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2年高考结束的那天就像做梦一样。大巴车把我们从考点拉回了学校，我们围在理科老师的办公室前叽叽喳喳，我走到物理老师面前，对他说：我最后一题就差一点就能写完了，可惜化学有点难，多花了时间。老师宽厚地说：我相信你，考完就不要再想了，今天你们都是最棒的。
从办公楼出来，同学们回到教室开了最后的道别会，班长订了一个蛋糕，让大家分着吃完。有同学刚拿到一块蛋糕，就把奶油啪地一下抹在了旁边同学的脸上，很快就开始了一场小型战争。我一边笑，一边靠在窗边，边吃边看着窗外的天空，阳光一点点变得凝重，低沉。再过两个小时，我和爸爸妈妈就会坐在完全暗下去的天幕下的出租车上回家了。
在随后的假期里，我和几个同学回到了初中母校，看望我们的老师。老师正在上课，我们在门口打过招呼之后，老师突然说：哎，你们进来给他们说点什么吧。他们这个月20号就要中考了。来，许文琳，你先来。上初中的时候，许文琳写作文几乎每次都是满分，后来在高中成绩也是名列前茅。今年，她也许能去复旦。她和另外一个很优秀的女生都上台讲了一番我已完全不记得的话，结束之后，老师看向我，而我正站在教室的空调前面，低头对满间教室的眼睛傻笑。我看着他们的课本说：你们现在在学过去完成时是吗，高中你们还要学过去将来完成进行时，哈哈哈哈哈。老师笑着生气道：好了，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我们回家的时候，张博跟我说，你知道吗，李舒克跟赵欣好上了。我抬起头看着他，我说哦。张博抿嘴沉吟了一会儿，接着发出一种赞叹的轻声，继续说：我敢说赵欣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
赵欣长得并不高，也不爱打扮，但是如果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张博是对的。她的皮肤白皙光滑，笑起来显得又开朗又文静。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对女生的长相做过如此直率的评判，但经张博这么一说，我感到有一把尺子交到了我的手里，而赵欣成为了一种微妙的刻度。
直到好几年后，我在大学里遇到了一个来自贵州的女生，我立刻感到那把尺子苏醒了。我想如果回到中学，她会是一个可以和赵欣媲美的人。因此当我面对她时，我感觉就像是在面对一片过往的时光。我尊重她就如同鸟儿珍爱自己的羽毛，大学四年，我对她特别礼貌，没有多看过她一眼。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美丽的女孩面前感到宁静，而且性欲全无。
2.
2017年，我在浙江一座岛屿的中学教书。日子过得相当寂寞，那里不像内地一样来往遍布人群，天上的云比地上的人还要多。为了方便，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有时周末我沿着岛上的街道漫无目的地行走，路上几乎遇不到什么人。我为数不多的消遣是走相当一段路，到大海边撒尿。面向海风，我无畏地解开裤链，比起风吹回我的尿液，我更在意周围有没有人看见我。后来证明在这件事上我做得很好，不仅没被人发现过，我还找到了迎风撒尿的诀窍：那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倾斜一个角度，这样便不容易把尿吹回自己的身上。
我的工作还算轻松，因为这里的学生不多。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教书没什么意思，考试在我眼中相当枯燥乏味，或者我觉得生活本身就乏味无聊至极。我对我的学生们尽力而为，可是我并不相信自己能对改变他们的命运做出什么贡献。以及，我不知道，也许对我这样过早地衰弱下去的单身男人来说，喝酒是一件近乎命中注定的事情。如果不喝酒，那就要选择吸烟。于是那段日子，我的确时不时在工作日喝酒。好在那是一所对教学质量要求不高的学校，我们生活在岛上，好像已经低人一等，这就是外界默认的共识。
有一次我喝了酒，上课的时候对学生说：考上复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看到很多学生瞪大了眼睛。我继续说，不信吗？他考上复旦，就是他把题都做对了呗。那些状元什么的，无非就是把一道道题做了出来罢了。有几个学生笑了，但我还是继续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我知道你们觉得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并不是在说人人都应该考上复旦，我也没有考上。我其实是想起了我的一位初中老师，那天教室飞进来了一只虫子，虫子飞呀飞，飞到了她的身边。有好几位同学已经露出了惊慌的表情，但她严肃地摆开架势，告诫我们不要骚动。她有些生气地说：“你们在怕什么呀？怕什么呀？我告诉你们，我也害怕，但我不能动，因为我是老师。”
我说完了，台下的学生露出不解的表情。我摇摇头，忍住眼泪，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可以下课了。
3.
2023年8月24号上午九点，我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因为手机备忘录响了。
我躺在床上深呼吸，掐了自己一下。眨巴眨巴眼睛，没想到竟然挤出了眼泪。我的头脑依然昏昏沉沉，不确定刚才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悠长的梦，还是其中混杂了自己前一天的梦中记忆。
这一天周四，如果放在平时，我上班已经迟到了。不过现在暑假还没有结束，今天去学校是因为要参与新学期的工作安排。于是我不紧不慢地爬起来，洗脸、刷牙，对着镜子抚摸自己的下颌——似乎没有剃须的必要，因此我走出卫生间，换鞋出门。骑着我的电动车，沿着县城的主干道，十分钟就能到达学校。
当我到达学校大门的时候，我下车向玻璃窗中的门卫打招呼。门卫高兴地说：你好，陈主任！我也就高兴地用一只手再度向他示意，另一只手推着电动车走进校园。当我终于进入办公室的时候，那里已经坐满了我熟悉的同事了。
我首先开口说道：“各位不好意思，我今天稍微起晚了。”一个女老师半开玩笑地说：“陈主任今天起晚了，真是稀奇。”一个男老师不无谄媚地说：“主任，我们正等您来安排工作呢！”我笑了笑，接过话头，分别在两间隔壁办公室的门口大声说道：十分钟之后大家到会议室来，我们年级组开个会。
结束会议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环顾这间努力十年挣来的房间，感到心满意足。坐在桌前，我打开了今天早上的备忘录，是一个女人的生日。我很意外，我以为自己应该早就把这个备忘录删掉了。
接着，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是我的高中同学杨东发来的。
“这两天有空吗？我工作出了点问题，打算从武汉回来了。想跟你吃个饭。”
“都可以，还没开学，你随便什么时候来。”
我们定在前进路熟悉的那家馆子吃晚饭。一见面，他就露出了笑容，说你还是没什么变化啊，我都老了。我说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闲不下来。我听张博说你升主任了啊？哈哈哈，高升高升啊。不打扰你工作，但你今天还是陪我喝一点酒好不好？
他举起酒杯说道，“我们是09年毕业的吧？”我 点点头。
十年了。唉，就他妈十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哟。
他接着说，你他妈现在也是一表人才了啊，工作又好，业务能力又强。又是我们英文教研组长，又当了教导主任。他夹了一筷子菜，又问道：你结婚了没啊？
我抿了一口酒，酒的辛辣没有让我有丝毫的动容。在过去的时间之中，粉笔和酒同样是无色无味的，而外面的车辆不过是任人摆布的机械，对我来说跟多媒体大屏和钢笔书写的教案没有什么不同。
结了。
后记：这两天写了一篇类似小说的东西。对于一篇完整成熟的作品来说，作者的自我陈述往往会成为多余，然而如你所见，这是一篇不太好也不够成熟的文字，因此作者蹩脚的辩解便有了某种必要。
很早我就遗憾地深知：自己没有虚构和讲故事的天赋，在描绘人类的命运这件事上，我将永远是一个浮夸和滞涩的临时工。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为此略尽绵薄之力。
这篇《三连击》，我最先写下的是“2017”这个个部分。灵感的来源是我2020年在家乡县城遇到的一位老师，他的履历上写着：2017年任教于舟山中学。这句话像碎木头一样漂浮在我的记忆表面，他任职两地空间的遥远一直使我感到疑惑，充满了想象和填塞的空间。我于是开始笨拙地向内填充我手头的东西：我刚好曾经去过舟山，对那里云的感受是我的亲身体会；“我”在上课时对学生所讲的故事也是曾经在我的课堂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至于其他事情则是虚构，包括往大海里撒尿的癖好。写完这些之后，我发现我做到了一点：成功地通过真实与虚构的结合完整地写出了一段故事。我的感觉不错，因此我如法炮制，继续延展书写的范围。
如果一个人2017年参加了工作，那么他有可能是2012年高中毕业的。我于是回到了2012年的世界。在“2012”这个部分中，回到初中母校为学弟学妹加油鼓劲的片段是非常真实、确有其事的，只不过当时我本人的角色是坐在台下的学生之一。张博所说的关于赵欣的话，也曾经真实地在我的耳边出现，而且在我现在的大学，也的确有一个女生使我联想到了赵欣。
前两个部分写得都比较顺利，但我觉得还应该再写一个片段才能构成“三连击”。这就稍微有些费脑筋了：如果一个人2012年高中毕业，2017年在舟山当老师，那么他现在应该在做什么？我的选择是直接从现实中搬来了一个人解决这个问题。“2023” 这个部分中的“我”来自我家乡本地的一个中学教师，我在我们当地作协的推送中认识了他。前两个部分中的“我”可能与真实的“我”更为接近，但作为被我生搬硬套来的人物，我认为他应该是前两个部分中“我”的否定。因此我这一部分书写的重心事实上就是否定前两个部分中的“我”：首先是以梦境否定了2012年和2017年的真实性，紧接着否定了“我”的眼泪，以升职否定了“我”的不思进取，以工作的认真和结成的婚姻否定了“我”的无所事事和单身视角。当然，这一部分依然存在真实的东西：比如对学校工作的描写、比如8月24日的确是一个女孩的生日。
我要承认，我完全不懂得如何进行合理自然的虚构，也不知道怎样为自己的叙述语言附上魔力，我认为这些都是创作中真正有关天赋的部分。我自己写下的文字总是像趣多多饼干，混杂着不均匀和显得突兀的巧克力块，但是我感到至少我开启了一个窥孔，从这里我看到了构造一个想象世界的可能。一位拉丁美洲的老人在阅读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后说道：我认为我没有读到任何超越我生活经验的东西。面对我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堆砌的不堪一击的文字，我认为自己至少做出了一个可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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