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丁堡大学的学者莉莲安娜·莉佳（Liliana Riga）在研究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构成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初期的高层领导（1917-1923年间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成员共93人）中有很强的少数民族色彩——犹太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人构成了其近六成，俄罗斯人却是少数派。
表1：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族群背景
| 族群 | 人数 |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比例 | 在帝国人口中的比例 |
| 俄罗斯人 | 39 | 42 | 44 |
| 犹太人 | 14 | 15 | 4 |
| 南高加索人 | 9 | 10 | 2 |
| 乌克兰人 | 8 | 9 | 19 |
| 拉脱维亚人 | 6 | 6 | 1 |
| 波兰人 | 3 | 3 | 6 |
| 立陶宛人 | 1 | 1 | 1 |
| 白俄罗斯人 | 1 | 1 | 1 |
| 德意志人 | 2 | 2 | 1 |
| 其他 | 10 | 11 |
当然，在俄罗斯帝国中，俄罗斯人本来就不是多数。布尔什维克里俄罗斯人占比同其人口比例相似，好像也不足为奇。但是，过去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在帝国崩溃的时候，少数民族通常都是分离主义派，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这里，情况就不一样呢？
这里还有几件奇怪的事——如果不算族缘，而看籍贯的话，莉莉安娜·莉佳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出身于俄罗斯帝国核心区域，其他人都来自边疆地区（主要是沙俄的南部、西部边疆以及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如果看职业，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多半是工人、农民出身，中产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则多半是外族人；如果看领导地位，少数民族明显在布尔什维克中的地位偏高。比方说，布尔什维克首届政治局七位常委中的四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苏克尼科夫）都具有犹太血统。而自十月革命前到俄共（布）十二次代表大会（时间跨度是1917年到1923年），全体政治局委员中，俄罗斯族人（包括混血）总占比38%。她不禁自问：过去我们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一场主要由俄罗斯知识分子领导的反对专制政府的阶级革命，这个看法是否全然成立呢？为什么在一个以阶级抗争为口号与内涵的革命中，边疆的色彩却这么强？
表2：布尔什维克的出身背景
| 阶级出身 | 人数 | 俄罗斯人（比例） | 少数民族（比例） |
| 农、工 | 35 | 22（63%） | 13（37%） |
| 中产阶级 | 39 | 11（28%） | 28（72%） |
| 士绅、贵族 | 9 | 4（44%） | 5（56%） |
当代俄国社会史学家米罗诺夫（Boris N. Mironov）也有相似的观察，他把1907年至191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7000名最积极的革命者（各革命党派皆有）的民族情况进行了一下统计，将该民族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在革命者中的比例做了一个对比，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说俄罗斯人的革命积极性是1的话，那么拉脱维亚人比俄罗斯人高7倍，犹太人高3倍，波兰人高2倍，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高1倍。
老实说，布尔什维克有很强的少数民族色彩这件事，当时的人比我们要清楚的多。无论是温斯顿•丘吉尔，还是德国右翼民族主义者，都将怀疑的眼光投向犹太人，认为俄国革命是一个犹太革命。这当然是一种对俄国革命的扭曲观察，不过倒也说明了当时的人都清楚这一现象。
其实有一个证据可以反驳布尔什维克党是被犹太人所操纵的说法。在同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并非沙俄唯一的革命派别。与布尔什维克相互竞争的革命党派还有俄国立宪民主党（Kadets）、社会革命党（SRs）和孟什维克。这些党派的构成跟布尔什维克相差并不大。见下图：
表3：沙俄晚期主要政治党派的社会构成
| 党派 | 领导人构成特征 | 基本群众特征 |
| 社会革命党 | 中产阶级、下级知识分子、多族群、犹太人、莫斯科的学生、乡村教师 | 对俄罗斯地主不满的俄罗斯农民；迁徙到城市的农村移民，游民 |
| 布尔什维克 | 少数民族中产阶级、低级城市、乡村知识分子、俄罗斯工人阶级、犹太人 | 城市工人、农村移民、游民 |
| 孟什维克 | 少数民族中产阶级、城市低级、中级知识分子，犹太人 | 城市工人、农村移民、游民 |
| 立宪民主党 | 中产阶级、中级知识分子，职业人士、犹太人 |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居民；中产阶级；边疆地区的犹太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 |
| 十月党人 | 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农村士绅，新兴城市富人，莫斯科的绅商 | 边疆俄罗斯人，老省会里的少数民族精英；俄罗斯银行家、工业家、地主和大资本家 |
| 黑色百人团 | 贵族、寡头；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 | 南方省份中持反犹思想的农民和工人 |
莉莉安娜·莉佳指出，实际上，孟什维克相较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其领导人群体的族群多样性要还要更强一些，犹太人的色彩更浓一些的。从表3上我们还可以看出，所有的中左革命党派，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共性，那就是少数民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同俄罗斯的底层人民形成了某种政治结盟，一起来反对沙皇专制政府。这其实说明布尔什维克的少数民族色彩，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现象，而是俄罗斯帝国整体政治现象的一个镜像。
二
好，那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少数民族要积极参加全俄的社会主义革命？
莉莉安娜·莉佳的回答是，这跟十九世纪末期沙俄的社会流动变化和沙俄政府的复杂统治策略有关。
较详细的讲来，是这样的：沙俄的近代史基本上可以以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为节点分成两段。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沙俄帝国对帝国边疆的统治策略跟一切其他古典大陆帝国没有区别——政治吸纳、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用伯班克和库珀两个人在《世界帝国史》一书中的总结就是：
“俄国统治的首要原则是务实的承认差异。俄国的精英们并不拘泥于使他们占有的属民服从于单一的文化模式或财产体制。西伯利亚各部落、哥萨克群体、波兰贵族以及中亚穆斯林会有自己的法律、习俗以及宗教信仰。……俄罗斯巩固帝国力量的方式，是保留已存在的社会关系与规则，并让当地人执行许多政府的必要职能，譬如治安、司法和税收。”
沙俄统治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贵族共治/联盟；第三个则是坚持人以群分，对不同的人群给予不同的法律待遇。有个俄语词叫做Сословие，大概相当于社会身份等级的意思，每个人都属于某个Сословие（我们可以稍稍拿中国的城乡户籍之别来做个比附）。农民之子恒为农，要纳税，要当兵。
到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深深感到帝国的陈旧腐朽无用，需要进行改革。比方说，俄国基本上只有常备军而没有预备队（常备军服役时间几乎是终身制，二十五年），这是因为政府害怕武装大众，害怕让士兵们返回乡村。为了同西方强国抗衡，亚历山大二世需要松弛身份制度，发展市场经济，进行司法改革，建立某种地方自治制度。这是沙俄版本的“改革开放”（又称“大改革”）。如其所愿，随着大改革，俄国走上了一条高速发展道路。比方说，在1869至1913年间，俄国工业品数量增加7.5倍，劳动生产率提高1.2倍（美国相应数据为6.5倍和0.8倍）。
但对沙俄来说，“大改革”也产生了两个意外后果。首先，社会流动增加了，中产阶级、专业团体和无产阶级都在城市中壮大起来，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核心是法律从业者、医生、学者和文化行业人士等自由职业者（即有特殊知识技能的自雇者）。他们不全靠政府吃饭，自然批评起来政府也不客气。职业革命家又主要从这个群体里面诞生（1869年，米哈伊尔•巴枯宁和谢尔盖•涅恰耶夫写就了《革命问答》，一般被认为是其诞生的标志）。沙俄政府同知识分子群体的冲突就成为十九世纪晚期的俄国政治的重要特征。
第二个意外后果跟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指出的一样——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是它在放松压迫、进行改革的时候。当亚历山大二世放松对波兰控制的时候，1863年1月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在镇压叛乱之后，沙俄政府开始在俄国的西部边疆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尽一切可能消除旧波兰的影响。波兰语被禁止使用，波兰本土的天主教徒被迫皈依东正教。随着时间的过去，俄罗斯化政策开始被推广在整个帝国西部地区——从芬兰到波罗的海沿海，从白俄罗斯到乌克兰，从亚美尼亚到阿塞拜疆，概莫能免。这是俄罗斯右翼激进主义的应激反应，也意味着俄罗斯帝国政府在某些层面上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在边疆问题上的务实态度，许多人开始认为，为了在新的时代维护专制制度，旧有的帝国多元实践不再适用，必须向自己基本盘收缩，为帝国寻找一个民族基石。沙俄政府的新意识形态是“正教、君主与民族”。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专门下令，在俄罗斯的教堂和公共建筑物上，都要加上俄罗斯风格的装饰。我们今天在俄罗斯看到的许多洋葱头建筑物就是出自于这位的手笔。
总而言之，到了帝国晚期，沙俄政府发现/制造了新的敌人，于是他们调整了自己的统治策略。大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内，帝国政府眼中的朋友和敌人如下：
表4：1864年至1914年间帝国的排斥/统合策略
| 排斥（敌人） | 统合（朋友） | ||
| 群体 | 成员 | 群体 | 成员 |
| 城市 | |||
| 知识分子 | 俄罗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波兰人、鞑靼人（阿塞拜疆人）、乌克兰人 | 城市业主 | |
| 自由职业者 | 犹太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鞑靼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俄罗斯人 | 领政府执照的城市专业人士（吃财政饭的专家） | |
| 城市下层阶级 | 犹太人、所有民族的农民工（包括俄罗斯人） | 帝国政府中的贵族官员 | |
| 少数民族政府公务员 | 巴尔干的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富有的格鲁吉亚和波兰官员、宫廷犹太银行家、中低等级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官员 | ||
| 城市大资本家 | 犹太中上阶级，俄罗斯人，亚美尼亚和鞑靼商人，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资本家，希腊人 | ||
| 农村 | |||
| 土地贵族/精英 | 波兰人，一些立陶宛人，格鲁吉亚的中小贵族，一些俄罗斯人，所有的犹太人 | 农民 | 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 |
| 农村牧师 | 波兰人和立陶宛人 | 德意志地主 | |
| 农村非俄资本家 | 波兰人和犹太人 | 农村牧师 | 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 |
这一切又是怎么影响到少数民族的革命情绪的呢？
首先，帝国政府过去拉拢少数族群精英的手段就是政治吸纳，让他们到中央和当地为官，对很多人来说，这条职业道路提供了地方上提供不了的出人头地的机会（特别是犹太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但是帝国末期，由于俄罗斯化政策，帝国政府在用人的时候更偏爱俄罗斯人。处于对分裂主义的担心，沙俄政府也没有把俄罗斯本部的地方自治局和省议会制度推广到西部各边疆省份。这样，相当一批少数民族中产阶级就被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
其次，在大改革中，很多少数族群的普通成员得以实现了人身自由和社会流动，许多新发达的父母将自己的子弟送到俄化的学校就读，指望他们出人头地。在那些历来受排斥或者文化上较落后的族群中，这一现象特别突出。但是，在大改革后的反动浪潮中，这些接受了俄化教育的少数族群中产阶级人士发现自己尽管在文化上同化于俄罗斯社会（同时也与未受过俄化教育的本族群众失去联系），但在社会上则仍然处于被排斥的边缘位置。莉佳指出，在俄国革命前的半个世纪里，俄罗斯的帝国统治类似于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旧制度——在十九世纪中叶启动的自由化改革让很多人产生了莫大希望，但随后而来的镇压与排斥又使他们失望，一来一去之下就产生了最大的激进效应。
三
在所有的少数民族中，受沙俄政府政策伤害最深的就是犹太人。在西部农村，波兰的贵族、乌克兰的知识分子和犹太农村资本家（很多犹太人充当波兰贵族的管家和代理人），被看成是农村俄罗斯化的最大障碍。在城市里面，由于其文化传统，犹太人在自由职业者与知识分子中又占据了相当比例，从而成为帝国政府的重点警惕对象。沙俄的内政部长普列维（Vyacheslav von Plehve）认为，与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和学校问题相比，犹太人问题是帝国最大的麻烦。因此，沙俄政府通过种种手段来将同化的犹太人从社会流动中排挤出去（比方说，他们为法律和医学职业设立犹太人配额）。
不像其他少数民族，犹太人无路可退，因此，犹太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最好理解，作为被排斥者的他们急需要寻找一个种族中立的社会世界，而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主义姿态（它只认阶级，不认民族、宗教）就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而且，由于犹太人并没有自己的传统领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少数民族，许多犹太政治行动家希望通过组建政治联盟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动员，以免引发反犹主义者的猜疑与迫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恰恰就提供了这么一个跨族际政治联盟的工具。
在犹太布尔什维克中，最出名的一位就是托洛茨基。他的父亲是迁离犹太人传统聚居区前往乌克兰南部垦荒的富农，他们家几乎没有什么犹太色彩，托洛茨基本人出生于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晚期（1879年），小时候只接受过几个月的犹太传统教育（他本人极度不喜这段经历），他的教育启蒙是由一位因为政治过失被禁止上大学的城市中产阶级（新闻人、会计和出版家）兼自由主义者叔叔完成的。他是在高中的最后时光受同侪影响激进化。皮亚特尼茨基是立陶宛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代表，他意识到犹太人独立的激进主义活动可能会招致反犹主义，所以最好的斗争策略不是单独行动，而是和其他各族的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季诺维也夫和索科利尼科夫则是因为帝国的大学配额政策，在贵族中学就读完之后只能选择国外留学。乌里茨基虽然进了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但由于政府限制无法进入律师行业。
顺便说一下，犹太人容易参加革命，这并不是莉佳的独到之见，凡研究过东欧史的人大概都了解这个情况。不过，大概是莉佳第一个点出了，（对犹太人来说）“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救世主内容，而在于它的世俗主义，它的反民族主义，以及它隐含的帝国思想或罗西斯基（rossiiskii）式的政治想象。”比方说，犹太布尔什维克主要出自乌克兰与立陶宛地区，俄罗斯本土的犹太革命者数量相对不多，这反应的是反犹主义在不同地区的浓度（大致说来，多民族混杂地区、边疆地区高，俄罗斯本土低）。如果犹太布尔什维克反帝国的驱动力仅仅是出于阶级立场，那么这种现象就不太可能发生。
同犹太人一样，拉脱维亚和南高加索的革命者也不成比例的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但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机制同犹太人稍有不同，更有地方特色。
波罗的海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民族地位分层的地方。德意志人主导着该地社会（德语是该地区的官方语言），农村贵族、牧师和城市中上层阶级几乎都是德意志人，还有相当的拉脱维亚上层阶级依附于他们。而拉脱维群众人位于社会的底层。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当沙俄政府开始西部各省实施俄罗斯化政策时，拉脱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打击的是德意志人的政治、文化主导地位。此外，里加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工业中心（城市人口与工人阶级规模仅次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与华沙），其市场面向俄罗斯本土。拉脱维亚社会的阶级分化程度也相当高。由于以上这些民族矛盾、社会分化与经济需要，这个地方显得非常世界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自然就比不上社会主义。
到了二十世纪早期，尽管俄罗斯化政策在该地区的公务员系统中引入了许多俄罗斯人和拉脱维亚人，但是本地方仍然基本上掌握在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上层阶级手中。对拉脱维亚中下层乃至群众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因此，在帝国的高压政策下， “联（社）俄抗德”就是一个必然的选项。
拉脱维亚籍中央委员斯图奇卡在1917年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道：“在一个不民主的俄罗斯内存在一个民主的拉脱维亚是不可想象的。拉脱维亚将成为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一个自治部分，也许是最民主的部分。它将尽可能与俄罗斯统一，同时尽可能保持独立。”
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中有四人是格鲁吉亚人，四人是亚美尼亚人，剩下一个是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革命者多半（四分之三）是没落的农村小贵族出身，除斯大林外，其他人都进入了城市接受了俄化的职业教育，毕业后都成为专业人士（一名教师、一名医疗助理和一名医生）。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是沙俄的忠诚支持者才对。问题在于，这个穷苦的农村绅士体深深感到被排除在地方政治之外，因为帝国偏爱亚美尼亚商人，在城市杜马、民事官僚机构的人选上都偏向于他们（在南高加索，本地经济掌握在亚美尼亚商人手中）。所以反资本主义与反沙皇政府，成为这些人的共同主张。
亚美尼亚革命者多半是下层中产阶级，他们也是这一帝国偏爱策略的受害者，在这一策略下，商业精英被吸收，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被压制。
至于阿塞拜疆人纳里曼诺夫则是穆斯林新知识分子。他是小商人之子，15岁的时候进入本地的教师学院就读。这种学院本身既是俄罗斯化的工具（目的为本地政府培养公务员），同时其课程本身也带有相当的“进步”色彩。[15]但是，当他毕业成为教师与文学家之后，他马上遭遇到是沙皇政府的监视与审查制度，这让他激进化了。因为沙皇政府虽然企图将传统社会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却更不信任改革派穆斯林。在阿塞拜疆，俄罗斯帝国创造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一个世俗的、进步的、半俄罗斯化的阿塞拜疆知识分子阶层，但随后又通过各种行政限制将他们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
在别的情况下，上述人士会变成地方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很多同辈确实也这么做了），但俄化教育使得他们有动机和能力去参与更高层次的政治，建立一个“好帝国”，反对“坏帝国”。
四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某种“边疆因素”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里起作用。莉佳指出，正是帝国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边疆政策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添砖加瓦——简单的说来，帝国的边疆政策创造了一大批失根的人。他们接受俄化教育，脱离开本土族群，但又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受到排斥，无法融入帝国。于是他们同同样承受帝国代价的俄罗斯工农阶级合作，加入超民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动激进革命。
从这个角度讲，布尔什维克主义则代表了一个“更好的帝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阶级普遍主义的一个政治项目，将是沙皇主义的一个更好版本: 一个地缘政治稳定的帝国，有秩序，现代化，尊重法律，种族宽容，非专断统治。这种想象的吸引力最能引起那些亲身经历过暴力和任意强加的帝国秩序政治代价的人的共鸣。”
从这个角度讲，布尔什维克主义其实并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富有革命性。它的口号虽然是阶级性质的，但它的动员机制却在相当程度上奠基于地方民族经验之上。它反帝国政府，但并不反帝国（这就使得新生的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颠倒的沙俄帝国的镜像）。这一态度正好是沙俄政府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政治、社会变革及其统治策略所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