下者克服“看戏”与“搭便车”的心理，为他人发声和行动。

正如秦晖老师在《传统十论》中所说的那样：“应当说，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自由，不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自由理论家，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实践者。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绝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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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很简单——某天，我在微信看到一位网友发了这样一条（大意）朋友圈：xx看了有关家暴的视频后好像受到了刺激，也开始给我看了。我看后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这位网友在与ta的朋友之后的交流中，表示，是因为自己的朋友“不懂识别爱也不是怀有爱的人”所以才会害怕自己日后也会遭遇家暴。甚至接着，这位网友又断言道：“所以你也会遭遇家暴。这是你的代价，不是我的。以后不要再给我看这些视频了。”
更让我觉得惊讶的是，这位网友举例发生在集中营里至死不渝的爱来告诉自己的朋友“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以此证明自己的朋友所讲述的“人会被家暴”是因为“这个人不会识别什么才是爱”。
我的这位网友十分推崇“自我关爱”、“幸福课”等等的概念，认为“爱人必先自爱。人应该时刻照顾好自己的心灵，人们感受到痛苦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去爱自己，如此也就无法去关爱他人”。十分陈词滥调且如今又非常受欢迎的观点，对吧?
但是我请问你，哪怕是完全不懂此类观点，只要有过与他人的交流沟通经历的各位，“关爱他人”，是不是包括当自己面前的人伤心难过时去理解、安慰ta?“关爱他人”，是不是意味着要承担一部分对方的痛苦?
可是要求人们“关爱自己”的“理论”却蕴含着“人的痛苦全是因为自己不够爱自己，除此之外无人需要为此负责”的，将人与人全然孤立的意味。
一个口中讲着“我看到的爱是如此这般至死不渝”的人，却吝惜于将自己的爱拿出一点点来去体谅、安慰他人，这实在让我怀疑ta有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够坚持这份爱。
集中营里至死不渝的爱固然令人感动，可是这份爱并非是为了要满足后人的浪漫化想象而存在的。如果说幸存者因为有这份爱而支撑着自己活了下来，而死难者就是因为“心中没能怀着足以战胜邪恶的真爱”才死去，这……人不该发表诛心之论，但这番说辞又比“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明到哪里去呢?
再回到“爱己才能爱人”，既然我的这位网友认为自己已然参透了“爱己之道”，那么ta是如何去“爱他人”的呢?
——说他人不懂得“关爱自己”，并且要求对方不要再把这些东西给ta看。
……如果这也能被称为是“关爱”的话，那一定是他们的创造。因为如果没有对他人此刻处境的了解，没有对他人此刻情绪的感受，人是无法“关爱”对方的。只要看看“care”以及“concern”的词源边可以得知，这两者中有“con”即“一起、共同的”的含义，包含着“承担责任”的意味。
曾经有人像我解释“关爱自己”的意思：你的心灵是很重要的东西，要多抱抱它，跟它说话、安抚它、与它和解，遇到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要认真听从内心的声音。世上所有的痛苦、迷惑都是因为对自己的关爱不够，没能听从自己的真实内心。
其实，若是在“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时代，我认为怀有如此这般的心境并无什么不可。然而我们能够发现，越是在人人都痛苦的时代，“关爱自己”的呼声就会越强烈。可这对于我们生活的中国，是一件十分“可怖”的事。
因为它将要把我们带入“无需关注任何人也无需思考环境是否出了问题”的境地之中。“被家暴?那是因为受害人不会识别什么是爱” “觉得学业/工作压力大?那是因为你没能与自己和解”“因为封控而痛苦?那是因为你没有关爱自己。”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没有人需要对此负责、没有什么错误需要改正、没有什么进步需要取得。
听起来好像乌托邦已经近在眼前了。但事实确实如此吗?恐怕没有人会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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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重重

时代喧哗造物忙

火光忷忷

指引盗寇入太行

万能青年旅店《山雀》

最近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愤怒、悲伤、沮丧的事，我们的心在一次次、一次次的失望中，似乎在习近平的第三次任期终于尘埃落定后沉入了谷底。我想没有人会在这段时间不时常感觉自己被无力和绝望感包裹着——可能自己或者至亲好友身在大陆的人感觉尤其明显。
正如“其上者申韩，其下者必佛老”，每当这个时候，“老百姓没想过那么多，就是想过安生日子”“什么民主自由，大家不懂那些也没想过那么多，但是你不能不让人正常生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不害人，我只想过自己的生活”……类似的言论也越来越多。
的确，这是个让人丧气的环境。我们的肉身被各种“码”困住，思想在网络上被奇奇怪怪的敏感词捂住——甚至因为四通桥勇士的义愤而被永久封号的人据说有几十万之巨。真是应了被下架的《隐入尘烟》的那句台词：“面对镰刀，麦子能说啥?”
要就此消沉下去吗?反正我们似乎也做不了什么了。当你面对着穿着全套防护服、开着大巴车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带你们去方舱”的人时，可以说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当然，这并非说所有的反抗都会无效。三年来，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不卑不亢的据理力争，舆论呼吁引发改变的事件，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真的只是太微小太微小的胜利。它们能带给我们欢欣和鼓舞，但却会被下一波巨大的无力感不费多少力气地冲走。
其实谁会不明白呢?在目前中国的管控力度下，能够真正引发巨大改变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间的。所以，“老百姓只是想过安生日子”绝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甚至要被唾弃的想法。
比这可恶太多太多的反而是：“没救了，必须等着铁拳砸醒”和“中国人不需要民主，中国人愿意让渡权利去换好日子”的说法。
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这些话语里隐藏着一个目的：排除掉话语使用者的责任——不清醒的人，我没有责任去救，等铁拳砸到ta身上，ta就醒了（不醒那就是ta彻底没救，活该）。或者，中国人愿意让渡权利，只要能过好日子。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得共克时艰，抵御外敌，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如果有人的人权什么的受到了侵害，那也是他们愿意的，忍一忍吧。
但是，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人与人的力量、选择、社会地位本就是十分不平等的，由此也就可以得出，人与人所负的责任也该是不平等的。例如说一个权力极大的政府，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应当是极大的；一个权力处处受限的政府，要求它照顾好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难以实现的。放在人身上也是一样，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政府官员，是绝不能说自己只需要承担公司职员甚至小摊贩一样的社会责任就足够了的。
我绝不是要拿那种“你受了国家的栽培，就要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的垃圾话来为自己佐证。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中国，我们最应该警惕的就是言必称“报效祖国”。因为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去拥抱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时，ta几乎可以推卸掉所有的“要求ta个人为他人承担责任”的要求。因为，那时的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有自由和思想的人，而是成为了大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枚螺丝钉，或者一个锤子，一把钢刀……
可我要说的是人。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模糊掉面孔的人，而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身份的人。比如说作为基层官员，你怎么能把“老百姓不在乎人权、自由，他们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作为自己工作时的准则?三年来，封城所引起的人间惨剧难道不是有这样的思想的“功劳”吗?能吃上饭就行，所以用垃圾车运送食物是“不得已而为之”;别影响到其他居民，所以把阳性患者关进大巴、拉进方舱、入户消杀、杀死宠物……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老百姓不在乎人权、自由”?!
又或者是认为“粉红”只能由“铁拳”砸醒。这其实也不只是免除了自己——作为一个“不粉红”的、懂得更多比如说防疫知识或者法律又或者历史等情况的人——去在自己的力量范围内了解、理解他人的责任，还一道免除了本该为不合理的事情发出更大声量的人的责任。想想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想想面对白岩松的质询含糊其辞的吴尊友、想想这些年来做出荒唐疯狂举动的人?想想，论证“亩产万斤”是可行的的“科学家们”。
我知道，这些人当然可以辩称自己没有选择、没有办法或者是“这是上面的安排”。那么，这何尝不是汉娜•阿伦特提出过的“平庸之恶”呢?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时，讲到了希望放弃自己的个性与独特性，放弃思考责任、对错，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甚至超越国家的、纯粹理念性的“规律”之中去的人们。丧失了“公共性”后，人们发现自己甚至已经无法行动，成为了孤立的个体。
我想到了对我国历史行政体制的一句总结，即“百代皆行秦政治”——皇权一插到底，通过“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税”、强制原住民离乡、拆散世家大族等手段，一次次打散民间小共同体力量，以至于发展到文革时期“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一家人相互告发等惨案。甚至于如今，我们又看到了“十户长”的重现、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例如说小区内、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所谓“不配合防疫政策”的当事人的残酷攻伐。
不该这样的。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从不认为“人与人在能力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也一直认为“人与人在责任上同样不是平等的”。如果人人都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我们必然会落入那个“平庸之恶”泛滥的世界里去。
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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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高敏感和高共情能力在同一个人身上是一种诅咒”。这一定是一句能够引起现代人极其强烈共鸣的一句话。
与他人交往时不知如何是好、经常因为他人一些不经意的反应而自责，甚至在脑子里上演了一整集电视连续剧、即使是与熟悉的人在一起，也常常会担心自己的话语会引起误解……大家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叫做“高敏感人群”或者“讨好型人格”云云，究其原因，不外乎“我们的共情能力太强了，所以经常委屈自己去照顾他人细小的的情绪”。一个强颜欢笑的受伤者形象就这样成为了这一人群的精神写照。
更进一步，你会发现他们大都有一个“需要用一生来治愈的童年”，而且都发誓绝对不要自己的下一代（如果有的话）经历自己遭遇的一切；他们要么熟练地使用“能量”、“内耗”、“精神力”等一系列玄妙的词汇，一起加油鼓劲；要么一边抱怨他人共情能力低，一边不断告诉自己要向身边铁石心肠的人学习。
总而言之，他们总是扮演着“受害者”的形象。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路上迎面遇到一辆自行车的经历？一瞬间会惊慌的，对不对？没有社交常识的人在“遭遇”他人时，就像是不曾骑过自行车的人面对着一辆像自己迎面驶来的自行车一样。因为完全没有接触过，所以只能胡思乱想。而当代的我们更像是只在书本上学过“怎样骑自行车”。因而在遇到上述情况时能做的只是盯住自行车的车轮或者把手之类的。但一个真正骑过自行车的人会怎么做呢？
还要看骑车人的状态、当时的路况等一系列不局限于“这辆自行车”的因素。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不要去想，而要去看。”意思是我们在领会一句话的含义时，不能仅仅将目光停留在这句孤立的话上一路探究，而要去“看”这句话的情境。说话的人、ta在何时、何地、什么样的情况下说出了这句话？
只有对情境的觉知，才能导向理解。离开情境，即使是“1+1=？”也不会有统一的答案，例如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还是一升水加一升酒精。
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了，所谓“高共情力”的人恰恰是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孤立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情上，然后由此往深处延展开去，由此导致了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自己也算是一个所谓“高敏感”的人，从小到大没少听过身边人安慰我说“你想多啦，我没有那个意思的”。但是如果按照上面的解释方法看来，我恰恰是缺乏“共情能力”的人。
我做不到觉察他人所处的具体情境，因而面对对方抛来的举动，我只能机械地、努力地从自己的角度为其寻找动机，然后应对。人在面对未知时，恐惧和焦虑可以说是本能的反应，因此那些“想多了”、“想得到回应”……大概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的担忧——ta会不会不喜欢我、觉得我做错了？
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这里我当然无法像网络上常见的“人际交往大V”一样给出你一二三几条建议，或者告诉你你要“停止内耗，保护自己的能量场”。我能讲出来的可能是一句像是口号一样的话：“学会把人当人。”
这是一句同样在社交网络上被用烂了的话，但是放在今天的这篇文章里，它会变得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你也许会问：“我当然知道要把人当人啊，否则我怎么会去在意他人的情绪呢？”是的，但这只是最基础不过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要在与具体的不同人接触时关注到ta的经历、ta的处境、ta的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与ta展开交流。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把对方当作“人”，而不只是不同于自己的“环境”。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做的不是从自己出发，而是要看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
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一定是比强迫自己做个铁石心肠的人要让人舒畅得多的事情。正如苏格拉底所言：“离群索居者，不是神明，就是野兽。”人类必须走那样的路。即使是生活在被称为“原子化社会”中的我们，也无法逃避心中对彼此联结的渴望。否则你要怎么解释心中放不下的那份“敏感”呢？
也许你又会问：“但是如果我去这样时刻体会他人的处境，会不会因此失去自我呢？”我的答案是：“不会，恰恰相反，你会因此而最终成为你。”如何去理解他人的处境、拥有多少能够看到不同可能的想象力、做出怎样的选择，在此之中有千千万万不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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