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止步于那只山雀

其实谁会不明白呢?在目前中国的管控力度下,能够真正引发巨大改变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间的。所以,“老百姓只是想过安生日子”绝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甚至要被唾弃的想法。
比这可恶太多太多的反而是:“没救了,必须等着铁拳砸醒”和“中国人不需要民主,中国人愿意让渡权利去换好日子”的说法。

大雾重重

时代喧哗造物忙

火光忷忷

指引盗寇入太行

万能青年旅店《山雀》

最近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愤怒、悲伤、沮丧的事,我们的心在一次次、一次次的失望中,似乎在习近平的第三次任期终于尘埃落定后沉入了谷底。我想没有人会在这段时间不时常感觉自己被无力和绝望感包裹着——可能自己或者至亲好友身在大陆的人感觉尤其明显。
正如“其上者申韩,其下者必佛老”,每当这个时候,“老百姓没想过那么多,就是想过安生日子”“什么民主自由,大家不懂那些也没想过那么多,但是你不能不让人正常生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不害人,我只想过自己的生活”……类似的言论也越来越多。
的确,这是个让人丧气的环境。我们的肉身被各种“码”困住,思想在网络上被奇奇怪怪的敏感词捂住——甚至因为四通桥勇士的义愤而被永久封号的人据说有几十万之巨。真是应了被下架的《隐入尘烟》的那句台词:“面对镰刀,麦子能说啥?”
要就此消沉下去吗?反正我们似乎也做不了什么了。当你面对着穿着全套防护服、开着大巴车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带你们去方舱”的人时,可以说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当然,这并非说所有的反抗都会无效。三年来,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不卑不亢的据理力争,舆论呼吁引发改变的事件,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真的只是太微小太微小的胜利。它们能带给我们欢欣和鼓舞,但却会被下一波巨大的无力感不费多少力气地冲走。
其实谁会不明白呢?在目前中国的管控力度下,能够真正引发巨大改变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间的。所以,“老百姓只是想过安生日子”绝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甚至要被唾弃的想法。
比这可恶太多太多的反而是:“没救了,必须等着铁拳砸醒”和“中国人不需要民主,中国人愿意让渡权利去换好日子”的说法。
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这些话语里隐藏着一个目的:排除掉话语使用者的责任——不清醒的人,我没有责任去救,等铁拳砸到ta身上,ta就醒了(不醒那就是ta彻底没救,活该)。或者,中国人愿意让渡权利,只要能过好日子。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得共克时艰,抵御外敌,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如果有人的人权什么的受到了侵害,那也是他们愿意的,忍一忍吧。
但是,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人与人的力量、选择、社会地位本就是十分不平等的,由此也就可以得出,人与人所负的责任也该是不平等的。例如说一个权力极大的政府,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应当是极大的;一个权力处处受限的政府,要求它照顾好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难以实现的。放在人身上也是一样,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政府官员,是绝不能说自己只需要承担公司职员甚至小摊贩一样的社会责任就足够了的。
我绝不是要拿那种“你受了国家的栽培,就要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的垃圾话来为自己佐证。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中国,我们最应该警惕的就是言必称“报效祖国”。因为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去拥抱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时,ta几乎可以推卸掉所有的“要求ta个人为他人承担责任”的要求。因为,那时的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有自由和思想的人,而是成为了大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枚螺丝钉,或者一个锤子,一把钢刀……
可我要说的是人。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模糊掉面孔的人,而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身份的人。比如说作为基层官员,你怎么能把“老百姓不在乎人权、自由,他们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作为自己工作时的准则?三年来,封城所引起的人间惨剧难道不是有这样的思想的“功劳”吗?能吃上饭就行,所以用垃圾车运送食物是“不得已而为之”;别影响到其他居民,所以把阳性患者关进大巴、拉进方舱、入户消杀、杀死宠物……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老百姓不在乎人权、自由”?!
又或者是认为“粉红”只能由“铁拳”砸醒。这其实也不只是免除了自己——作为一个“不粉红”的、懂得更多比如说防疫知识或者法律又或者历史等情况的人——去在自己的力量范围内了解、理解他人的责任,还一道免除了本该为不合理的事情发出更大声量的人的责任。想想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想想面对白岩松的质询含糊其辞的吴尊友、想想这些年来做出荒唐疯狂举动的人?想想,论证“亩产万斤”是可行的的“科学家们”。
我知道,这些人当然可以辩称自己没有选择、没有办法或者是“这是上面的安排”。那么,这何尝不是汉娜•阿伦特提出过的“平庸之恶”呢?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时,讲到了希望放弃自己的个性与独特性,放弃思考责任、对错,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甚至超越国家的、纯粹理念性的“规律”之中去的人们。丧失了“公共性”后,人们发现自己甚至已经无法行动,成为了孤立的个体。
我想到了对我国历史行政体制的一句总结,即“百代皆行秦政治”——皇权一插到底,通过“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税”、强制原住民离乡、拆散世家大族等手段,一次次打散民间小共同体力量,以至于发展到文革时期“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一家人相互告发等惨案。甚至于如今,我们又看到了“十户长”的重现、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例如说小区内、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所谓“不配合防疫政策”的当事人的残酷攻伐。
不该这样的。就像前面说过的,我从不认为“人与人在能力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也一直认为“人与人在责任上同样不是平等的”。如果人人都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我们必然会落入那个“平庸之恶”泛滥的世界里去。
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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