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可以借这次李佳琦的事情说说我为什么不努力了。
人们说，李佳琦的这次事件显示了社会话语和群体心态在近些年来的变迁，因为如果李佳琦早几年说这话，可能就是“政治正确”的。但今天人们不再买账了。
我同意这一点。
我回想差不多十年前我的初中时代，看到了一个跟今天相当不同的自己。尽管我初中时和现在一样好逸恶劳，还被老师批评为“没有斗志”，但总的来说，那时的我是比现在更乐观更有希望的人。那时的我并不够好，但是我勇于在自己身上寻找问题，而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归咎于外物和时代。我记得我曾经热泪盈眶过，那时我发自内心地想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曾哭着对语文老师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夜里看着窗里窗外的灯火，我满脑子都是为社会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不夸张地说，那时的我恐怕真的愿意和年轻时的王小波一样，为了一根公家的电线杆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还没有“躺平”和“摆烂”这样的词（在今天不可想象），面对困难和挫折，我们甚至在心理上都没有一个消极的选择，只能直面自己的“不行”。在每一次被批评之后，我都首先痛彻反省自身，尽管效果值得怀疑。初一的时候，我喜欢在语文课上炫耀学识，经常插嘴打断老师讲课。后来我被班主任揍了一顿，被痛批的那天晚上，我痛哭流涕，对自己的行径追悔莫及。心里想的全是：我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同学，我破坏了班级的正常教学，影响了全班的进步，直到寝室的床上都落满了小珍珠。所以前段时间看了一部朝鲜的纪录片之后，我对那些画面并不十分惊奇，因为我知道只是他们没有要求。那时我们的心那么柔软，如果他们要求的话，我可能也会面对画像或人偶宣誓效忠、痛哭流涕的。
当时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就在我被老师批评“没有斗志”后的几天里，我成了宿舍起床最早的人。那年我初三，早起的我在清晨的卫生间里背着化学元素周期表。不过，具体早起了几天我也不记得了。我不否认年少的那些行为都存在着自我感动的成分，但在当时的自己眼里，人生仍然还是一条坦途：好好努力，考上好的高中，考上好的的大学，然后就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为广大人民群众奉献终生。和韩寒一样，当时我还有一个努力的理由，那就是我要跟我喜欢的女生考上同一所高中。在我心里，这件事情沾满了不确定，可能不会比我后来放弃的任何一个人生目标容易，但我还是把它当作了一个方向，我就这样抱着它进入了海洋。
今天来看，我和那个自己已经可以说是被分隔在海峡两岸的人了。不是我没有付出过努力，而是它们已经烟消云散。再后来，我听说了各种各样开导人的理由，其中一个说，具体地来看，我们都是为自己而努力的，而不是为了社会。你进入更好的环境，找到更好的工作，赚到更多的钱，这些都能对你的生活有直接的改善，我们其实是为了个人生活，为了这些具体的改善而努力。我觉得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我自己也在劝说自己，对人的剥削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吗？可是，难道不公在所有地方都存在，我们就应该接受它吗？况且，不公也还有程度的区别的。还有人说不是跟别人比，是要对得起自己。我想，如果这种闷头拉车的努力能算得上一种正义，那么我在这倒退的时代选择原地不动大概也能算一种正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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