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不可以斗量，虚空不可尺度。浩瀚一部儒学史，岂是路人所能评说。我是把干春松老师的《儒学的近代转型》作为鸟瞰当代儒学研究的高台来看的。

作为一本中哲或儒学的理论专著，本书应是作者系列论文的整合。全书涵盖了当代儒学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以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为引子，从国家与儒学，儒学的合法性和制度儒学与儒学未来三个问题出发， 将近代儒学重镇与新儒家要员进行了全光谱式的讨论，并且触及了近代儒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适合关心儒学和当代中国思想的青年学子一阅。

全书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展开近代儒学问题的文化危机与西学东渐背景，列举康有为孔教会、二张新启蒙与文化创造主义、梁漱溟礼乐社会主义，结束于天下观之复兴。其重要问题在于描绘面对文化危机，思想界光谱上从全盘西化到本土立场以及居间调和创新等。总的来看属于史的探讨。

第二部分谈制度与心性。此部分全然探讨制度儒学，自成一专题，是作者着力之处。以科举制为核心，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而以港台新儒家《宣言》探讨港台新儒学政治意识之变化。

第三部分依杜维明第三期说，探讨儒学的今日走向。而第三章思孟学派一文对热门的思孟学派作了很好的学术梳理。实则在儒学内外对第三期并无太多认同，个人以为，海外新儒家为无根之飘萍，早已丧失儒家之精神。

第四部分探讨现代学科体系下儒学的可能性以及儒哲关系。追溯了作为源头的王国维、马一浮两种不同的学科方向，讨论中势必兼及诸名家，章末探讨了杨国荣、陈少明、郭齐勇三位对中哲新方向的探索。无疑这一段凸显了中哲与儒学始终存在的生存焦虑。

第五部分是一些总论性质的访谈。读者宜先读前后，以掌握大体。

作为关心中国精神的普通路人，我也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儒学的近代发展与世界结构与国家命运的起伏跌宕相依维，因为儒学不仅是一个思想，更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甚至是社会和文化传统。这就使得儒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更多放在与中国的政治激荡与社会革命的背景下来阐释。这是本书未能给予浓墨重彩之处。当然这也是因为类似《原儒》余英时的中国士研究这类前作的存在所造成的。但是儒学的历史兴衰还是要更多从经济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总体性危机的角度来探讨。

由上述角度来看，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儒学遭遇了釜底抽薪的结果。一方面失去了制度化的依托。加上在强大的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自然会进入一个长期的蛰伏状态，甚至在国际上成为普世价值之外的诸特殊之一，颇类唐代之朝贡图中之胡酋，以花瓶角色干谒取食而已。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却依然运行不殆，从选贤与能、和谐社会到命运共同体，儒家的丰富传统和精神资源早已悄然进入了国家治理体系。不待政治儒学来虚构。

也就是说儒学的精神欲亡似亡而未亡，且必不亡。推其原因很多，试举一二，首先如作者所论汉代儒学之兴起，重要原因之一是儒学有典有册，资源丰厚，为历代国家治理之刚需，恢弘传统不可须臾离也。其次，儒学已经渗透中国政治文化精神和日常生活。如自国家缔造之初，分土聚贤等文化传统始终在。第三如不作狭义理解，儒学思想之弹性极大，其伏流甚多，足以引出诸多相反之观点，以备不时之需也。第四因革命和现代化所需要的主流价值观念尚未有足够的开放和松动，儒学在国家危机中所遭遇的污名尚未洗刷干净，人民的自信尚未重新确立，儒学对时代问题的回答难以登堂入室，因堂上已有新妇也。虽则如此，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能废也。

上文提到秦汉之贤能主义，实则贤能政治起于东周之列国竞争，为上代之政治遗产。正如钱穆论六朝士族源自汉代察举，是时运变化之必然。因此未来所谓制度儒学、政治儒学如有复兴大行，必有待于三个条件，叔孙通之流“圣之时也者”。汉武之类反保守主义政治刷新者，以及国家治理需要之重大变迁。竞争者伙矣，勉哉！而生活儒学本不待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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