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怎样看待他们政府的“清零”政策

Written By Peter Hessler, December 6, 2022.

Translated By Fudo Yusei.

很多人并不知道谁得了这种病，他们对这个国家的限制性规定的信心正在消退。

你本人认识任何感染过新冠的人吗？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这个问题都很荒谬——问“你认识没有被感染的人吗？”才更讲得通。但是，在我最近发给以前在中国的学生的一份调查里面，这是我的问题之一。我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教过这些学生，当时我在中国西南部担任和平队的志愿者，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近十年来，我每年都向他们发送调查问卷，今年，我想要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疫情经历。

在40名受访者中，没有人被感染过。没有人在他或她的家庭中出现过病例，也没有近亲——父母、配偶、子女或兄弟姐妹出现过感染。只有六个人知道有谁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三个受访者的病例发生在远房亲戚中，而另外三个人的工作同事或朋友被感染。

不过，其中一个同事的案例并不确定。重庆一所高中的英语教师向我解释说，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教师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但在无数次核酸测试中呈阳性，这些对中国公民所做的测试是政府清零政策的一部分。这位女士在核酸测试前不久接受了疫苗接种，两天后她的测试结果为阴性。鉴于她没有症状，最近接种过疫苗，而且她没有与病毒有任何近距离接触，这似乎是一个假阳性。

我和我以前的学生在微信上讨论这个案例，我问这位老师在测试结果为阴性后是否被允许返回工作。他回答得很干脆，似乎抓住了政府政策的一些特点：

完全隔离。她在家里呆了整整一个学期。

后来，他解释说，这位老师有可能在完成隔离后返回。但学校官员对这一政策非常紧张，他们决定用另一名教师来取代她。

在调查中，我还要求我以前的学生量化他们对被感染的担心程度。他们使用了从一到十的量表，十是非常担心。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将他们的感受评为十，平均为7.9。我接着问他们最担心的是健康影响还是物资问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健康。

然后我又问了一个问题：

从一到十，一是最低分，十是最高分，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对这一流行病的处理？

平均分再次达到7.9分。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给政府打了9分或10分。读完这些调查，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人递来了从不同的拼图中抽出的一块，现在我必须把它们拼在一起。几乎没有人与病毒有过任何个人接触，但几乎所有人都对它感到恐惧，但他们似乎对潜在的健康影响相对不关心。除此之外，他们还对政府的政策表示强烈赞同。所有这些事情怎么可能说得通呢？

我在10月份发送了这些问卷，最后的答复在两周前到达——在新疆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0人死亡，促使至少十几个大城市发生反对 ”清零”政策的公众抗议之前。我以前的学生的回答并没有反映这些事件，但它们确实反映了中国在许多个月里已经经历了其政策带来的重大问题，包括今年春天上海的残酷封锁。

受访者与许多省级城市的中国人相似：受过教育，是坚实的中产阶级，但不富裕。我以前的大部分学生现在都在四十岁上下，所有回答今年调查的学生都在当老师。他们往往居住在重庆市和四川省的三、四线城市，那些外国人从未听说过的地方。遂宁、广元、垫江、梁平。这些城市不太可能发生疫情，部分原因是很少有居民或游客从海外回来。一位答复者写道：

在我们镇上，有三个人感染了新冠。我们镇的人口约为70万。

另一个人评论说，经历了如此多的日常干扰，却没有任何实际的病例，这让人感到奇怪。他写道：”这种大流行病就像一个幽灵。”经过近三年的时间，这种地方对病毒的知识水平低得令人震惊：一些受访者评论说，需要优先保护儿童免受感染，显然他们仍不知道年轻人的风险并不高。像他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中国公民一样，我以前的学生一般不使用虚拟私人网络来绕过政府的互联网防火墙。但是他们很清楚，他们的信息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一名女性写道：

何伟先生，我很好奇。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采访过一个新冠病人。我们不知道他们被感染后的感受。本来应该有很多关于病人的报道的。

在调查的最后，我问道，这场大流行病是否对他们的个人意见、信仰或价值观有什么重大改变。他们的回答包括：

在过去的调查中，我从来没有对一个问题收到过这么多矛盾的答案。其中一些无疑反映了宣传：自2020年以来，国家媒体对中国的表现感到自豪，同时经常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失败表达一种不体面的幸灾乐祸。我有朋友开玩笑说，“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这个词来自中文而不是德语，而且这种情绪并不仅限于跨太平洋问题。

一些调查对象在自己身边发现了值得他们庆幸的一个方面：

（在过去）我很嫉妒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他们赚了很多钱。他们享受着更多的自由、更美好的生活 ，他们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发现很难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淘汰了。现在我认为拥有一份【事业单位工作】是体面和【安逸】的，但在疫情之前我并不这么认为。

在大流行病的头一年半，我和家人住在四川省会成都，那段时间中国的”清零”政策基本成功。在最初的几周，当武汉的地方政府掩盖真相导致病毒灾难性地传播时，国家领导层制定了封锁、追踪联系人、国际旅行禁令以及其他似乎适合这种情况的政策。我的女儿和所有成都的学生一样，在2020年5月初回到了教室，我们也恢复了日常生活，没有任何感染病毒的机会。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唯一一个在2020年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减少病毒传播的人口大国，使人们在生活中没有对病毒的恐惧。

对那个时期的记忆是使许多中国人对后来的错误如此宽容的部分原因。一位我曾经的学生在调查中写道：

中国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开始的时候，也许防疫政策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合适的。所以我给它打八分。但现在，我给它打四分。（也许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

中国早期经历大流行病的另一个独特方面是，它在社会中造成的分歧相对较少。最重要的分歧是地理上的——武汉和其他周边社区遭受了数以千计的死亡，长期封锁，以及强烈的恐惧。但是湖北省的这些地区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遭受这些损失和干扰，他们倾向于支持政府的政策。

这种对共同命运和共同目标的感觉已经被“清零”政策在后奥密克戎时期的失败所打破。最近的抗议活动反映了新的分歧：示威活动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其他爆发风险较高的主要城市更为普遍。最激烈的愤怒往往来自私营经济部门的人们，他们的生计已经被掐灭了。而年轻人似乎在示威者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可能因流动性降低、缺乏社会接触和感觉到就业机会减少而受害最深。

不过，这种经验的分裂也使得抗议活动难以扩散。多年来，一党制国家一直在打击独立的宣传团体和其他可能建立公民社会的组织，而公民普遍学会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许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沉默。”）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很难与处境更差的人团结在一起，这也是我把“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说成是一个中文词的原因。即使是那些对抗议者深表同情的人，也可能感到被责任和潜在的惩罚所困。抗议活动开始后，一位以前的学生写信给我，说他对这种情况感到愤怒，但他也持有一个代表拥有良好工作的中年男人的观点：

当然，我没有出去抗议过。谁敢去呢？我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很多人都因为没有定期做检测而被拘留了。而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把整个家庭都牵扯进来。在上海，许多人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遵守规矩，家庭的三代人都会受到影响，这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许多人不得不去抗议，因为他们长期没有工作。嗯，我并不认识任何在抗议的人。

他是调查对象中的一员，他也不知道有谁感染了新冠。从他的角度，以及从其他许多小城市的人的角度来看，病毒和抗议者都是幽灵。

在中国之前，我在“阿拉伯之春”的大部分时间里住在埃及，这两个地方之间存在着某些可比之处以及联系。在埃及和中东其他国家，人口结构促成了反抗的发生。大约一半的埃及人口在25岁以下，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教育程度低，工作前景差。另一方面，在中国，二十五岁以下的人口略多于四分之一。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兄弟姐妹，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并感受到来自家庭期望的巨大压力。他们与教育机构的联系率也往往比埃及的年轻人高得多。自疫情开始以来，中国政府扩大了研究生课程，部分原因是为了延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涌入不稳定的就业市场。在我在四川大学任教的两年里，从2019年到2021年，几乎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继续读研究生了。眼下，我可以想到的，在这批年轻的学生中，只有一个学生在工作而不是读书，而且她是在从事一份政府公职。公共示威往往是由年轻人推动的，但当他们已经与可能惩罚或奖励他们的机构有联系的时候，他们就不太可能采取激烈的措施。

埃及的一个（与中国）相对立的教训涉及继任问题。阿拉伯之春在那里蔓延的原因并不单一，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谁将接替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的不确定性，他在示威开始时已经八十二岁。习近平主席还不到七十岁，但他是一代多以来第一位没有任期限制的中国领导人。任何独裁者的典型错觉是，无期限的任期代表稳定。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缺乏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当潜在的继任者被清除出视线时，自然会出现动荡的趋势。这可能表现为公众抗议的形式，但也可能涉及到上层领导人或其他在权力机构内运作的人看不见的争夺。一个专制者的错误会加速这一进程，而通过将自己与“清零”如此自豪地联系起来，并如此顽固地坚持，习近平现在完全掌控了这项政策。这种情况就指向了另一个可能来自中国人的词语：hubris（傲慢）。

最近几天，没有发生其他重大抗议活动，地方政府一直在放松限制。但是习近平和中央政府还没有就未来的道路做出明确的声明。我们应该把抗议活动看作可能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公民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制度中的缺陷可能比他们过去所容忍的缺陷更大。“清零”没有一个简单的出路，而且信息的混乱程度使人很难预测公民在病毒传播和政策可能改变时的反应。即使在我对年龄、背景和职业地位相似的人进行的个人调查中，我也观察到高度的混乱和矛盾。

同样重要的是，“清零”政策对一些可能对稳定产生最大影响的群体最为残酷。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主要国际城市，市民们特别不高兴，企业家也是如此。而最重要的，也许是年轻人的反应。甚至在疫情之前，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李春玲就已经对年轻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他们对加入共产党的兴趣降低了。她还观察到，在年轻人中，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与国家认同感的降低有关联。在四川大学，我注意到我的学生有类似的趋势，他们也明显缺乏与习近平的情感联系。

最近，我在纽约市会见了这些年轻学生中的一个。他在那里读研究生，他刚刚观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党代会的闭幕式。在大会上，习近平正式获得了另一个任期，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清零”政策可能会被调整。我的学生说，他的一位中国同学在观看时泪流满面。他说：“她希望有一些改变。”

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天，我的学生感染了新冠。他的病症很轻微，所以我们在曼哈顿一个比较暖和的日子里坐在外面。我的一些四川大学的学生现在在国外读研究生，在那里，学术仪式的一部分，几乎无一例外，就是感染新冠病毒。我问了我的学生那个我总问的同样的问题：你告诉你的父母了吗？

“当然没有！”，他笑着说。答案总是这样：对年轻人来说，没有必要吓唬他们的父母，而且他们也倾向于避免关于“清零”、党代会或任何类型的政治的长时间电话交谈。他们似乎认为，老家四川的本地人们迟早会自己了解真相。 ♦

原文链接：What Chinese People Think of Their Government’s “Zero COVI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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