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迷失自我而是自我迷失，这是对日本报业地狱变的准确概括。
似乎是受到日人学风的影响，《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是一本相当条理分明，扎实厚重的著作。全书以战前，战中与战后分三期共五章，有面有点，叙写了日本报界从明治时代到战后的政治动员，而其主线即日本大报由国内政争转向法西斯化与战后改造。
本书所叙写的近代日本报界的各种政治活动有两个重要的思想背景，即福泽谕吉 ‘脱亚入欧’规划和德国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福泽谕吉认为日本要适应弱肉强食的现实，就要脱亚入欧与强者为伍，日本由此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鲁登道夫则认为，现代战争是全民族战争，需要强调精神团结、经济军事化、协同迅猛和独裁体制。日本报业以此为出发点，从民权主义快速转向军国主义的笔部队。
在引言中作者追溯了动员一词的普鲁士和战争动员背景，并将本书探讨的政治动员限定于参与民主政治及战争帮凶两个方面，提出以中村正则的贯战史视角和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领域说，审视日本的报业史，日本报业的政治动员是民众法西斯化和支持侵略战争的根源，却缺乏反省遗臭难消。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政治动员为前提的。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弥尔顿撰写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在法国大革命前，言路开放就成为了焦点。1788年12月法国国民议会宣告：报纸应享有最大的自由权。美国大革命前有潘恩的《常识》一书。本书的第一二章，便叙述了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报界参与倒幕运动及其后自由民权运动的过程，并重点探讨了中江兆民、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三位代表性的报人的政治动员活动。这一时期中报界，先是有倒幕与拥幕之争，后有官报、民报的激烈对立，随即转为党报间的尖锐竞争，一时间围绕护宪、普选、海外出兵等政治分歧，分为民权派、官权派和中立派，有了一个短暂的”言论自由黄金时代”。于是随着大正时代报业的蓬勃发展，报业有了力量，也深度影响了政治并遭到政府的打压。作者指出，近代日本报界发达受到教育发达与叩关危机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三位代表人物中江兆民的《东洋自由新闻》倡导自由、福泽谕吉的《时事新报》提出国权皇张论、德富苏峰的《国民之友》与《国民新闻》从平民主义转向军国主义。不得不说此一世代日本所谓一流知识分子大多既被时代所裹挟，同时也是时代之罪人，见利忘义，缺乏深识，令人愤惋。
本书的第二部分，历数甲午、日俄、一战，全面侵华、二战，回顾了日本报界不断深度参与政治动员的情况。首先是征韩论，然后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从军记者热潮和举国战争体制的形成，代表人物如文学家正冈子规。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报界比政府军方更狂热投入战争宣传，展开了积极的宣传战，与此同时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新闻管制。在侵华战争期间，将新闻界纳入大政翼赞会为核心的法西斯体制，改组了新闻法规和集中了组织结构，使新闻机构从属于军部，开展了“国体明征运动”等一系列宣传、动员运动，管制升级并进一步组织了笔部队，开展了战争宣传研究并组织培训，使之分工更密，更加专业，如小山荣三《思想战与宣传》中将宣传战分为，巩固防范宣传三类，并将宣传内容分为振作、防御、宣抚、扰乱、教示五类，又如池田德真的《宣传战史》中回顾了德法英德国的战争宣传经验。在实践中，战争中的日本报人通过战争新闻、战胜报道、虚假宣传、欺骗宣传、援战组织以及一些重点宣传活动如南京宣传战，自愿而深度参与了侵华和二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第四章的绪方竹虎由《朝日新闻》成为情报局总裁和国务大臣的经过便是最好的例证，值得提到的是绪方竹虎还亲身深度参与了对华媾和的过程。而石桥湛山在《东洋经济新报》的工作，则反映出战争狂热下少数小日本主义者所具有的冷静，这为他成为1956年日本的首相埋下了伏笔。
日本报界在战争中的政治动员活动，带来了战后的反思与清算。但是从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的现实已经证明，这些反思和清算是远远不够的。在战败初期，《朝日新闻》等报纸较早开始谈到战争责任，而绪方竹虎的“一亿总忏悔论”便偷换战争责任为战败责任，将其推诿于民，而天皇照片的发禁，则反映出新闻查禁仍在延续。驻日盟军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以及后来的对日松绑，进一步妨害了战争责任的清算。《朝日》和《读卖》两家一些媒体责任人去而复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朝日》的本多胜一、秦正流等人，《读卖》的渡边恒雄，在涉华报道、真相揭露以及个人和机构反省方面所作的工作虽然有意义，但是回避责任和强化厌中责任却是主流。从现实来看，五大媒体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如东史郎问题、教科书问题、8.15社论、某垃圾神社、南京大屠杀等许多问题上上依然执迷不悟，反映了日本社会从政府到民间缺乏反省精神和历史责任。日本领导层清算不彻底，占领当局的反共路线，以及对报业民主本质和受害者角色的误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总体战思维，都使得日本报界至今仍走在错误的历史路线上，而得不到周边国家的同情。
作者一针见血的指出：战后报界的“总体战体制”至今犹存。任何阅读本书的读者都能够清晰地看到，日本报界既是被动员者又是自觉的动员者，它的野蛮血腥的不光彩历史并没有使其警醒，反而使其暴露出愈加丑陋的一面。时至今日，日本的报界和政治，依然缺乏战略意识，继续扮演为虎作伥、伺机噬人的鬼畜角色，本书就是又一本上好的照妖镜。
最后，在上述这么详尽的论述之后，如果要说对作者有什么不餍足的话，就是从读者贪得无厌的角度，希望不仅从日本军国主义的角度，也对中日和日美、日苏等国在战争宣传和政治动员的手法成效有更多的比较，说明其失败。或者对那些在二战中登峰造极的政治动员和战争宣传在日本本土和各受害国是如何祸害无穷、死灰复燃的进行更多揭露，说明其所造成的苦痛。还有战后美国对日本的传媒是如何渗透控制，将它纳入到其报业矩阵中，使其一倡百应，如歌如醉的,以说明其去向。当然这些要求恐怕已经远超出了作者的题目和篇幅限制，不过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东亚和平却又十分重要。
在web3.0和大数据的支撑下，今日的政治动员已经远远超出了总体战的范围，达到了不分战时平时、你我他方、一地一域的无限战水平。而且鉴于这种无限战正在加速扩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照妖镜，来揭露日本领导层和媒体“带着面具的生活”，头戴菊花，手按刀柄，表面甘当马前卒，实际心怀鬼胎，煽风点火，伺机渔利的赌徒心态。也需要把这些照妖镜高高挂起，让东亚人民和世界人民看清楚，日本新闻界的许多人是如何在摇摇欲坠的美式全球体制下，继续走着军国主义的回头路，反华反共反人民，试图再次将亚洲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并团结警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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