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在回顾大战最初时刻的时候，会提到人们的欢欣鼓舞之情。

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么说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情绪。……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渴望受苦。的确，每个地方的人们都急于冒险。”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用痛恨艳羡并存的语气更详细的描述了开战日：“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

许多历史学家把这种好战情绪归结为十九世纪中晚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欧洲文化的渗透。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比如赫伯特·斯宾塞与白芝皓看来，社会竞争带来社会进化。社会竞争又主要是国家、民族之争，主要体现在战争上。正是通过战争，一个群体才加强与巩固了内部的团结、效率与社会制度的完善。

德国将军伯恩哈德（Friedrich von Bernhardi）是赞美战争最力之人，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又说“对于生物而言，战争是第一重要的必需品，是人类生命中不可取代的规范力量。缺少它，不健康的发展将接踵而至，将排除任何优秀种族的进步并因而阻碍任何真正文明的成长。”

当时的欧洲人或深或浅的接受了这种对战争的尊崇。比方说，柯南道尔就在其作品中借福尔摩斯之嘴感叹道：“这会是冰冷和苦涩的，华生，……但是，说到底这是上帝的狂风，风暴过去后，阳光下会有一片更干净、更美好、更坚实的大地。”

这种认知，其实相当符合当时的欧洲人对历史的认知和对现实的体验。人们普遍把欧洲自中世纪末以来的进步归结为多元竞争的存在，同时也认定国际竞争的危害不会太大，国际秩序是会自我调节的。社会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有一句名言——“国家制造战争，战争造就国家”，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即，战争带来的紧迫而持续压力推动了国家组织的建设）在十九世纪其实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欧洲人确实能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史上看到这么一个模式一再出现：在一场战败之后，封建特权被废除，个人权利被授予。普鲁士的农奴制是在耶拿会战惨败后被废除的，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改革是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失败后开始的，而俄罗斯专制统治的大松动也起源于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悲惨遭遇。

正是在这种对战争的玫瑰色想象中，欧洲人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在历经3年，死亡1150万人之后，和平才再次降临。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印象深刻的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对西方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刻骨铭心，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悲叹“19世纪崇高伟大的文明大厦，从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对成长于1914年以前的一代而言，这个分水岭前后对照的差异实在太大，许多人简直无法把现在和过去做任何连接。”

至此之后，欧洲人对世界与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昂首前进的文明心气不复存在，许多金科玉律也被抛弃。威尔逊主义以法理管制世界的想法开始深入人心，传统的列强均势体系被集体安全体系所取代，战争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手段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控制国际竞争，而不是鼓励国际竞争，成为一种主流思潮。

二

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以讽刺的语调指出，美国人把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这种理想主义观念出自于美国特殊国情，既天真又不切实际，却并不妨碍威尔逊主义在其提出的一个世纪中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的基石，也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基辛格认为为这是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将其头脑中的世界图景强加于人之故）。

不管是不是美国强加于人，当代世界确实已经是一个威尔逊世界。这首先体现在国际战争暴力的急速下降中。在1950年代，世界各地平均每年发生6至7次国际冲突，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数字下降到不到一次。每百万人中因战争而死的人数从1950年的240人，下降到了2000年的10人。卡列维·霍尔斯蒂在研究当代战争起因的时候指出，在1945年到1989年间，因为领土问题而爆发的战争数量相较于1815-1941年下降了将近五成以上，由商业或资源纠纷引发的冲突次数下降的更多。此外，无论是战争平均持续时间，还是战争危及国家存亡的程度，也都在显著下降（Holsti，1991）。这一形势如此的明显，以至于约翰·基根在其名著《战争史》中说道：“在我以毕生精力阅读战争史料，与老兵厮混，探访昔日的战场，观察战争的影响之后，我似乎感到，战争即将偃旗息鼓了，且不论战争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类处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Keegan, 1993）。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暴力显著的下降，使得斯蒂芬·平克乐观的写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将之描述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超长期趋势中的一部分。

这一趋势从下图可知：

其次，这体现在国际经济交往前所未有的稳定与安全之上。在19世纪，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几乎完全取决于所涉及国家的武力强弱。二战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国际商法的普及与对接，编制了一套国际经济管制网络，大大改善了国际投资、贸易的安全与稳定程度，减少了各国的经济交易成本，也使得世界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

在1913年，全球海外投资历年总额以2012年的美元计，大概在一万亿美元左右。而在2005年至2019年间，几乎每一年的海外直接投资额（FDI)都会大于一万亿美元（只有2015年、2018年是个例外）。这种巨量资本市场的出现，再好不过的说明了这个时代经济资源的安全与丰沛程度。

三

这个威尔逊世界是一个受到管制的世界，也是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可以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体现与胜利。如果说现实主义者将国际政治看成是权力游戏的话，自由主义者相信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最终将使人们习于合作，也相信国家和社会在和平和繁荣中的进化能力，相信国际合作与适当的管理能够促进“成功国家典范”的扩散。

但是，自由主义的光辉中有一个暗点——它假定和平所造就的是“渗透与学习”，但是目前有相当证据似乎表明相反情况的存在。威尔逊世界控制住了国家暴力的规模与层级,却催生了一批失败国家和寄生国家。

失败国家指的是那些政府效力和合法性降低到一定临界点的国家。它或者失去了对其领土的控制，国家中或军阀或私人武装割据，或者政治腐败到政府几近瘫痪，无法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社会、经济衰败，国内暴力肆虐。国家衰败到什么程度才算失败国家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公认的精确定义），不过，这世界上确实有这种国家，却是确认无疑的事情。

美国和平基金会每年编制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2019年情况如下图：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回答。但是美国政治学家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在其文《战争与非洲国家》中指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在大多数时候没有面临任何严重的外部威胁，这样，这些贫穷、行政结构薄弱，往往有极大族群多样性的国家从来没有机会像近代欧洲国家那样以战争制造/巩固国家（缺乏国际战争的后果之一是政府精英没有动力来改革税收体制，国民也很少因外部冲突增加对国家的认同）。赫伯斯特认为，非洲国家尤其如此，它们往往有太多的薄弱之处，却享受了过多的国际安全（Herbst，1990）。

寄生国家是威尔逊世界的另一个负面产物。如果说威尔逊世界没有给失败国家以足够的压力，那么寄生国家则在威尔逊世界中找到了资源与机会（在没有这样的资源与机会的世界里，这些国家会很难维持下去）。这样的寄生国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寄生国家同失败国家有某些交集，它们因为某种原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援助，但是这些救援与资助项目实际上延迟了该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可以从援助中汲取资源以维系统治（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将自己的统治成本转嫁到了外部），也就缺乏改革的动力。有些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援助机制悖论”（aid-institutions paradox）——国际援助在受援国内创建了“对其公民不那么负责、在维护合法性方面压力较小的机构”(Moss,2006；Berman，2013）。

布鲁诺·德·梅斯奎塔在《独裁者手册》中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联合国安理会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人们发现，在两年任期内，非常任理事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没有能当选的其他国家要低1.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非常任理事国更有可能获得国际援助，于是就对有效率的社会和经济治理更不敏感的缘故（Mesquita，2011）。

第二类寄生国家则是某些资源出口国，比如委内瑞拉、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经济学中有一个大家业已熟知的术语——“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指的是自然资源丰富(如化石燃料和某些矿物)的国家往往比自然资源较少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少，民主程度较低，发展成果较差。资源诅咒会以多种方式体现出来，比如拉高本国货币汇率从而伤害本国其他出口产业；收入易波动从而导致债务增加；由于可以从自然资源中获得高额利润，当局可能会忽视经济多样化，从而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化（资源行业往往是经济飞地，不能提供多少就业，也不会刺激其他产业）等等。但是，它在政治上的体现更为直观——政府由于能够从资源对外出口中获得大量金钱以维系统治，不必去回应纳税人，因此也缺少改革的动力。有相当的研究表明，经济由资源开采业为主的国家相较于其他，要更不民主，更加腐败（Palley 2003；Ross 2011，2015；Ahmadov,2014）。在诸多的自然资源中，石油这个“恶魔的排泄物”（委内瑞拉石油部长、欧佩克创始人胡安·阿方索语）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最为明显(Houle 2017)。

第三类寄生国家是那种外贸依存度比较高，但仍然维持着威权或极权体制的国家（此处毋庸讳言，中国就是）。这种寄生国家相较起前两类来说，其寄生程度要隐蔽的多。它既没有直接从国际上获得援助，也不依靠看人脸色的自然资源出口，相反，它会源源不断的向国际社会提供各种制成品、资金，看起来完全是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组成部分，而且回馈颇多。

那为什么还要说它是寄生呢？

原因很简单，此类国家赖以成功的要素并非在内，而在外，其经济运行有赖于一个有保障的国际和平环境、一个庞大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以及一整套国际产权保护体系。这三者都是威尔逊世界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当然，这里不是说，享受这种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都是寄生虫，而是指这么一种情况——这种国家的国内制度并不保护产权与个人权利，但是由于它的贸易活动主要面向外部，足以避开国内制度所形成的各种寻租与障碍，交易成本仍然较低。与此同时，它的工厂/生产由于享有某种“低人权优势”（秦晖语），可以以较低成本与外人竞争。这样，就形成了某种外向/双轨经济。其政府可以从这种外向/双轨经济中获取资源，从而避开必要的改革。

让我们还是以中国为例来加以说明。众所周知，中国在多年以来，就是FDI的重要接受国（自1998年以来，每年平均接受投资338亿美元以上），外贸也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相当比例与重要地位，下图是世界银行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估量：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自1990年以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面，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这几个国家中都是最高的（这里不比较小国，因为一般认为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外贸依存度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小国的外贸依存度本来就高）。

一般大家通常也认为，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大，且国内市场明显要较国际市场为劣（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们普遍认为内贸成本高企、市场饱和度高，在同等条件下，更倾向于外贸而非内销）。经济学家陈志武曾经指出，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的份额比第三产业要大得多。《麦肯锡2019中国报告》的数据证实了陈志武的这个观点至今仍然成立——在2019年，中国的商品贸易占全球的11.4%，但服务贸易仅占全球的6.4%。陈志武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制造业生产的是有形物品，对国内法治环境的依赖较低，对信息环境的透明度要求也不高，所以就有较快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一国制度环境的依赖要大得多，就发展的较为迟缓（陈志武，2004）。其实如果用中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外贸这件事可以解释的更清楚——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外服务的，其所依赖的制度资本可以由外部供给，所以发展尚可。但是服务业更需要的是本国制度加以配合，于是就不尽如人意。

至于中国企业所享有的“低人权优势”，秦晖先生已有详细描述，此处就不赘述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过去有些人反对“低人权优势”这个说法，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越坏日子越好过”不成立，有许多人权恶劣的国家经济发展非常糟糕，所以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应主要归因于中国政府所主导的市场经济。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低人权优势”与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其实并不违背，反而相互促进。因为“低人权优势”需要在外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才能显现出来——外向市场经济会带来外部投资、需求，以及绕开国内制度障碍进行交易的途径（本来低人权会带来高障碍）。所以说，并不是“政府越坏日子越好过”，而是“政府越坏的有技巧，日子越好过”。

我们可以说，如果过去四十年中国政府执行的政策是所谓“改革开放”，那么很显然的一件事是——“开放在改革之前，改革为开放服务”。正是因为如此，开放本身实际上成为了改革的阻碍（开放消除了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

总之，威尔逊世界的和缓、安全、可预见性与富裕造就了一批失败国家和寄生国家。当然，在三种寄生国家中，后两种的寄生性质相对来说并不明显，因为它们是有所回馈的（甚至是极大回馈）。但是就这两种国家再生产的机制来看，其寄生性质却还是表露无疑的（其动力都在外，而不在内）。

四

冷战的结束代表着威尔逊世界的大获全胜，那时，第三波民主蜂拥而至，这使得弗朗西斯·福山兴奋的宣布了“历史的终结”。非常讽刺的是，在三十年后，在巴西、布隆迪、匈牙利、俄罗斯、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等不同国家，独裁制正卷土重来，在中国这样的原威权、极权国家，独裁制的程度也在加深（而非减退）。

尽管从数量上来说，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民主制国家的数目在显著上升，威权/独裁制国家的数目在显著下降——根据民主多样性项目（Varieties of Democracy Projects）的数据，民主国家的数目由1900年的1个增加到2018年的99个，威权/独裁国家由112个下降到80个。也许正是这数字上的变动，使人们产生了民主浪潮势不可挡的结论。

但是，有两位瑞典学者指出，如果我们从“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威权化”（Autocratization）的角度来考虑，就会有不同的观感（Anna Lührmann,Staffan I. Lindberg,2019)。请见下图：

此处的曲线指的是发生民主化或威权化事件（autocratization episodes）的频率。从上图可知，至少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确实出现了一波民主化浪潮，但也同时出现了一波反向浪潮（且势头没有衰竭）。换句话说，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但同时在另外一些国家，转向、保持与深化威权/独裁体制的势头同样强烈，而且这看起来不仅仅像是受到了同时代民主化浪潮的刺激。

这个判断部分得到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估的支持。根据该组织的统计，自2005年起，全球各国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在总体上是下降的，而且得失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Freedom house，2018）。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趋势？许多人给出的解释是榜样的力量。他们认为，二战以来民主国家数量的上升，主要可以归功于世界上强势民主国家的示范与推广。但是随着威权国家在全球收入份额中的增长（从1990年的12%到目前的30%），它们的示范效应也就出来了。但说老实话，这个答案未免太直白、太短视了些。别的不说，由上图可知，第三波威权化的浪潮是从八十年代中即开始酝酿，而彼时很难讲有什么示范性的威权国家。

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归咎于威尔逊世界没有给予现代国家以足够的竞争压力，同时却提供了相当的空间给那些“有技巧”的威权国家（尤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更是如此）。如果说一战前的那个世界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竞争是失之于猛，那么二战后的这个世界却是矫枉过正，失之于宽了。

从这个角度讲，当前许多对“全球主义”（Globalism）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如果说全球主义的主要主张是倡导移民、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和全球治理等政策，那么它很显然没有引入足够的竞争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更动荡、更少秩序的未来也许是一件好事——当然，前提是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