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1979年伊朗革命，国内大众始终有这么一个印象，这场革命是一个力图推行现代化改革的威权政府与传统宗教势力之间的对抗，其结果是过激的现代化改革被传统宗教势力反扑。舞台的中心是长着大胡子、脸色严厉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灰溜溜逃走的巴列维国王，以及高喊“真主至大”的狂热宗教学生，其他人只是配角。这种印象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有人问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像伊朗这样一个已经在世俗化、工业化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国家还是会出现宗教复辟，那么，伊斯兰和现代社会究竟是否兼容呢？

著名伊朗政治研究者米萨格•帕萨（Misagh Parsa）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新书——《伊朗的民主：为什么它会失败，它又为何能成功》（Democracy in Iran：Why It Failed and How It Might Succeed），继承了他在三十年前写就的《伊朗革命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一书中的观点，那就是——上面这个观察不靠谱。

一

米萨格•帕萨认为，1979年的伊朗革命并不是一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而是一场多元革命，其主要参与者的目的是政治性和世俗性的。只是由于后来霍梅尼篡夺了政权，才倒果为因，用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来解释伊朗革命的根源。

在叙述本书之前，需要先岔开一下，讲一下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伊朗现代化进展的背景。一般来说，传统社会是农业和农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也是传统势力控制政治的主要实力来源。但是到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已不再是这么一个传统社会。在1977年，农业只占伊朗国内生产总值的9.7%，从业人员仅占劳动力总量的34%。1972年，工业产值占伊朗国内生产总值的 43.1%，工业部门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四成（其中，制造业工人又占全体工人的半数以上）。伊朗的城市人口占人口总量的52%，而识字率在城市和农村分别达到了65%和30%，全国平均一下应在五成以上。我们可以说，1979年的伊朗在现代化的程度上来说是要远远超过2011年的埃及的（比方说埃及现在的城市化率也只有43%，工业产值只占GDP的20%左右）。

好，我们接着说。帕萨首先指出，虽然大多数参加伊朗革命的伊朗人是通过清真寺网络动员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建立一个神权国家，而是因为清真寺在当时相对能够提供某种遮护（毕竟伊朗还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巴列维国王对清真寺下手还有顾虑和困难）。1975年，一群宗教学生在中北部城市库姆发动起义，如果当时的伊朗人因为对现代化的反感而变成宗教狂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显示信仰的好机会。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伊朗人采取袖手旁观的做法，没有哀悼仪式，传统上同毛拉结盟的巴扎（集市）商人群体也没有发起任何一场罢市。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哪个主要阶级是为了社会、文化或宗教理由而加入革命的。一般认为，伊朗革命爆发的起点与第一阶段是在1977年2月，是由民族阵线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向巴列维国王递交公开抗议开始的，他们的诉求是人权、自由与宪法。随后是学生们跟上。而大多数学生的目标是世俗社会主义性质的（尽管一部分学生信仰的是伊斯兰社会主义）。正因为他们的左翼色彩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巴列维国王公开宣称，大学已成为年轻共产主义者的堡垒。霍梅尼本人其实也是这么看的，等他回到伊朗掌权之后，从1980年4月开始关闭全国所有的大学达两年之久。

革命的第二阶段是由巴扎商人们在1978年1月引爆的。他们是商人、高利贷者、店主、手工业者和游商，因城市化、工业化和金融的国家化而受到不少冲击。凭借传统行会组织，他们成为伊朗最有组织力的群体（控制着三分之二的国内贸易）。帕萨认为，过去大家高估了巴扎商人的保守性。巴扎商人受自由民族主义的影响要高过伊斯兰教士。比方说，在五十年代，大多数伊斯兰教士是支持君主制的，那个时候巴扎商人们却坚定站在1951至1953年出任民选首相的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 ，1882—1967）一方。到了六十年代，尽管部分巴扎商人转而支持霍梅尼，但是他们对清真寺的贡献却在持续减少。他们起而同霍梅尼结盟，几乎完全是因为巴列维政府的商业管制计划。在1978年1月到12月，伊朗各主要城市的巴扎商人们各自发表了至少十五次声明，这些声明主要是在谴责专制、帝国主义与腐败，只有三次声明支持伊斯兰运动。一位著名的巴扎商人团体活动家日后说：“如果巴扎商人事先知道霍梅尼要搞政教合一，那么他们永远都不会支持他。”

至于宗教教士自己，霍梅尼及其支持者在他们中间也并不占据多数。研究者对当时清真寺集会的录音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多数口号都是在反专制、反腐败，只有16%的口号支持霍梅尼（也有差不多相等的口号献给了其他领导人）。大多数教士在革命中都保持着温和立场，并不要求建立一个伊斯兰政体（这是由于传统的什叶派意识形态要求不去干涉政治，而大多数教士都是传统主义者）。事实上，霍梅尼本人对伊斯兰神职团体的迟钝也颇为不满。而且相对来说，在革命初期教士们能够掌握的人数是较少的——在1978年12月10日德黑兰的大游行中，教士们只能派出1400人充当纠察队员，而民族主义者派出了2500人。

最后两个集团是工人和农民。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工人受到了相对优待，而秘密警察对工人组织的打压和渗透也很厉害，所以一开始工人在革命中相对消极。他们既不要求推翻君主政府，也不要求建立伊斯兰政体。到了1978年秋天，随着形势的发展，工人激进起来，但行动者主要是左翼石油工人。至于农民，不好意思，没有他们参加革命的证据。这是因为巴列维王朝进行了白色革命，搞了土地改革，这就解除了农民的抗争动机，使得伊朗革命基本上是一次城市革命。

正是因为上面这种形势，使得当巴列维国王出逃之后，革命临时政府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拼盘。比如说革命之后的第一任总理是世俗派的民主活动家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1907—1995），由世俗民族主义者来组织新政府。原因无他，虽然霍梅尼是在众望所归中回到伊朗的，但他的回归并不代表他回归后就掌权了。在革命中，霍梅尼只是共主，各派力量他还无法掌握，非要做出人事上的让步不可。实际上，当时的观察家们认为他会是一位过渡领袖。法国和美国的使节都曾认为：“霍梅尼必将失败，左派将立即获益。”

在革命期间，霍梅尼自己的语言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他并没有高呼“沙里亚”，而多的是反独裁，捍卫自由和伊朗的国家利益。他说：“我赞成社会和经济发展，但沙阿（国王——作者注）实行帝国主义政治，企图把伊朗置于落后境地。沙阿政府是独裁政权。在这个政权中，个人自由遭到践踏，选举、新闻界和政党被取消……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和文化自由。”他承诺给所有人政治自由，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他否认会用武力来推行伊斯兰政策，保障宗教少数的权利，也不会强迫女性带上罩袍。他说：“在伊斯兰社会，女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真主平等创造了我们。”霍梅尼也多次向伊朗人保证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否认自己有政治诉求，暗示国王一旦退位，教士们就将甘于顾问角色。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证据（伊朗各派力量的诉求以及霍梅尼自己的言论），帕萨认为，尽管当时各派人士都主张或支持教士卷入政治，但其革命的目的则是世俗性、政治性的，即要求政治（要求宪政民主）或社会改革（增加社会福利），但并不支持建立一个教士国家。虽然大家都共同拥戴一位教士（霍梅尼）当领导，这也主要是因为他反抗巴列维统治的彻底性，而不是他实际能控制局面，不是因为他的神学思想。伊朗革命是一次大众政治行动，是多元力量的结合，而不是一次教士的反叛。

二

真正使伊朗革命变成一场伊斯兰革命，是在国王拱手让出政权之后的事情。原教旨主义者的掌权是在1979年至1982年间，通过持续不断的几场政变实现的。

伊朗革命之后有五派主要力量：世俗民族主义者（临时革命政府总理巴扎尔甘出自于这一派）、伊斯兰民族主义者（1980年2月至1981年6月担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巴尼萨德尔属于这一派）、世俗左派、伊斯兰社会主义者、最后一类则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霍梅尼虽然在一开始并不掌握局面，但他的优势在于他一开始就致力于排挤异己。临时政府总理巴扎尔甘下台后不久，在与记者的一次会谈中曾经这样评论:“在革命后发生了一些没有预见到、也不可能预见到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就是教士取代我们，成功地接管了这个国家……是的，正是世俗力量缺乏进取心才使得教士接管成为可能。”我国学者陈安全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中对霍梅尼掌权过程做总结的时候，也说道：“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赢得最后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比对手在权力政治的游戏中玩得更精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更是巴列维王朝垮台的产物而非其前提。”帕萨的看法也与之类似。

霍梅尼在归国之后完全没有和衷共济的政治幻想，而是迅速建立了一套由革命法庭、自治委员会、革命卫队和被剥夺者基金会构成的地下政权（尽管他还是地上政权的名义首脑）。相反，他的政治对手则显得很迟钝，拙于应对霍梅尼的挑战。霍梅尼对时机的利用也很出色，当1979年10月伊朗正在制定宪法的时候（霍梅尼倡议建立法基赫体制，即神权体制，正面临各方的抵抗），美国人正好收留了巴列维国王，这在伊朗掀起了空前的反美浪潮。于是在鼓动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后，霍梅尼利用从美国使馆获得的文件，掀起了一股抓美奸的运动，利用空前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修宪同反美结合在一起，迫使其他方同意之。1980年9月，萨达姆入侵伊朗，打响两伊战争，霍梅尼又顺手牵羊将军队调往前线消耗（同时是整肃），以免军事政变。

霍梅尼的身段非常的灵活。在1979年5月1日，他发表演讲，听起来比卡尔·马克思更激进，他说：“每一天都应该是劳动节，因为劳动是万物之源，一切原子，甚至天堂和地狱，都从劳动而来。”这是因为当时他需要同左翼结盟，一起对付世俗民族主义者。等打垮了世俗民族主义者之后，他再同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一道消灭了左翼力量，最后利用两伊战争的机会清除了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到了1981年6月，霍梅尼打垮了最后一个政治对手，免除了巴尼萨德尔的总统职务。再接下来就是近两年的血腥清洗。到1983年5月，霍梅尼终于彻底清除了内外对手。该年8月，政府宣布，一切世俗法律均作废，不再生效。至此，革命的伊斯兰化才算完成。

帕萨指出，伊朗革命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共有26个成员，除四人死于反对派的刺杀之外，一人在1979年9月因反对宗教专制而遭暗杀，其余八人被霍梅尼或囚或杀，十人退出政界。这种革命领袖的高清洗率其实也说明了所谓伊斯兰革命并不是什么原教旨宗教运动，抢班夺权的味道倒是重的很。

三

换句话说，帕萨指出，这场革命最后被原教旨主义者所收获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从事前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看，其实伊朗在现代化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在伊朗，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被广大落后保守的群众所包围的孤岛。伊朗并非中东及北非那些国家可比，同土耳其倒是可以相提并论，作为一个旧日帝国，伊朗的底子是要深厚的多的。从革命时主要参与者诉求的世俗性来看，也反应了这种社会背景。问题出在革命进行过程中——霍梅尼以较高明的权术逐次打倒了自己的反对派，从而将伊朗革命伊斯兰化了。既然如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体制就只是权力的后果，而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来做配合，这就给民众运动的再一次兴起提供了相应的心理、政治与社会空间。

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大众社会与政治运动虽然被暂时压制，但是随着霍梅尼的去世，又重新复兴，这些运动的存在，表明了伊朗现代社会的活力尚存。帕萨举了两个例子作为例证，一是伊朗的学生运动，二是所谓的绿色运动。

我们首先来谈谈伊朗的学生运动。在伊朗，大学生一直是思想与政治的先锋，在霍梅尼时代遭到严酷打击。但是当霍梅尼去世之后，以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总统为代表的实权人物决定“拨乱反正”，消除制度的不稳定，促进发展，于是兴建了许多新的大学，也放松了对大学的管制。这样做的后果是，大学生的数量翻了将近三十倍（由于伊朗经济的不景气同时导致了大学生的高失业率）。这就促进了校园内部世俗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力量的复兴。到了1999年，哈梅内伊一个高级助手（Mohammad Mohammadi Golpayegani）不得不承认，“1979年革命的第一代人未能将价值观传达给第二代”。德黑兰市议会的调查是，86%的大学生并不进行日常祷告。

随着伊朗高层发生了政治分裂，激进的学生开始拥戴第五任伊朗总统哈塔米（他的任职时间是1997-2005年）进行政治改良运动。1999年7月，由于保守派对学生进行了武力镇压，至少在十八个城市，成千上万名学生高喊言论自由与反神权独裁的口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随着政府的进一步镇压，学生进一步激进化。帕萨观察道， “大学第一次见证了一群支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生的崛起”、“学生政治越来越向左移动”，以及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框架内的改良思想逐渐被抛弃。

至于绿色运动（西方媒体有的时候会称之为波斯之春），则指的是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后伊朗的群众抗议运动。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那年的选举前，伊朗的宪法监督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取消了470人的竞选资格，只保留了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和前任总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 Hossein Mousavi）等四人。穆萨维相对来说更偏向改革者一方，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在该年6月8日，穆萨维的支持者披着绿缎带组成人链横贯整个德黑兰市，为他造势。6月12日选举的时候，有85％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创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高的投票记录。男人们在头发上喷上绿色，女人则穿着绿色的围巾和绿鞋子，以表示对穆萨维的支持。结果内贾德被宣告获胜。反对派认为这是选举舞弊，于是群起抗争，每个主要城市都爆发抗议活动（德黑兰市长预计该市有300万人上街）。6月15日的示威是现代伊朗历史上最大的示威之一，揭露了民众与伊斯兰共和国统治者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随后发生的则是大规模的镇压、监禁、酷刑与处决。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仍然维持了二十个月，参与者最后喊出了结束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

这两个运动都可以看作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后续，无论是从诉求上，还是从规模上来说都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自1979年以来的这四十年，与其说是“革命后”，不如说是“革命中”。因为在这两个运动中，1979年的革命口号一再被提出。比方说穆萨维在2010年2月伊朗革命纪念日之前接受采访，就提出现政权未能履行革命承诺，而自己是在继承1979年反独裁、反专制的革命理想。

尽管这两个运动都相继失败，但是，观察其中的政治过程，也能揭示出伊朗政制中的一些本质性的矛盾：一，尽管在法基赫体制下，教权人士控制着军队、警察、重要的经济与金融部门，以及对政府的监督与最后决定权，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与选举机制，即伊朗还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宪政体制，这可以看成是教权人士对世俗民主主义的让步，是某种革命遗产，这就为伊朗内部的政治运动提供了政治空间；二，1979年的革命口号中也包容着相当可以为后世所用的思想资源（霍梅尼本人也多多少少承认人民人民是伊斯兰体系合法性的基础）。有相当多的前政府官员（哈塔米、穆萨维等等，甚至包括霍梅尼的好几个孙子、孙女）与好些教士（比如大阿亚图拉Bayat Zanjani）最后都成为了法基赫体制的反对派，可以看成是这些矛盾在现实政治中最明显的体现。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1979年伊朗革命所创造的二元体制与二元思想显得越来越自相冲突，运行困难。 帕萨认为，1979年革命所创造的两元体制无法通过内部改良修正，伊朗未来的道路也许还会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也许他是对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伊朗革命还在持续进行之中，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场革命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