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
数月前，在一次谈论乌克兰战争历史起因的讲座中，我提到亚历山大•杜金对乌克兰战争的判断，以此来证明帝国野心才是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源头。有一位来自莫斯科大学的听众反驳道——杜金只是当今俄罗斯政坛的边缘人物，他对普京决策的影响力应该是极为有限的。
凯恩斯在1936年曾说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要强大。事实上，这个世界几乎不受其他东西的支配……当权的疯子们，他们彷佛是从空中听到声音，但实际上是从多年前的学术涂鸦碎片中提炼出他们的狂热。我确信，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大大夸大了。”我赞同凯恩斯的这一看法。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政治影响力，有时不在于他能够具体的接近权力中心，或对某个决策施加多大的改变，而在于他/她能够塑造某种声音，制造某种“势”，从宏观上积压决策者的决策空间。
这里所探讨的就是亚历山大•杜金这样的政治边缘人物的思想资源从而何来，又具有何种影响力的问题。
一
在此，不能不从俗先讨论一下欧亚主义这个名词。正如历史上所有的思想一样，在不同的人眼中，它有不同的涵义。诸多涵义的大体共性是，它倾向于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而不是欧洲国家），是被一个独特地域包含着的独特文明。
欧亚主义的最初来源，似乎可以追溯到俄罗斯帝国晚期开始产生的思想争论。在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就有所谓的西化派与斯拉夫主义者之争。西化派不用多言，斯拉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派的反义词，即认为西方那种自由主义、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要不得，要从“传统资源”中寻求力量。
应该说，这种“往回看”的事情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发生，但是在俄罗斯，“往回看”有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看向何种传统。有些人，如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所提出的口号——正教、君主与民族——后来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当然望向的是伊凡三世以来的沙皇专制主义时代。另一些人，如索尔仁尼琴，则喜欢的是沙皇专制建立之前的“波雅尔贵族时代”。另一位“国学大师”德·谢·利哈乔夫则往北看，即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认为俄罗斯之根自北欧而来。[1]但是无论往哪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基本上大家都还只是看向俄罗斯的欧洲本土。对东方，还是不屑一顾居多。虽然帝国的头像是双头鹰，但这只是地理面向，在文化传承上，一直是西重于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道：“在欧洲我们是跟随者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应该成为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但在亚洲我们就可以成为欧洲人。”[2]可以看成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
正如金雁在《倒转红轮》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沙俄崩溃之后，大批难民流亡海外，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批既反对十月革命，也反对二月革命的人，他们认为无论是哪一种革命，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不符合俄罗斯的国情。逃亡西方的他们，也往往过得并不如意。这些身怀国仇家恨的遗民，从自己的经验中对“欧洲”的拒绝要比他们的保守主义前辈深刻的多。从他们中间出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欧亚主义者，如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地缘政治学家萨维茨基。这些人开始第一次望向过去的“文明洼地”——内亚东方，从另一个方向去理解俄罗斯的文化与历史——它并不是文明西来，以高阶姿态浸润东方。相反，这片区域本身属于同一个文化/语言联合体。因此，俄罗斯不能被仅仅看成是斯拉夫人的国家，俄罗斯人/东斯拉夫人与突厥人和鞑靼人的相似度其实要远超过东西斯拉夫人之间。
如果说这些遗民还只是东西并举的话，那么下一代欧亚主义者——列夫•古米廖夫——则进一步将“去西方化”推向极致。古米廖夫是著名的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之子，是一名高度非正规的民族学家。受母亲牵连，古米廖夫在古拉格劳改营度过他几乎全部青中年时光。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发明/发现了某种“激情”理论——蓬勃发展的社会和民族并不是最理性或最先进的，而是那些拥有最高比例“激情”的社会和民族。这些激情广泛存在于野蛮部族之中，文明社会相较于他们，则是堕落与失去冲劲的。在他以后的著作《民族起源与地球生态环境》中，他用这种“激情”理论来解释民族的起源、发展与衰落。[3]
古米廖夫在劳改营里面写就了《匈奴》一书，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将研究对象转向了古突厥人和蒙古人，这些书籍都可以说是对草原民族的礼赞。他认为，俄罗斯人和草原部落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他们的地理、历史注定交织在一起，草原民族往俄罗斯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注入了活力。这就几乎把俄罗斯史观上传统的“西高东低”调了个个，变成了“西低东高”。
从学术价值上讲，古米廖夫的著作其实可以称道的东西不多，有很多历史发明与臆断的成分。但是，正如在这个世界上多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一样，时势同样创造学术。当时的俄罗斯，其实充满了对“另类历史”的渴望。
这种渴望首先是对苏联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动。对民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一些基本观点：他们认为至今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历史，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概莫例外；现代民族冲突是现代社会内部冲突的结果与产物，如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会随之消失”；民族运动的正当性视乎历史情景而定（如马克思支持波兰民族主义运动，视之为打击欧洲反动势力的手段，但不认为印度乃至亚洲民族主义运动有何必要，因为其古老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不予外部冲击就不会有进步），所以不一定每一个民族都有保存的必要。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民族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存在意义，要附属于阶级解放的需要。这一基本态度，被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很难把民族看成是一个政治实体，消解了他/她们对民族政治的思考。列宁自己在一战以前对以民族为单位设立政治组织一事其实并不热衷。在多处文献中，他称联邦制是“遮羞布”，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反对联邦制，也反对分权制的”、“鼓吹联邦制和民族自治，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非要有集中制不可”。[4]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苏联搞了一套民族加盟共和国体制，但是 “这一理论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这个国家一直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其考虑的原则。”。总结一下，就是“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社会主义。”[5]
吊诡的是，尽管由此造成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凡事都在莫斯科做出决定，少数民族不满意，可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整体却并不更满意。人们看到，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在阶级叙事下同样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人们也看到，经济资源源源不断的从俄罗斯本地流出去支援边疆；人们同样看到的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相当多的加盟共和国中，本地的少数民族干部实际上构建了某种势力范围与独立王国，腐败又独断（哈萨克斯坦的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就是很显著的例子）。
这里我要多句嘴，过去我们看帝国，总喜欢从民族间眼光出发，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殖民压迫，但其实在许多帝国中，帝国的统治者可以完全不在乎自己统治的是同族、异族，他们也不介意与其他族群的统治者联手来“割韭菜”。在这样的帝国中，从竖向权力关系来看，少数族群的精英是多数族群精英的附庸，国家大政方针是在中心制定并推行的，但是从横向权力关系来看，帝国又显得相当尊重边缘地区（精英）的特权（以维持共同统治、间接统治）。这样，从竖向看是专制，从横向看，则显得“自治”又“合作”。无论是沙俄，还是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这样的——沙俄可以说是一个贵族联盟国家，而苏联则是某种“新阶级”联盟国家。
话说回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古米廖夫的“另类历史”叙事同时受到了苏联内部不同人的欢迎。在哈萨克斯坦，日后纳扎尔巴耶夫甚至建立了一所以古米廖夫命名的国立大学（鉴于他对内亚民族的高度赞扬，这毫不让人奇怪）。在苏联党内和俄罗斯本土那里，他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古米廖夫将民族看成是一个具有独特生命力的有机体，这违背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却给了被苏联所遮蔽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以想象空间。同时，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和吸引人，不少党的官员开始对古米廖夫的奇怪叙述感兴趣。其中就包括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Anatoly Lukyanov)，他有段时间被人称作是俄国的“邓小平”，可以想见是一名非常务实的官员。他自1987年起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在1990年又成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并在日后参与发动了“八一九政变”。他似乎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古米廖夫的保护人。“对卢基扬诺夫来说，列夫的理论代表了一种完全独创的东西: 不是民族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第三条道路——一个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综合体，一个摆脱全面文化战争的途径，这个战争将会导致残酷的危险灾难。他的历史观虽然极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但却强调了苏联人民无意识的共情，欧亚大陆内部千年的统一性，以及对西方潜伏的不信任。党的保守派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列夫理论的宣传价值，如果以正确的方式使用，他仍然可能显得很有用”。[6]
简而言之，古米廖夫的学说除了给各地的民族主义正名之外，同时也孕育着某种帝国主义潜力，而这正是意识形态破产后越来越难维持局面的苏联高级官僚所意识到的。也正是这种暗在的契合，使得古米廖夫这个苏联专制的典型受害者，在他的生命晚期，在苏联国家崩溃之际，对苏联的消逝表示了莫大惋惜。
二
如果说特鲁别茨科伊和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学说还只是一种史观，里面还是有不少闪光的地方，比如批评“俄罗斯本位”，摒弃那种“高阶文明vs.未开化者”的心态，强调俄罗斯国家的某种“内亚性”，丰富了俄罗斯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那么到了亚历山大•杜金这里，欧亚主义里面的那种“反西方性”的政治面向就特别突出出来。
在苏联时期，杜金曾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小册子作家、嬉皮士和弹吉他的诗人。他是“大院子弟”出身，父亲也许是格鲁乌（GRU,军事情报局）的将军。也许是出于对父辈的叛逆和挑衅，一群特权阶级子弟（包括杜金）尝试与探讨了各种放荡的生活方式与极端意识形态，比如法西斯主义。
正如上文所说，在苏联晚期，已经有一些党内高官有了忧惧意识。美国记者查尔斯·克洛弗 (Charles Clover)，指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为了应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冲击，中央委员会和克格勃的一些官员开始进行了一些私底下的政治工程，一些是打入改革者内部的第五纵队，一些是抹黑，但也有一些是企图创造替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办法，用帝国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来笼络人心，以维系党的统治。[7]换句话说，当统治者的地位开始受到社会威胁的时候，他们开始选择性的向主体民族的某些需求妥协，以民族代理人自居，脱离那种“新阶级”联盟状态，丢卒保帅。这个不是什么新把戏，算是帝国统治者的基本艺能了，当初沙皇们就是这么干的。
在这些工程的作用下，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就出现了某种“红棕联盟”，即共产党与俄罗斯帝国主义者的联盟。比方说，一位叫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年轻作者——他是阿富汗战争的宣传家，外号“总参谋部的夜莺”——开始批评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改革，认为它削弱了苏联统一的基础。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非常惊奇的看到旧时代的幽灵再次出现在俄罗斯的思想舞台上，“这些自诩为俄罗斯‘爱国者’的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拥护沙皇俄国最令人厌恶的那些东西。……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俄罗斯负有统治从君士坦丁堡到太平洋、从波罗的海到印度这一广大的区域的使命，并且应在所有的边缘地带实现霸权。他们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俄罗斯民族的标志。维护帝国的完整应该高于个人利益，高于俄罗斯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利益。”[8]这样，在普罗汉诺夫的眼中，苏联就变成了俄罗斯人的国家，苏联和俄罗斯帝国合二为一了。
杜金也身列这些政治工程之中。中央委员会资助了他的杂志与书的出版，为他前往西欧与欧洲极右翼进行交流提供了资金与方便，杜金很显然和他们在反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美方面达成了多种共识。[9]杜金据说深受法国右翼作家阿兰•德•贝诺伊斯特(Alain de Benoist)的影响，而这位作家认为民族国家的潜力已经耗尽，对帝国相当的推崇。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极右翼的思想宗师有不少是前纳粹同情分子，比如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法律理论家卡尔•施密特和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克洛弗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政治哲学与冷战结束时的俄罗斯有着鲜明的历史共鸣，一些评论家并非巧合地将这一时期称为俄罗斯的‘魏玛时代’”。[10]他们各自所在的国家都经历了某种莫名其妙的、耻辱的“战败”，从各自的国际地位上跌落下去，这些思想家都需要寻找某种另类解释——“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这些时代都在呼唤民族纯洁、身份认同、文化保守和新地缘政治。
除了思想家，这种结构性的共鸣还体现在一批俄国军人和情报官员身上。他们自觉遭到了背叛，需要解释他们存在的意义。
杜金在当时很显然还不够资格参与八一九政变，但是他和他的家人在目睹八一九政变的时候，很兴奋的说：“这是我们的人”。[11]在八一九政变失败之后，1992年，在普罗汉诺夫的介绍下，杜金进入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担任讲师。他的新庇护者是伊戈尔•罗季奥诺夫（Igor Rodionov）将军。这位将军在阿富汗打过仗，担任过外高加索军区司令。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发生学生示威与苏军血腥镇压后，罗季奥诺夫被发配到了参谋部军事学院。日后（1996年），他又将成为叶利钦的国防部长。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这个培养军队中高级军官的学院，在罗季奥诺夫的领导下，成为了反对鲍里斯•叶利钦政府和自由派改革者的基地（当然，在苏联崩溃、军队解体之后这只是个小基地），就是在这里，杜金开始研究、讲授他的地缘政治学说，向将军们灌输欧洲极右翼的思想。
杜金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的讲义在1997年得以出版，名字叫做《地缘政治的基础》。这本书被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和其他一些军事大学指定为教科书，开始四处为杜金打开大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是研究俄罗斯右翼问题的专家，他在2001年不安的注意到，这本书对俄罗斯军队、警察和外交政策精英的影响无与伦比。[12]
在这本书里，他叙述了地缘政治学的各种前辈——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哈尔福德•麦金德、阿尔弗雷德•马汉、卡尔•豪斯霍费尔、卡尔•施密特和萨维茨基——的观点，辅之以现代各国人士的地缘政治观，把世界历史描述成各种板块之间的永恒对抗。他主张重建两极体系——以欧亚世界来对抗大西洋世界。他用非常赤裸裸的言语指出，为了达成此目的，俄罗斯必须重新建立它的帝国——“没有办法想象不是帝国的俄罗斯将会是怎样，它注定成为帝国。”他用一定的篇幅来说明，帝国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种天命。杜金简单的总结道：“俄国人征服世界的战争并没有结束”。[13]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在“下大棋”，比方说实现莫斯科-柏林轴心，鼓励法俄合作共同反美，吞并芬兰、白俄罗斯、乌克兰与蒙古，与德国瓜分东欧，建立俄罗斯伊斯兰联盟，瓦解中国（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江时代的某种自由化改革中，让杜金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卒子，“历史表明，地缘政治上最重要的盎格鲁-撒克逊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基地是中国”），利用身份政治煽动美国内各族群的不满，破坏其稳定。这是因为杜金主张不仅仅要重建旧俄罗斯帝国或者苏联，而且要超越之建立一个新的全新欧亚帝国。
杜金的这种叙事无疑给了有巨大挫败感的俄国军人和情报界人士以存在意义。杜金告诉来受训的军官们，苏联的崩溃并非仅仅只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大西洋世界与欧亚世界对抗的偶然结果。苏联只是“俄罗斯世界”的表象，而“俄罗斯世界”必将在危机之后重新浮现。当前的挫折只是宏大历史进程的一个小曲折，昭昭天命所在，兄弟还需努力。
尽管杜金自己未必真信（克洛弗指出，杜金对于自己的言论其实有某种刻意的疏离），尽管这在当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边缘思潮，并非主流，但时代将会继续把它推往前端。
三
在苏联瓦解后的日子里，杜金的政治活动与生命起起伏伏。其出身、经历与认知决定他首先是作为叶利钦的反对派出现的（叶利钦在当时被看成是亲西方的自由派的代表）。他首先与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结盟，两个人关系紧密，共同宣扬某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实际上是红棕联盟在后苏联时代的体现。[14]
1993年9月，叶利钦和民族主义者与共产党所控制的杜马国会发生了著名的政治冲突，杜金卷入其中，参与到杜马一方，并实际参与了攻打国家广播公司电视台的行动。在杜马被暴力镇压之后，叶利钦采纳了其顾问的主张，学习俾斯麦的手法，“乘对方洗澡的时候，穿走对方的衣服”，这意味着叶利钦采纳了一系列民族主义政策，用胡萝卜加大棒诱惑反对派顺从自己。在此之后，杜金走到了政坛边缘。
但时代的风向再次把杜金吹了回来。叶利钦自己在俄罗斯执行的是一条寡头私有化道路，寡头对国民财富的疯狂掠夺，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丢脸的车臣战争，猖獗的有组织犯罪与政府的严重腐败，各地方明显的独立倾向，叶利钦自己明显酗酒昏聩，都日益让叶利钦政府不得人心。叶利钦身边的政治团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政治操纵活动，让在民调中严重落后的叶利钦在1996年再次当选总统，并在他当选之后不久就开始物色接班人选，而这个人必须懂得忠诚，保护叶利钦不受追究。这个人最好出身军队或者安全机构，以便稳定局势（在当时确实有安全机构官员在策划政变）。经过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叶利钦的政治团体报告说，选民压倒性地希望这个人要具有“军事气质，言语少，行动果断”。[15]根据以上标准，一个本不可能的人选被叶利钦挑中，那就是普京。美国记者凯瑟琳·贝尔顿 (Catherine Belton)指出，普京很可能是原苏联克格勃冷战后政治渗透计划的一分子。[16]
随着普京的上台，大量的军人和安全人员开始进入政府，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中期，这些人占据的比例达到了32%。而这些人的上台，也就意味着杜金影响力的上升。杜金在此时也主动依附普京。在2001年，杜金成立了所谓的欧亚党。在声明中，他说道：“普京的统治已经成为欧亚主义思想的真正胜利……我们完全彻底地支持总统。”[17]
不过，在普京执政的早期，他仍然希望左右、东西逢源，他向欧美释放出了相当的善意，在九一一事件后配合美国进行反恐行动。逐渐结束普京的摇摆的，是两种形势：一种是俄罗斯国内日益增长的满意情绪与民族主义情绪，这是由于石油收入的增长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所导致的，这直接稳固了普京的政治基础；第二种则是2004年的北约东扩和发生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这些似乎使得普京感觉到了被背叛的愤怒和颜色革命的威胁。这些都使得普京敢于直面与西方的冲突。
普京开始动员各种可能的盟友，作为街头的打手与舆论宣传、异论相搅的工具进行预防性的反革命。这些人包括极右翼民族主义者，比如“俄罗斯形象”(Russkii Obraz)和“纳斯”（Nashi），也包括杜金在2005年成立的欧亚青年联盟。前者主要是一群纳粹光头党，乐于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少数民族，用来搅乱自由反对派的集会。后者则文雅的多，用来在西方国家的大使馆门前静坐，举办各种拥护普京、抨击其对手的公共活动。不过，克洛弗指出，这些团体的成立与活动并非直接来自普京的指令，它们往往是自治的，由接近或企图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企业家所资助，享受一定程度的官方保护，但仍然与官方有一定距离（以便官方可以否认联系的存在），通过揣摩上意进行活动。以后，普京将把这种经验用来动员它国极端分子制造族群、文化冲突上。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些街头人物各有各的用处，但是欧亚青年联盟有一个明显的政治优势，它主要强调对外而不是对内，它倡导一个超民族的俄罗斯文明，而不是具有分裂性的种族主义。鉴于俄罗斯联邦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20%的居民是少数民族），极右翼民族主义很显然会引发民族冲突与分裂，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而这是克里姆林宫所极力避免的），那么强调扩张性的欧亚主义就顺眼的多（尽管扩张性和分裂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随着普京政权日益走向威权主义，欧亚主义开始慢慢的变成某种默认的官方意识形态。
在2009年以后，新欧亚主义的概念和词汇开始出现在俄罗斯政府高层人士的谈吐中。克洛弗指出，在演讲、电视谈话节目和报纸文章中，普京开始使用新的术语。例如，在谈到西方时，他开始使用“大西洋”这个词，当谈到俄罗斯更广泛的身份认同时，他使用了“欧亚大陆”这个词。[18]杜金对未来俄国的图景，也以某种隐秘的方式进入了普京政府的实际决策之中。在2009年，杜金几乎是精确的预言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肢解。
当乌克兰战争打响后，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在2022年2月26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说道：
“弗拉基米尔.普京决定不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留给后代，毫不夸张地说,是承担了一种历史责任。毕竟，俄罗斯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出于两个关键原因。国家安全问题，即乌克兰成为反俄和西方对我们施压的前哨，在其中的重要性仅排在第二。……首要原因永远是一个分裂民族的情结，民族屈辱的情结——俄罗斯家庭失去了它的一部分支柱（基辅），然后不得不接受两个国家的存在，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民族。……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乌克兰已经回到了俄罗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国家地位将被清算，但它将被重组，重新建立，并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一部分回到其自然状态。”[19]
我们不难看到新欧亚主义在这篇文章中的回响。
当然，这不是说杜金成为了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宾，他仍然只是政坛的边缘人物。杜金自己也承认，是他的想法，而不是他本人，间接渗透到了有关官员的头脑中。2014年7月，他在YouTube 上接受采访时解释道: “我们只是按照俄罗斯历史的逻辑和地缘政治的规律行事。”。[20]
据说普京本人对政治思想其实不怎么关心，既然杜金本人并没有接近普京的个人渠道，那么新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的流行实际上就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的作用：
一，普京政权的核心是一个“宫廷”，在这个宫廷里面并没有明显的职级与权力领域划分，不同的“廷臣”相互竞争，争取普京的注意力。在这个圈子里，并不存在专业性。所有人都要看普京的眼色，琢磨他含混的表达。因此，如果普京表示了对某种信息的欢迎，就有一个忠诚表达升级的过程，那么很可能会在这个宫廷里面形成循环反馈。在这种反馈中，最开始只不过是宣传工具的东西，会慢慢变成思想的基础与现实。
二，历史形势。俄罗斯民族主义无论是在沙皇俄国，还是在苏联，实际上都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俄罗斯联邦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俄罗斯人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几乎是不可抵挡的。很多俄罗斯政治的研究者都指出，普京政权是一个混合政权——具有很强的威权/寡头色彩，但同时也密切关注/依赖大众意愿。由于当权者要抵挡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所以就不可能走公民民族主义这条路。正如上面所述，俄罗斯联邦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做减法、排外，也不是一条可持续的政治道路。那么新欧亚主义几乎是唯一胜任的意识形态。
2015年10月，杜金声称自己并没有实际激发俄罗斯的扩张过程，说道：“作为一名地缘政治家，我把握着俄罗斯历史的脉搏——它也是我的脉搏，我的心跳与我的国家、我的人民的心跳一样有节奏。我等待着舒张和收缩，潮起潮落。”[21]
这种诗意的描述可能是更接近于事实的。
结论
回到本文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杜金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们可以看出，杜金并不在那个决策政治圈子里。无论是在叶利钦时代，还是在普京时代，他所参与、创建的政党、组织和运动，似乎都只在俄罗斯政治的外围，他自己也始终只是政治附庸。但是这是不是能说明杜金没有什么影响力呢，却肯定不是。
毋宁说，杜金和俄罗斯政治存在某种共振关系。在某个关键点上，杜金把他的右翼政治思想输入到了俄罗斯政府和社会的体内，在那个关键时刻，几个关键团体、阶层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正好处于某种软弱、空白期，于是能够给人以生存意义的另类历史观捕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并通过传播复制扩散开来，又随着俄罗斯政治斗争的需要，逐渐成为一种官方叙事，而这种官方叙事进而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换句话说，杜金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又或者说，时代大潮恰好跟杜金所倡导的新欧亚主义频率相同。
这是不是能说明杜金不危险，不，世界上最危险的人就是那些能给从来不读书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注：本文首发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