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次我跟我访学美国时的导师麦康勉（Barrett McCormick）教授在通信时，说当下的美国好像有点奥匈帝国末年时候的样子，似乎患上了“哈布斯堡病”——认同政治优先，议会僵持瘫痪，政治与社会极化。
麦教授是一个老民主党人，他回信说：“我认为奥匈帝国的消亡确实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我会说，帝国真正的问题是匈牙利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匈牙利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因此他们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反对奥地利人和帝国内许多较小的少数民族。……近代奥匈帝国与当代美国最可怕的相似之处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政府都累积了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这些制度在创建之初或许是有意义的，但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些制度早已变得效率低下，但却受到拥有既得利益的强大少数派的保护。在奥匈帝国，匈牙利人更感兴趣的是限制奥地利人的权力和成功，而不是促进帝国的安全和福祉。……美国政府同样受到少数共和党人的拖累，他们更关心在党派游戏中得分，而不是促进国家和平或繁荣。……我们有很多理由担心，美国的命运将与奥匈帝国的命运相似。”
这里可能需要稍稍解释一下这番交谈所涉及的历史知识，识者勿怪——奥匈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帝国的统治家族是哈布斯堡王朝，该家族源自瑞士阿尔高地区，其治下包括中、南欧多个民族。1913年，该国五千两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两百万德意志人，一千万匈牙利人，八百五十万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五百五十万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五百万波兰人，四百万乌克兰人以及一百三十万斯洛文尼亚人。在其中，又主要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联手控制整个帝国，臣妾其他人。
在1867年之前，哈布斯堡家族实行的是开明专制。在1867年改革之后，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政体上，帝国进入了某种宪政阶段，议会和党派确切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在国体上，帝国一分为二，成为了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共主体制”；在地域上，则分成了内莱塔尼亚和外莱塔尼亚两个地区。在中央，弗朗茨·约瑟夫以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的身份成为两邦共主。在地方，两邦分立，奥地利和匈牙利各自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司法体系。帝国的共同事务，如外交、国防等，两邦再协商处理。这种双元/合伙人体制给了匈牙利以不对称的权力。匈牙利对凡能增强中央权威的举措总是一力反对。比如自1889年起，匈牙利一直拒绝增加奥匈帝国军队数量并提供预算，这导致帝国陆军的兵力只有法德的一半和俄罗斯的四分之一。而正是因为武备松弛，奥匈帝国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的那么惨。此外，匈牙利还一再阻挠帝国宪政改革，以维持某种帝国内均势的存在。这让帝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怨气冲天。
这就是为什么麦康勉教授认为匈牙利人要为奥匈帝国的没落负责的缘故。当然，恐怕也跟他的党派视角——把共和党代入到匈牙利人的角色——有关。不过，在我看来，美国的问题不止是党争，奥匈帝国的衰落也不能只怪在匈牙利人身上，奥匈帝国的另一个主体人群——德意志人——难辞其咎。

二
德意志人是哈布斯堡帝国中最大的单一人群（大概占总人群的两成以上），而且（与其他族群相比）也是帝国境内分布最广的人群，在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地区以及波西米亚部分地区，德语人口占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波希米亚土地上，德意志人是具有重要文化和经济意义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1/3以上，他们控制着大地产，也是城市精英，同时还集中居住在北部和西部。此外，在帝国其他地方还有大大小小德语人口的飞地（在有些地方，如奥属西里西亚，还是相对多数人口）。即使在这些德语人口不占多数的地方，德意志文化仍然发挥着首要影响力。德语是宫廷、军队高级军官和市镇人民的语言，各地的商人、知识分子和贵族通常也会讲德语。
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邦国，哈布斯堡君主国是围绕着奥地利建设起来的。作为帝国的主导人群，德语人群在哈布斯堡帝国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们是最大的语言群体，也是社会经济最发达的群体，是君主统一思想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在各地区之间发挥了联系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语人群被认为是对王朝最忠诚的群体，与维也纳一起构成了哈布斯堡王朝土地的核心。在当时，社会精英（贵族地主与大资产阶级）多半是德语人群，反过来，走进社会精英圈子也意味着对德意志文化和德语的基本忠诚。
这些讲德语的人有没有德意志民族意识呢？也许有，但我们可以公平的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的首要认同是王朝性质的——他们将自己首先看成是王朝子民。在哈布斯堡王朝晚期之前，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基本上是文化定义的（而非血缘、种族），谁能讲德语、熟悉德意志文化，就被看作是德意志人。比方说1848年，一位作家在维也纳的一份德意志民族主义报纸《黑、红、金》（Schwarz-Roth-Gold）上声称：“（民族成员资格）并不仅仅基于出生地或文化语言，而是基于…….行动的高尚和信念的价值”。 这种主导人群族群边界较松弛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一个帝国的主体人群总需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吸纳性才能产生国家凝聚力。此外，在哈布斯堡帝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德意志人的主导地位都是未受到挑战的。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有一段话说的很妙，“一个人的身份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会受到质疑，当强者开始衰落，或当可怜的人开始崛起，或者当陌生人进入大门时（此后永远不再成为陌生人）：陌生人的存在使你自己成为了陌生人。”
在统治者一方，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也有相当的超民族自觉，他们不把奥地利看成是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君主制国家。一位王朝成员，阿尔伯特大公（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堂兄），曾经说道：“在一个由许多种族和民族居住的多重帝国中，王朝绝不允许将自己专门分配给其中一个。就像一个好母亲一样，它必须对所有孩子表现出同等的爱，不去疏离任何一方。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 一位奥地利评论家的说法是：“一个理想的奥地利官员是一个完美地掌握了德语却没有任何民族意识的人。” 匈牙利学者雅西对此的评论是：“哈布斯堡家族以一种超民族的方式感受和思考，这是由他们极其复杂的血统混合、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其王朝极其多样化的种族构成所造成的。”
总的来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和德意志社会都呈现出相当的包容性，这其实是古典帝国的典型特征，并不足为奇。
进入近代以后，从特蕾莎女王开始，哈布斯堡王朝开始推行所谓的官僚专制主义，为了方便行政，帝国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德语，派遣德意志官僚进入社会各个角落。这无疑对地方社会是一个刺激，各个地方非德意志的中上层阶级开始诉诸族群认同政治来对抗中央集权，但这一过程是缓慢的。帝国境内诸民族认同加速出现，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当时由于在意大利和普奥战争中的惨败，哈布斯堡王朝进行了宪政改革，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因而提高，各个地方越来越多的帝国人民加入了公共生活，对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非德意志的地方精英开始和大众结合起来，其契合点就是民族认同。其结果之一爆发了不同人群间的政治竞争，他们开始利用新的政治自由来争夺政治与社会待遇，相互循环刺激。
面对此种竞争，哈布斯堡王朝有意识的推行“政治/社会隔离”，让各个族群各自为治。比如从1880年开始，奥地利居民需要申报他们的日常使用语言，他们的孩童会被送到由申报语言进行教学的专属学校。在教育之外，在行政机构、法院和学校里，甚至在救火队中，各个族群都开始要求自己的份额，比方说1882年，布拉格大学被一分为二，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各自教学。1910年在西里西亚，省农业事务委员会被分为德意志、捷克和波兰人三个部分。对这些实践，马克斯•韦伯在1896年如此评论道：“奥地利王朝是这样一个机构，为了在政治上孤立三千万非德意志人，而牺牲了一千万德意志人的帝国成员资格。” 韦伯的这个说法大概是对的，作为一个老派贵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并没有特别偏爱德意志人。实际上，他对帝国内任何形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都极不信任，德意志人首先应该是“皇帝的德意志人”。皇帝的身边人报告说，“德意志人向柏林靠拢的任何企图都会彻底激怒他。”
对当时的德意志人来说，这个国家显然变得陌生起来。德语和德语文化作为帝国公共生活中统一因素的地位大大降低，原本统一的国家开始有分崩离析的征兆，而“我们的”帝国不再只是“我们的”。而且，德意志人的优越社会地位开始受到挑战。随着等级社会向现代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中，在各个地方，德语城市精英都感受了捷克、马扎尔、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或斯洛文尼亚新兴精英人士的竞争。犹太青年涌入中学（如维也纳和布拉格的文理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到1914年，他们在维也纳大学医学生中占41%，在法学生中占26%。
在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德语人群与斯洛文尼亚人有相当激烈的冲突。在蒂罗尔，则是跟意大利人。但是，德语人群同其他族群的冲突最为明显的地方则是波希米亚苏台德地区。这个地区的德意志人是整个哈布斯堡君主国最现代，最富裕的群体，但是随着捷克社会的发展，廉价的捷克劳工处处都跟德意志人展开竞争。而且由于捷克人的出生率远高于德意志人，慢慢的捷克人就在很多地方占据了多数。比方说，南波希米亚城市布德韦斯（B udweis）在1850年是一个纯德语人群的城市，到了1880年，德语人口的比例就下降到了50%，到了1910年，该比例进一步下降到38%。德意志人几乎是惊恐的看到，自己在失去祖地，而捷克人表现得蛮不讲理（捷克民族主义者确实表现得比较顽固，坚持要捷克化整个波希米亚）。顺便说一下，那些德意志人最有族群焦虑情绪的地方，往往是德意志人口超过一定比例，占有资源最多，但还是本地少数的地方——人数太多就难以妥协，但又不够多。
面对其他族群的竞争，也由于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失望，很多德意志人也开始觉醒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开始变得内向和排外，从“帝国民族”变为帝国内诸民族之一支。他们建立了大量的协会和社团，积极的展开“文化战争”。有的时候，这种文化战争一点也不“文化”，而是赤裸裸的群体斗殴。奥地利历史学家本诺·加默尔（Benno Gammerl）在研究奥匈帝国族群管理政策时指出了这个过程，“起初，主要是非霸权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精英要求文化承认，并积极寻求统一和同质化各自的民族集体。这些民族化进程实际上破坏了民族中立的国家主义理想，因为这种中立性暗中依赖于德语人口的霸权。之后，主张国家的超民族性的人也落入了民族化运动的车轮下。”
对于成千上万的新一辈奥地利德意志人来说，俾斯麦的新教/反斯拉夫的德国，而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天主教/多民族的帝国，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家园。“奥地利”成为被许多奥地利德意志人所排斥的对象。他们希望有一个“大德国”，把哈布斯堡君主国中非德语的部分排除出去，即使这意味着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终结。在一个斗争环境中，他们最后变得相当激进。

三
让我们看看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人经历吧。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于1889年出生于上奥地利的一个边境小镇，并在外省长大。作为一个小镇青年，他很自然的对维也纳既羡又恨。他终身都认为，外省乡村众人诚实、扎根于土地，才是真正的德意志人。在他成长的年代，上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希特勒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和他的同学都在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社团募捐，佩戴红、黑、金色（德意志帝国国旗的颜色），不顾警告和惩罚，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而不是帝国国歌。他“早认为要保持德意志民族的安全必须先将奥地利摧毁。” 他自承在15岁就明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别（自然是摒弃爱国主义而取民族主义的），对“背叛德意志人民利益”的哈布斯堡王室极为不满。他在以后（1921年）写道，哈布斯堡王朝是统治着德意志土地最悲惨的王朝，帝国只对哈布斯堡家族有利，对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没有任何好处。 他的这些情绪无疑是彼时奥地利乡间城市和小镇上弥漫着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在希特勒的早年生活中，反犹主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记（由于其父亲的影响，他反而对之有点反感），这似乎是维也纳外的德意志人的主要对手是斯拉夫人的缘故。
在希特勒读中学的林茨市（Linz），本地人对外来务工的捷克人非常警惕，他们的恐惧跟今日美国人对墨西哥移民的态度差不多——害怕因廉价竞争而失去工作，害怕 “出卖”自己的故土，害怕犯罪率飙升。反捷克移民是林茨政治的主要话题。 希特勒以后在回忆录中说，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要比德意志帝国的德意志人要来得更“机警”，这无疑是对其成长环境的观察结论。
1908年，在母亲去世之后，希特勒来到了维也纳居住（在前一年，他在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中落榜），自学艺术。作为一个艺术都市，维也纳让希特勒这个文艺青年陶醉，但作为多民族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充斥着各色人群，各种思想，也让希特勒这样的小镇青年分外不适。终其一生，希特勒都厌恶维也纳人，他认为他们太自由化、太国际化，不接地气兼堕落。戈培尔日后说道，“元首对维也纳人的了解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是一群令人厌恶的人，由波兰人、捷克人、犹太人和德国人混合组成……（有必要对他们）严加管教”。 也正是在陷入文化战争的维也纳，希特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偶像，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调。
在维也纳，他首先能观察到各民族政党在奥地利议会中的恶斗。在1907年，议会由以下民族代表组成：233 名德意志人、107 名捷克人、82 名波兰人、33 名鲁塞尼亚人、24 名斯洛文尼亚人、19名意大利人、13 名克罗地亚人和 5 名罗马尼亚人。议会的议事规则繁冗不堪，“每天用十种语言的胡言乱语进行的争论，使奥地利国会成为了一个国际奇观”。 议会议事被极化政治严重阻挠，几乎无法进行。维也纳的老百姓把议会当成是马戏团在参观，观赏议会代表之间拳脚相向。一位奥地利小说家在目睹议会争吵后气愤的说道：“嘘声、鼓声、口哨、捷克、德意志和奥地利国歌同时唱响、挥舞的拳头、被扯掉的衣领、被咬破的手指，真让人尴尬得脸红……议会主义真像是要自杀！为什么我们在剧院、酒店大堂、大街小巷都能避免无休止的争吵和斗殴，而在‘光荣的议院’里却不能。” 希特勒据说早年对议会民主并不反感，但在参观完奥地利议会的争吵后，他很显然对民主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在《我的奋斗》中说，他对议会的观察持续了一年，足以完全改变他以前对这个机构性质的看法。
在维也纳住了一年多之后，希特勒花光了母亲的遗产，堕入了下层，在一段时间内流落街头。在这段时间里，他也一定能感觉到当时维也纳下层社会的紧张状态。由于议会恶斗，社会立法一直无法通过，维也纳周边的工厂却一直在扩张，从奥地利内外都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移民（根据统计口径不同，捷克移民占到了维也纳人数的二十份之一到四分之一弱）。住房短缺、通货膨胀和紧迫的失业问题在维也纳早已煽起了排外主义的火焰，捷克人在维也纳的每一次聚会都会受到暴乱的威胁，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煽动人们对“斯拉夫人统治”的恐惧，并声称 “奥地利的大城市是由德意志的力量和德意志的勤劳建立起来的，现在正受到斯拉夫人的威胁。布拉格已经沦陷，布伦正在与对手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维也纳被称为当今欧洲大陆上最大的斯拉夫城市，这让德意志人感到耻辱”。
在那段时期内，维也纳有大量宣扬德意志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宣传品，涉及到现实时，这些宣传品对哈布斯堡君主国并不客气。比如一本名为《在东部边疆反对日耳曼人的斗争》的小册子宣称，哈斯堡王朝给予了“未受教育和未开化的民族”平等的权利，使他们骤然上位。普遍、平等的选举权是一个让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走向灭亡的企图。然而，“如果有一方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彻底灭亡，那也应该是国家而不是我们的人民！……他们不想让我们生活在国家中，迫使我们为了自卫而摧毁国家。我们是在为我们民族的生存而战！”另一份传单则声称，“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强权问题……没有谁可以一仆两主，而这两个主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敌人……命运不允许我们这些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保持和平，我们陷入了一场战斗。” 这里的“一仆”指的肯定是奥地利国家。
在所有这些德意志民族主义人物中产生了两个政治榜样，希特勒以后在《我的奋斗》特别提到——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 (Georg von Schönerer)与卡尔•卢格 (Karl Lueger)。

四
舍纳雷尔于1842年生于维也纳，是一位富有的铁路商人的儿子，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大型农业庄园经理人与社会组织者，在地方上享有极好的名声。舍纳雷尔在1873年作为德意志进步党/自由党的代表被选入了国会，以脾气暴躁，善于演讲，大力攻击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犹太人而声名鹊起。随后他脱党，另组政治派别。
舍纳雷尔最崇拜的人物是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痛恨奥地利被排除在了“德意志祖国”之外。在1878年，他反对奥匈帝国向南欧的扩张，认为这无异于将更多的斯拉夫人带入到奥地利来，也是在拿奥地利人在乱花。他宣称，为了德意志人民的利益，哈布斯王朝是可以牺牲的，德意志帝国的霍亨索伦家族才是德意志人真正的统治王朝。这种言论使舍纳雷尔成为警方监视的对象，但也使他获得了一大批拥趸。他组织各种集会，发表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演讲。在地方上，人们狂热的拥戴他，认为他朴实无华，是真正人民的代表。到后来，他获得了偶像般的崇拜，人们向他宣誓效忠，称呼他为“元首”（没错，就是这个词，后来被希特勒所借用自称），唱着称颂他的歌曲，写诗赞美他，称他是“俾斯麦以来我们民族中最优秀的人。”
正是舍纳雷尔开启了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分裂主义之路，一批新人聚集在他周围，产生了大量的思想和政治行动。比如他们在1880年成立了“德语学校协会”，以资助混合语言地区的德语教育，这是一系列德意志民族主义社团的肇始。1882年，舍纳雷尔在内的一批人制定了《林茨纲领》（Linz Program），这位文件混合了德意志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既要求进行政治、社会改革、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又要对奥匈帝国进行全面改组，将非德意志人的其他地区分离出去——这包括扔掉匈牙利、加利西亚、布科维纳、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和克罗地亚等地，对德意志人来说，这些地方都是包袱。奥地利的传统德意志人领地和波希米亚应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德语为国语，使德意志人成为新国家中的绝对多数，德意志文化成为主导文化。这一纲领在各处都引起震动和思考。
到了19世纪80年代，舍纳雷尔的攻击对象开始变成了犹太人。最初，他反对的是从俄罗斯逃亡而来的犹太人移民，他认为他们是“大量涌入的非生产性外来人口”。接下来，他把目标转移到了奥地利境内的犹太人，号召严格隔离和拒绝一切犹太事物。这从逻辑上也顺利成章，当排外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之后，进一步的做法肯定是种族纯洁，而掌握一定财富，同德意志中产阶级争夺社会资源的归化犹太人就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眼中之钉。
1885年，舍纳雷尔在《林茨纲领》中加入了雅利安人条款，德意志人的社会组织，从体操协会到读书俱乐部纷纷效仿，驱逐组织内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那些不愿意这么做的德意志人，就会受到同侪们的排挤。舍纳雷尔号召进行一场种族战争，从内到外的清除异己和叛徒（即那些不愿意和反犹主义同流合污的人）。他们的口号是“从纯洁到统一”。由此，舍纳雷尔发动了一场“自我纯洁”的社会运动，也发动了一场“小人物”反抗维也纳“上等人”的“战争”，乡间德意志人是“质朴的”、“真正的”优先考虑民族利益的德意志人，反对他们的人则是堕落的、国际主义的、犹太化的、不接地气的城市精英。传统艺术才是美妙的，维也纳现代主义则是变态的、退化的。
舍纳雷尔以宗教教主的姿态凌驾在他的追随者之上，他的追随者将他看成是完美无瑕的天降之人——“在未经我们的领袖和计划的创造者舍纳雷尔的同意下，任何泛德意志人……都无权公开发表与舍纳雷尔的计划或他所代表的原则不一致的言论。除了舍纳雷尔，也没有人有权更改……舍纳雷尔的计划或他所代表的原则。” 对他的乖戾言论与举止，其拥护者一概认为这是“真性情”的表现。维也纳的自由派报纸最开始把舍纳雷尔看成是一个怪胎，嘲弄他，讥讽他。舍纳雷尔则反唇相讥，认为这些报纸是“犹太报刊”，只为犹太企业服务，侮辱、剥削和欺骗德意志人民，是“猥亵煽情的犹太禽兽”。 1888年，舍纳雷尔及其伙伴干脆手持棍棒闯入一家报社，殴打了报纸编辑。在当时的哈布斯堡王储鲁道夫的干预下，他被送上了法庭，并判服刑四个月。在他的追随者眼中，这一判决只是一场迫害。群众在他位于维也纳的寓所前集会，以示拥戴。在他前往监狱服刑的时候，人们夹道向他致敬，高喊“Heil”。
1897年，来自波兰的首相巴德尼伯爵（Count Kasimir Felix Badeni）颁布了一项语言法，根据该法规，波希米亚的所有帝国公务员都必须讲双语，在纯德语地区也是如此。这引发了德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因为德意志人鲜有会会说捷克语的，而捷克人往往会说两种语言。暴乱在波希米亚北部爆发，然后迅速蔓延到布拉格和维也纳。舍纳雷尔派的选区就在苏台德地区，于是他们迅速组织群众，企图将这场冲突转变为德意志人的“解放战争”。舍纳雷尔派的议员卡尔•赫尔曼•沃尔夫（Karl Hermann Wolf）在议会中威胁道：
“现在，他们想利用波兰人的祸害来鞭打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民，让他们脱离自己的民族，融入斯拉夫民族。然而，周围仍有一些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不会被骗走我们最神圣的东西–我们的人民特征。他们对我们使用的一切暴力只会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怒。我们组成方阵，随时准备为德意志人民的荣誉抛开一切。”
舍纳雷尔派在参议院中与捷克代表大打出手，示威群众在议会大楼和法院前高唱德意志帝国国歌，为他们欢呼。在街头，学生们和工人们联合起来示威游行，反对巴德尼政府。巴德尼首相最后被迫辞职，而舍纳雷尔派的人被当成英雄来庆祝。那一年，人们蜂拥用卡尔•赫尔曼来给自己的儿子起教名。
在1900年以后，舍纳雷尔还发动了一场“远离罗马”的政治运动，以打击天主教，原因是，天主教作为一个国际宗教不够“德意志”。事实证明，他这次的战线铺的太广，于是众叛亲离。但他的铁杆拥护者仍然坚持舍纳雷尔的分裂主义政见，在政坛上继续活跃。其中一位叫弗朗茨•斯坦因（Franz Stein），在帝国参议院发言道：
“奥地利真的只是一个构思欠佳的地理实体。如果你看地图，你不得不承认，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达尔马提亚实际上并不适合奥地利，而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也应该最终被邻近的德国州吞并。因此，将这个帝国分割开来并不会带来任何巨大的地理困难。” “这个国家正在垂死，就像所有慈善家希望一个不治之症的人能快速结束一样，我和我的政治朋友们也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迅速而无痛地终结。”（泛德意志人）“不会为这个奥地利国家做任何事，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这个国家中的德意志人民。我们对皇室和奥地利国家毫不关心；相反，我们希望并期待终于能摆脱这个国家，让自然注定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国家的解体——终于发生，这样未来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民就能在霍亨索伦王朝的荣光保护下，摆脱这个国家的束缚，幸福地生活。”
在另外一次广为传播的演讲中，斯坦因呼吁德意志工人要更积极的与君主国的劣等民族进行斗争：
“德意志民族缴纳的税款是波兰人的三倍，比大嘴巴的捷克人每人多缴纳七古尔登，因此我们要求，在我们缴纳高额税款的基础上，我们德意志人不能被其他劣等民族控制和统治”。“我们厌倦了一直充当金矿的角色，终于要为我们的人民争取一些东西了”。“劣等民族 ……想成为这个由德意志人建立的国家的主人……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德意志人绝不会放弃我们应得的特权”。
暴力是舍纳雷尔派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他们的怂恿下，街头暴力和学校暴力成为一种民族争斗的工具。在那个时代度过青春年代的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书中直接指出，希特勒搞街头暴力的手段是直接从舍纳雷尔那里学过来的。茨威格叹道，“在政治生活中采用野蛮的暴力行动，第一次显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让的时代千方百计弥合起来的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隐藏的隔阂和缝隙，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壑。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前的那最后十年里，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序幕。”
卡尔•卢格是希特勒心目中的第二个英雄。与粗野的舍纳雷尔大为不同，卢格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亲切人物。茨威格对卢格的印象是：“卡尔•卢格留着金黄色的柔软的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在维也纳的老百姓中被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不愧为是在精神文明高于一切的时代求学。他擅长言辞、性格爽朗、谈吐风趣，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演说中——或者说在那个时代人们觉得是激烈的演说中——也从未失去过应有为人正派的风度。”
卢格出生于1844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维也纳人。他出身寒微，在法学院毕业后，致力于为小人物辩护。在1875年，他被选入维也纳市议会。当时奥地利正处于1873年经济崩溃后的惨淡时期，卢格瞅准时机，以维也纳中下层阶级的代言人自居（他的格言与口号是“必须帮助小人物”），来反对大企业家、大工厂主和外来移民。他不像高高在上的自由党人以启蒙者自居，而是用本地方言发表演讲，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问题，讲喜闻乐见的笑话。他用憎恨来动员群众，故意诉诸他们的感情和本能。他辱骂、嘲笑社会精英，逢迎赞美维也纳下层阶级的所有品质。这一切都在吸引维也纳的下等阶级，使他们成为他狂热的拥护者。
在1887年之后，他成为基督教社会党的党魁，并将反犹主义作为该党的政纲。尽管卢格遭到自由党人、宫廷保守派和神职人员的联手抵制，他还是赢得了维也纳多数人的欢迎，从而在1895年当选为维也纳市长。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相当讨厌卢格的反犹主义，认为帝国的法律原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岌岌可危，于是否决了卢格。再选举，再否决。如此四次。维也纳人坚持选举卢格，皇帝坚持否决。卢格每次都会卷土重来，获得更多的选票，而皇帝的威信在每一次选举中都日益损耗。在1897年，皇帝终于妥协，接受第五次选举的结果，任命卢格当上了维也纳市长。市人都说，维也纳有两个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人民的皇帝”卢格。
卢格的党羽用恶毒的语言来表达对犹太人的恶意。其党羽有一次在议会中发言：“ “我非常希望看到所有犹太人都被碾成人工化肥。”而其他人在下面大笑、鼓掌欢呼。另外一个党羽则表示：“应该有人给他一艘船，让所有犹太人都挤在上面；他会把这艘船驶入公海，将其沉没。” 还有一些党羽将犹太人比作蝗虫和臭虫。但不像入魔的舍纳雷尔，卢格自己却很清醒，知道反犹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他有句很著名的话——“我决定谁是犹太人。”他私下里对人表示，反犹主义“只是一个用来诱骗群众的口号，他本人尊重和欣赏许多犹太人，绝不会故意对他们中的任何人不公”。 这使得许多犹太人对卢格其实有好印象。但恰恰是卢格这样清醒而又极富个人魅力的人才应该对奥地利极度恶化的政治社会氛围负更大的责任。比起“雷声大”的舍纳雷尔，他所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与天主教会结盟，利用教会组织来推进自己的宣传。由此产生的结果是——“1914年之前，在一个据称道德纯洁、没有犹太人的极权国家中实现牧师统治的梦想是维也纳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1910年，卢格去世。希特勒日后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道，他崇拜卢格，为他的去世悲痛欲绝。
希特勒从舍纳雷尔和卢格身上各学到了一些东西。粗略说来，希特勒采用了舍纳雷尔的意识形态框架——种族主义、德意志高于一切、领袖崇拜与专制、街头暴力作为政治工具等等，也采用了卢格的战术手段——一次只针对一个敌人、有效群众组织的价值、利用现有机构、演讲技术。日后希特勒说道：“维也纳是而且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坚难、最彻底的学校。我进城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但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男人了，变得安静而严肃。在那里，我获得了一种哲学的基础，也获得特定政治观点，后来我只需要对它进行详细补充，但它从未离开过我。”
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德国纳粹意识形态跟奥地利德意志民族主义之间存在承继关系。相比起更同质化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多元化的奥地利刺激产生了更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一位泛德主义作家在 1908 年写道 “忠诚的德意志奥地利人在种族政策问题上比德意志帝国领先了五十年！……我们这些被排斥在帝国联合之外的人必须进行艰苦斗争……这在种族政策方面锻炼了我们。”另一位作家写道，“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复兴”必须从“受过种族训练的奥地利人 ”开始，他们是 “德意志种族的更新者”。
顺便说一下，日后德国纳粹党所采用的符号也来自奥地利德意志种族主义。一名名叫李斯特（Guido von List）的神秘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接连发表了若干种族主义著作(其中包括一本符文书)，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越论，主张“纯洁”雅利安种族，并从1907年开始组织了若干秘密社团，采用“卍 ”字作为自己的秘密标识。而希特勒熟悉这个符号，并同其中一个社团有所接触。

五
希特勒这样的小人物当然不对奥匈帝国的崩溃与分裂负责，但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在帝国崩溃前的二三十年里，与希特勒类似的人在奥地利被批量生产出来。他们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的父辈仍然是自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以君主制为荣，但他们却变成了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不以王朝为然。尽管由于哈布斯堡王室的抵制，这些新人没有在奥地利政治中占据主流，没有能够把大德意志帝国的梦想付诸实施，但他们所营造出来的不宽容的恐怖气氛却已经充斥了奥地利社会。茨威格说得很对，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里，一场全面的奥地利内战已经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对帝国的未来抱有信心呢。比方说捷克领导人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1850-1937），他是查理大学哲学教授，多次当选为帝国议会的议员，是帝国晚期最重要的捷克政治家之一，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总统。 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他的目标曾经是帝国范围内的捷克自治。但是“尤其是在1907年以后，我越是了解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越是迫使我反对它。这个王朝……看上去如此强大，道德上和物质上却在退化。于是对我来说奥地利成为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 此处所指的的“道德上的退化”肯定指的是这种不宽容。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结盟这件事，实际上推动着哈布斯堡王朝向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做出妥协。1914年12月份，马萨里克与帝国的前首相库尔贝尔 (Ernest von Koerber)有过一个对话，马萨里克问道：“如果奥地利赢了的话，那么维也纳是否会推行必要的改革呢？”库尔贝尔的回答是这样的：“不! 胜利将加强旧体制，年轻人（查尔斯大公，后来的卡尔一世）统治下的新体制将不会比旧的更好。士兵们将占据上风……他们将进行中央集权和德意志化。这将是带有议会修饰的专制主义。” 这种对未来的预期，是捷克走向独立的重要刺激。后来的事态发展也正如此预期，1915年，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协会起草了一份文件(Osterbegehrschrift) ，要求削减非德意志民族的权利，并将奥德联盟写入宪法。一旦战争圆满结束，就要彻底重组君主国。重组的方案就是林茨计划的再版。这一文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王朝政府的认可，又激起了非德意志民族的逆反心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哈布斯堡王朝的新皇帝卡尔一世竭尽全力想要挽救帝国，他提出要将奥地利联邦化，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被皇帝所出卖，从此冷眼旁观。在1918年底，奥地利的各德意志党派最后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单独建国，终结哈布斯堡王朝。
以上就是我对那段历史的回顾。总体来说，我觉得一个国家的主体/优势民族的自我封闭、排外才应该对这个国家的失败负更大的责任。在这里，我不是说，奥匈帝国晚期德意志人遇到的困难不是真实的，而是说他们采取的方法是走捷径，是错误的，最后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反而为整个中欧都带来了灾难（如果把希特勒算上的话，就是整个世界）。
话最后说回到美国，从奥匈帝国的历史教训来看，要观察美国的当前的政治劣化恐怕并不能只看党派恶斗，而是要去看美国白人社会是不是在“去美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