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

一

大家好，我叫郑非，一个学术躺平主义者，在上海政法学院任教，我的研究兴趣之一是族群政治，所以今天在这里跟您介绍一本书，是理想国译丛的《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

为什么我要谈谈这本书呢？

一个原因很简单——那么多的人死在那里。仅就死亡人数来说，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可能在规模上无法名列前茅，但如果从密度和强度上来说，却绝无仅有。卢旺达只有四个上海市大，在这么小的地方，100天里有50到100万人死亡，其中80%死于六周之内，每日死亡数大概是纳粹集中营单日死亡数的5倍。粗略估算，整个国家约1/10的人被残杀，至少2/10的人则是凶手。

你没听错，2/10，刨去老人、小孩和妇女，等于说人人手上都有血。如果种族屠杀指的是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屠戮，那么可以说卢旺达大屠杀在字面意义上最接近于此。1997年，一位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政府部长比较了纳粹与卢旺达的屠杀：“在德国，犹太人被带出住所，搬到遥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被杀害，几乎是匿名的。在卢旺达，政府没有杀人。它让人民做好了准备，激怒了他们，引诱了他们。你的邻居杀了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普通德国人尚可推托纳粹罪行，卢旺达的胡图人却是做不到的。

在世界上，有的时候是事件赋予言说以重量，而卢旺达大屠杀就是这么一件沉甸甸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则是这本书的写法——全篇都是被访谈者的自述。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让·哈茨菲尔德，出生在马达加斯加，当过工人，在1975年进入法国报纸《解放报》当记者。就在当年，黎巴嫩发生了内战，他去了贝鲁特，而这次行程让他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从此奔波在非洲、中东和东南欧，目睹了无数战事与惨剧。

1994年7月，他赶到了刚果，数十万乃至百万胡图族难民正潮水般从卢旺达涌来。当时已经有传言，在卢旺达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随着他听到的，看到的越多，便深深感到，调查记者们的节奏太快了，只能蜻蜓点水，不理解卢旺达真正发生了什么。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随后到卢旺达一个名叫尼亚马塔的地方安顿了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本地的社会生活中，听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加害者们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他花费了十余年，把能收集到的话语和事实拼凑起来，写成了三本书（“赤裸生命”，“屠刀一季”和“羚羊战略”）。理想国论丛把这三本书拼起来，就是这本《与屠刀为邻》。在这些书中，他没有试图对大屠杀做一般性的因果解释，而是展示被卷入其中的普通人的遭遇与思考，以访谈录的方式展现出来。

他的写法既不是纪实文学，也不是政治学或者历史学的研究，倒像是一份人类学访谈。所以，我们不要指望他的这种写法能够给我们讲述卢旺达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和整体图景。想看这些的话，可以去看热拉尔•普吕尼耶的《卢旺达危机：大屠杀史》和菲利普•古雷维奇的《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这两本书，或者是人权观察组织出版的一份名为《无人讲述：卢旺达大屠杀》的报告。

 但是，我们可以说，哈茨菲尔德比其他任何历史学家或记者都更详细、更有深度、更深入心灵地记录了这段大屠杀。他追踪了一个小村庄24年来的生活，访谈对象遍及大屠杀的受害者、监禁的胡图族杀手，以及种族灭绝的下一代。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哈茨菲尔德首先讲述的是尼亚马塔地区图西受害者的经历。这一地区原来有60000名图西人，活下来的只有5000人。哈茨菲尔德发现，沉默是这些幸存者的共同特色。即使在哈茨菲尔德的笔下，也能看出这些受害者欲言又止。有些事情注定无法对人言说，这是这些受害者普遍的反应。一位幸存者说道：“当我平静的时候想到大屠杀，我会琢磨该把它安放在生命的哪个地方，但我没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第二部分则是凶手的自述。与这些受害者相比，那些胡图凶手可谓坦诚。哈茨菲尔德找到了一个胡图族凶手小团体，这些凶手和受害者是邻居、亲属和朋友，共同居住在同一座山上。这些凶手一起参与了种族灭绝，一起逃跑，最后又进入了同一所监狱。对哈茨菲尔德的采访，他们当然是抵触的，但是随着他们发现这个采访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司法上的损害的时候，他们开口的欲望就要比受害者大很多。对他们的罪行，我们看不到他们自己有什么反思。那些杀戮、强奸、抢劫与折磨，在他们的口中就像是一份不得不服的徭役，他们期待社会、自己的亲人和受害者的亲属能够理解与宽恕自己。

同上面两个部分比起来，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要更杂一些，它既是对大屠杀的回顾和反思，也更是对卢旺达现状的勾勒和对未来的展望。大屠杀发生七年之后，那些曾以为自己会被终身监禁的杀手被释放回到社区，与他们曾追捕的人一起生活。在这个部分，哈茨菲尔德探讨了“和解”的作用和局限性。

二

由于让•哈兹菲尔德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史书，并不分析卢旺达大屠杀的原因、进程与后果。所以在阅读本书之前，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本书的历史背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必要知道以下背景知识：

第一点，卢旺达是非洲中心的千丘之国（千万的千，山丘的丘）。居民众多，沿山而居，农业精耕细作，同其他非洲国家的粗放农业大不一样。在这种狭窄的经济地理环境中，必然产生较紧密的社会控制。有研究学者指出：顺从，在这里是根深蒂固的。在卢旺达的历史上，每个人都服从权威。这个国家的本土居民真的有一种全民一体的感觉。也就是说，生活在卢旺达，普通人根本没有可以逃跑的空间与选项。

第二点，在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相邻的国家，定居的有三种人——特瓦人、胡图人和图西人。特瓦人人数稀少，只占到人口的1%。在咱们的讨论中，重点谈胡图人和图西人。胡图人是多数，占到八成以上。在历史上，胡图人与图西人在似与不似之间，共享一套文化，在地位、阶级、经济方面相互渗透，但有所区分。

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进入卢旺达，打破了本地的社会平衡。比利时人先是支持图西贵族与王室，严酷压榨、统治胡图人，然后在负罪感的压力下支持胡图人搞“大众民主”。在1959年，比利时人将政权移交给了胡图政党。当时就有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这场变革只是以“以一种压迫政权取代了另一种。”

逃亡国外的图西人组织游击队反攻卢旺达，新生的胡图政权以屠杀图西平民作为回应。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布隆迪的种种情形同卢旺达差不多）实际上有一个“先发制人、报复内化的恶性循环”。

第三点，1959年的两届胡图政府，一个是卡伊班达，一个是哈比亚利马纳，都执行对图西人的歧视政策，操弄族群对立，来为自己腐败的宫廷政治寻求合法性。

到了哈比亚利马纳政府时期，卢旺达国家高度强化。在1978年，卢旺达的宪法正式将一党制统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列入。观察家们认识到，大部分非洲国家可能都存在国家组织薄弱无力的问题，但绝非卢旺达。“卢旺达政府已经能够将其存在扩展到领土和社会生活的最偏远的角落。国家和党代表甚至出现在社会组织的最低层: 每个“山丘”，每个世系都长期被中央任命的行政人员、教师、农业监察员、内部安全人员或警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党干部所包围。国家插手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从教育、卫生和农村发展，到促进文化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普吕尼耶指出，“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卢旺达是世界上政府管控最为严厉的国家。”

4，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个高度管制的独裁政权开始出现了裂缝。当时卢旺达为数不多的对外出口产品——咖啡和锡——的国际市场价格崩溃。这场经济灾难的直接影响就是胡图精英的内部分裂，哈比亚利马纳位子不稳。到了1990年10月，流亡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又组成了卢旺达爱国阵线，打回来了。

在内外双重攻击下，哈比亚利马纳再次发现把全部责任推到图西人头上的好处。他或明或暗的支持胡图极端分子组织起来。这些极端分子（后来他们自称为胡图力量）的著名作品就是1990年12月的《胡图十诫》——一份纳粹主义宣言，要求在社会中、政治上彻底清除图西人，任何反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胡图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十诫》中的第八条这样说：“胡图族绝不能再对图西族存有一丝怜悯。”

1991年6月，在法国的压力下，哈比亚利马纳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接受了多党制，开放政治舞台。到了1992年3月，在政治压力下，哈利亚利马纳又被迫与反对派签订了一份妥协协议，建立一个联合内阁，由反对党人士来担任总理。 7月，新内阁与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开始进行和平谈判。

胡图极端分子痛斥此谈判卖国，并指控总统本人已成为“同谋”。哈利亚利马纳非常尴尬的发现，他以为是顺服舆论工具的东西在能裹挟民意之后竟然反过来要挟他自己。

卢旺达大屠杀的研究者都认为，卢旺达屠杀是由哈比亚利马纳周围的一个小圈子的人在1990年至1994年间某个时间段拟定的，作为一个来源狭窄、从政府垄断中获利最大的小集团，他们的地位被民主化进程威胁的最厉害。到一定时候，他们得出结论，要解决事态、保住权位，哈利亚利马纳是靠不住的，唯有进行全面大屠杀，从社会中彻底清除图西人以及胡图异己者。

5，自多党制合法化以来，卢旺达始终处于政治暴力此起彼伏的状态之中。各胡图政治派别都通过武力来征募政治新人，或破坏对方的政治活动。执政党将自己的青年分支改造成准军事力量“联攻派”民兵。

卢旺达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土地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而绝大多数卢旺达人都被禁锢在农村之中。 卢旺达此时的人口正处于爆炸状态，1991年的人口比起1978年，增长了57.1%。且全国人口形势呈典型的金字塔型，在全国715万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高到吓人，48%的人岁数低于15岁，15到25岁之间的人又占到20%以上。青年男子既无法接受教育，也无法继承土地，他们一直在寻找低收入的临时工作，但大多数都是徒劳的。他们无法养家糊口，无法结婚。贫穷、幼稚、社会地位低下和无能为力等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他们的失败感，仿佛身处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狱。当贫穷、性压抑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急切的寻求发泄。他们几乎将政党暴力活动看成是嬉闹、就业和脱离痛苦生活的唯一途径，所以能够被大批组织起来。

而且，不像军队是集中的，这些年轻民兵却是以邻里团队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总共大约有5万人），覆盖面更广、更深入。他们编制自己附近图西人的清单，学习如何有效率的攻击、杀人。在正式大屠杀发生之前，他们已经制造了若干小规模的屠杀，且没有遭遇到严肃的抵抗与反应。

6，在卢旺达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政治、行政机构和群众已经适应了“运动式”的做法，即从最高层发出命令，政治和行政机构动员群众大量参与、配合，要求各级人员暂时超越其通常职责，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去实现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目标，如扫除文盲、接种疫苗或工程建设等等。在这种运动式治理的过程中，对上意的揣摩以及非正式的权力关系占据主导地位。

无论是政客、地方当局还是群众都能够识别政治运动的味道，懂得揣摩言外之意，并相互激励与监督。比如在1992年11月，基塞尼省的执政党副主席谴责图西人和反对党是蟑螂，要“根除这些人渣！”“我们还在等什么来执行这些判决？”“摧毁他们。无论你怎么做，别让他们逃掉。”“1959年我们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让他们逃走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把他们全部消灭光。” “要知道，现在你没有割断他喉咙的人，将会是割断你喉咙的人。” 这种语言是高层人士所不方便说出口的。而在其他人看来，就是一个政治运动的信号，需要摹仿。

在大屠杀之前，有些偏远地方的当局已经制造了一些小规模的屠杀事件。政府告诉农民，杀人是他们的义务劳动或劳役。民兵发挥先锋作用，军队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持，而官员则指示参与的平民首先抢劫财产，保证他们立即获利，在此期间使他们习惯于攻击自己的图西邻居。

7，极端分子已经取得了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权。1993年6月，千丘电台（RTLM)开始广播，有效的结合了流行音乐、幽默和极端言论，以亲民风格（不讲官样文章）迅速成了卢旺达最受欢迎的电台。它名义上是私营的，但其创始者要么是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么是关系人士。 他们不停的敦促，“不要重犯1959年的错误”、“这一次让我们把事情干完”。 在广播中，极端分子将图西族比作蟑螂和封建阶级敌人，并宣传图西族将掀起种族大屠杀，以及存在一个在整个大湖区建立“大图西帝国”的阴谋。 广播明确表示，政府不会惩罚参与杀害图西人和侵占其财产的行为，不参与才会受到惩罚。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大屠杀事后对卢旺达的大众传媒作用进行了分析，将千丘电台的村级广播覆盖率与大屠杀后当地法院的起诉数据相对照。他们发现，广播覆盖率越高的地方，大屠杀的参与者确实越多。根据计算，被起诉者中10%的人（约51000人）是由于电台鼓动而多出来的。如果某个村庄能够收听到广播，那么该广播不仅会直接影响该村庄的暴力行为，而且也会通过地方社会网络导致附近村庄的暴力行为加剧。

8，1993年，在卢旺达的邻国布隆迪发生了图西人政变，谋杀了选举出来的胡图人总统，而这给了极端分子以借口。对胡图极端分子来说，发生在布隆迪的事情就是图西人背信弃义的明证，与图西族的妥协只会遭到背叛。在布隆迪发生的屠杀是将来会发生在卢旺达事件的预演。胡图极端分子也发现，国际社会对卢旺达所发生的事情非常之冷淡。这里有一个例子——加拿大将军达莱尔被联合国调到卢旺达指挥维和任务。在纽约，无人向他介绍任何任务细节和卢旺达形势，甚至没有一页书面分析材料。他只能自己动手，搞到了一份百科全书条目的复印件和一张米其林轮胎公司制作的地图。

1994年4月6日晚上，在出访外国归来时，哈比亚里马纳的专机被两枚导弹击中，哈比亚里马纳当场死亡（暗杀者是谁至今不明，也许是哈比亚利马纳的同党，也许是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这位独裁者的死亡立刻打破了事态的微弱平衡状态。胡图极端分子选择立即发动军事政变，根据事先拟定好的名单处死了总理、其他温和派胡图政治家和与反对派有关系的人。再接下来，各党派的胡图极端分子聚集起来，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而这个政府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与其将注意力集中在抵抗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上，不如把资源用在进行一场大屠杀上。

借助卢旺达过去高度发达的行政体系，这一命令被以相当高的效率贯彻下去。 屠杀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不合格”的人（不管是官员还是平民）都受到冲击。斯科特•施特劳斯指出，屠杀有四种组织方式：1）行政当局从上面动员；2）行政下属、其他精英或愤怒的年轻人在社区内夺权后进行；3）军队动员/胁迫地方当局与精英服从后进行；4）外来极端分子罢免本地官员或对他们施压后进行。

这样，在地方政府的命令下，在士兵、警察和民兵的胁迫、挑动和支持下，群众被动员起来，抢劫、强奸、杀人。图西人被围追堵截，死在家中，亡在路上，或被聚集起来屠戮一空。那些不能说明身份，或看起来像是图西人的胡图人也会被杀。 死者狼藉，哀声动天地。当时联合国维和部队由于受到总部约束，作壁上观，种种非人惨象，让许多维和人员精神崩溃，其中就包括维和部队司令达莱尔。旁观者尚且如此，置身于事者可想而知。

根据对大屠杀参与者的详细调查，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典型特征并不是“疯狂、虐待狂、充满仇恨、贫穷、没有受过教育、意识形态上非常坚定或年轻”——核心人物也许是这样，但绝大多数人年龄、经济与社会特征与普通胡图人别无两样，因为他们就是普通人。推动这些“平庸的”屠杀者杀人的动机不主要是意识形态、指向图西人的“仇恨文化”和“非人化”，又或是失业年轻男子的愤怒，而主要是来自其他胡图人的压力、安全忧虑和获取好处的机会。

数据也显示，一个地方的教育程度、职业、土地多寡、人口密度、年龄分布、种族多样性、同首都接近以及布隆迪来的难民的多寡同各地方屠杀图西人的程度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有显著关系的首先是这个地区是不是执政党的基地——在属于执政党的地盘，屠杀最早出现，在反对党的地盘，对屠杀的抵制最激烈。

因此，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使这场大规模屠杀最终成为可能的，就是政治强制。这种政治强制又是在战争和突发事件（哈比亚里马纳的被刺）所造成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下由武装极端分子推进的。一旦屠杀开始，“我们或他们”的逻辑就开始占据上风，仅仅是出于害怕报复，就足以使得一地的胡图社群组织起来对异己进行无差别杀戮。

由以上背景知识可知，卢旺达大屠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族群仇杀，也不是极端种族主义情绪瞬间爆发所造成的惨剧，而是一场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由政府主导的，大众普遍参与的对“阶级败类”的“清洗”运动。

三

知道上面这些之后，我们就能理解这本书中许多人物的言行了。在受害者一方，他们对大屠杀的发生总抱有一种无法置信的感觉，他们虽然也了解胡图人在过去对图西人的迫害（甚至是偶然的杀戮），但是通常他们都会指出，虽然图西人在政治上被涂上了“贱民”的标志，但胡图人和图西人在过去的日常相处仍然是较融洽的，并无什么大的冲突。他们混合居住，没有文化差异，也没有经济、工作和社会地位的隔离，一起上酒馆，一起踢足球，做朋友，相互通婚。即使是未来的凶手们在喝酒的时候微笑着对自己的图西族朋友说出“要把你们斩尽杀绝”的话时，聆听的人也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笑话，是底层大众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既定政治社会结构的一种戏谑，官老爷的事，当不得真。出版方将这本书命名为《与屠刀为邻》，真是贴切之极，因为受害者与加害者真的是比邻而居。

这些受害者彼时所不知道的是，大屠杀并不要求穷凶极恶之辈才能发动，大屠杀的发生只需要一种人即可——“听话的人”（换一个词就是“运动人”）。而当时的卢旺达政制正成批量的制造这种人。这些人从外表上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对政治与社会压力格外敏感。在需要他们“莫谈国事”的时候谨小慎微，在需要他们“运动”起来的时候要能够服从与投入。作者注意到，尽管许多凶手是在他人胁迫下才动手杀人的，但是如果一个胡图村民偷懒、称病不出或者有其他琐事，不去参与屠杀事业，通常也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只要不主动反对、质疑，消极怠工者就没有被打、被杀的危险。但是绝大多数胡图人都没有采取这种消极抵抗的方法。许多人尽管有抵触，但还是在一声令下之后，在同伴的注视下动手杀人。对他们来说，杀人是“无论如何都得完成拿得出手的工作量”。

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些“运动人”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人性。这指的并不是他们在屠杀时表现的特别残忍、狠毒（当然残忍、狠毒），而是指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道德不敏感，非常的被动，似乎上级的指令就足以让他们卸下灵魂、良心和前瞻能力。在凶手们的自述中，我们看到他们说——“也许我们不是厌恶所有图西人，尤其不是厌恶我们的邻居……和他们在一起，我从没有过任何不快。但厌恶就在开始杀戮的时候出现了，出于模仿和从众心理，我感受到了这种情绪。”还有的凶手说：“谈论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仇恨是挺难的，因为大屠杀发生后，那些词汇都变了意思。以前，我们私下之间可以玩笑说我们要把他们都杀掉，而下一刻又可以一起工作或者喝酒。那些话半开玩笑半威胁，都混在一起。我们也不会再想自己说出的话。”更有人说：“仇恨是在总统专机坠毁之后突然出现的”。

正因如此，当地方当局和外来的极端分子要求本地胡图人动手的时候，本地人的反应是这样的——“于是我们回应’好吧，我们这就开始行动。’我们并没有那么生气，最大的感觉是如释重负。”。他们还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其实这并不是一次精心组织的行动，但大家都很重视，很用心”。“我们要做的是一件设计好的工作，我们排着队，所有人热情洋溢，跟亲朋好友一起聚集在足球场上，然后出发去狩猎。”

当我在阅读这些凶手们的第一次杀人经历时，我特别注意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杀人这回事似乎没有什么心理触动。一位凶手用木棍打裂了一个老妈妈的头，“到了晚上，我就回家了，甚至都没有再想这件事。另外一位凶手用尖刀刺穿了一位老人的背。他说：“我只知道这个老人的姓名，其他一概不知。晚上，我把这件事讲给妻子听，她也只知道这位老人的一些日常琐事。我们没再谈这件事，我就睡觉了。这件事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过去了，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最能显示这种麻木感的是一位名叫皮奥的凶手的自述，他说：“我第一次杀人是匆忙之中完成的，根本没怎么想这件事，尽管我杀掉的是跟我在同一座山上住的很近的邻居。事实上，我是在后来才注意到，自己杀了一个邻居。我想说的是，在杀人的时候，我没有认出这个人是谁，而是在打一个我既不熟悉也不陌生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能明白我的意思，那种感觉就是，从视觉上说，我认识他，但心里却觉得不认识。这就是我杀的第一个人。”。

另外一位凶手在描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也说道：“因为经常杀人，所以我开始觉得这对我来说不算个事儿，我也没有从中获得快感。我知道自己不会被惩罚，杀人没有后果，我非常适应。每天早上，我毫无负担的出门，然后匆匆赶到，最后看到工作和成绩时对我有利的，仅此而已。……我想说明一点，从我杀的第一个人开始到最后一个人为止，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感到抱歉。”。

这种麻木一直延伸到了凶手们呆在监狱里的时候，作者哈茨菲尔德注意到，这些凶手中的大多数声称自己从不做噩梦。就算他们偶尔做噩梦，梦到的也是他们自己在屠杀之后仓惶逃离中遇到的苦难，而不是自己的杀手生活。

这些人拱手让出对自己内心与生活的支配权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他们在受审的时候感到分外委屈，认为“思想者和指挥者逍遥法外，而行动者却要受难”是件特别不公道的事情。这些凶手对得到受害者的宽恕一事是如此的笃定，以至于他们认为，“无论是集体的宽恕还是个人的宽恕，无论宽恕有没有用，无论宽恕的过程是否痛苦，只要他们要求被宽恕，宽恕就是理所应当的。”

对这种“运动人”事前事后的麻木，哈茨菲尔德感到无法理解，认为是大屠杀的绝对残酷性质反而抹杀掉了凶手的道德反思。而我觉得这是哈茨菲尔德幼稚的地方，作为有过类似历史经验的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并不是大屠杀的绝对性剥夺了这些人的道德反思能力，在大屠杀之前，那个政治社会就已经使得这些人丧失了人性，他们只是在等待信号与机会。

当汉娜•阿伦特在纳粹德国大屠杀之后提出所谓“平庸的恶”时，她的意思指的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一个由行政官僚、理性科层制所主宰的世界里，普通人由于放弃主动思考，完全认同体制，盲目服从权威而去犯罪。从卢旺达大屠杀的经验看来，阿伦特的这一论断无疑非常之正确，但仍然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平庸的恶”还只是说人被组织起来、消极顺从服从命令去作恶的话，那么卢旺达大屠杀向我们展示的，除了“平庸的恶”之外，还有一种“运动的恶”。如果说“平庸的恶”还有一种被指使的感觉，“运动的恶”则激发人们的主动积极性，鼓励他们超职权、超组织作恶，从而形成某种恶的竞争、恶的创造。而这无疑是一种更可怕的恶。

四

屠杀、驱赶异己，几乎与人类历史相始终。将特定族群、种族作为整体根除或驱赶的对象，历史上也常有。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世界上所有地区、所有历史时期都发生过种族灭绝事件。”不过，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他的著作《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给出了一个有力的说明，那就是古代的杀戮与驱逐往往并不系统，也不“走心”，往往发生在征服之初，并不持续。原因无它，统治者的经济理性在起主要作用。愿意服从的臣民是一项财产，值得保护。要不要除掉一些人，取决于他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他的族群出身。总的来说，近代以前人类社会一般来说阶级分明、社会组织散漫，人们的阶级意识要比族群意识强得多，族群很难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起作用。既然没有作用，也就没有动能。

但是，自十七世纪以来，国家越来越仰仗、依赖普通群众的认可、支持才能存在，任何一种统治都必须自称或实际上面向大众。而当大众政治出现之后，某一特定族群就变成了手握大权的“人民”的主体，就很难避免这个主流族群依此政治优势地位对其他人施加伤害、乃至杀戮、驱逐与清洗。

我赞同迈克尔•曼的这个看法，也就是说，大规模系统性的种族清洗、屠杀可以说主要是一个现代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当代这个世界和时代，其实就是一个种族屠杀的世界和时代，或者说时时生活在种族屠杀威胁下的世界和时代。

在我看来，哈茨菲尔德作品的意义就在于此。他展示的并不是一个异域他乡他时，而是此时此刻与此地啊。

公元1世纪，塔西陀说过：“那些滔天大罪都是这样发生的，就是少数寡廉鲜耻的人倡导，一些人附和赞成，其他所有人一声不吭，被动地默许。”相信你读了《与屠刀为邻》之后，一定会对人类历史不断重复上演滔天大罪有更加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