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首发于端传媒，题目是《美國會走向內戰嗎？——「新白人意識」的興起，與民族國家的帝國轉向》
1991年，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M. 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一书指出，美利坚民族的经典形象—— “大熔炉”——正在被差异观念所取代，多元文化/种族意识正在美利坚民族内部造就新的民族。[1]二十年后（2010年），格伦•贝克（Glenn Beck），一个著名的美国右翼新闻主持人，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举行大型集会，也说道：“我们是一个民族。但老实说，……我们正在分裂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仇恨与日俱增”。[2]又过了十二年（2022年），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e)提出了一个“国家离婚”（National Divorce）的口号，这指的是将美国分成“红州国”和“蓝州国”。民调显示，有20%的美国民众赞同格林的这一提议。[3]
老实说，美国政治极化的形势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谁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会有很多的内部矛盾。问题在于，这种内部矛盾会走到哪一步呢？
以下我们就将讨论这个问题。
一
有人认为美国将来会爆发内战。2021年由佐格比国际（John Zogby）做的全国调查显示，有46%的美国人认为未来可能会爆发内战。[4]将近一年之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一项研究显示，50%的美国人仍然做如是想。[5]而这并不只是老百姓在政治形势下受惊吓的反应，严肃的学者也在考虑这个可能。比如在美国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F. Walter）看来，美国距离第二次内战确实并不太遥远。而她确实是内战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之一。[6]
在其2022年出版的著作《内战是如何开始的》（How Civil Wars Start）中，沃尔特给出了内战爆发的五个关键指标：
1，无支配体制（Anocracy）：这是民主制与专制政体中间的政体形态。在这种政体下，国家体制并不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而是山头林立，不同的精英群体竞逐权力。沃尔特指出，纯粹的专制国家和纯粹的民主国家通常都能控制国内政治暴力，但是“半民主国家”往往做不到这点，它们经历政治暴力或内战的可能性是专制国家的两倍，民主国家的三部。
2，派系的崛起：此派系争斗并非普通党争的代名词，而指的是一国之内政治极化，社会并不是仅仅沿着意识形态界限发生分裂，而是根据不同的种族、族群或宗教认同纠合成对立的派系。当这种现象出现之后，政治不稳定就随之而来。因为这些党派、派别以身份认同为基础，往往非常僵硬，不妥协。这些派系往往以某种怨恨集结在一起，其内部的政治文化鼓励对领导人的忠诚，而非对政策问题的讨论，其运作广泛使用与身份认同相关的符号与言语。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的大数据研究，一旦这些类型的派系在一个国家出现，那么该国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就几乎翻了一番。如果该国在当时正处于无支配体制下，那么它发生政治动乱的可能性就要高出30 倍。
在这里还要提到一种人——所谓“族群企业家”（ethnic entrepreneurs），就是从煽动种族、族群或宗教对立中获利的人。他们从社会的分裂中看到机会，利用媒体或建立组织，努力向目标人群灌输种族、族群或宗教上的“优越感”，以及他们正面临来自外部群体的威胁，必须在企业家的领导下团结自存。不同派系的“企业家”可以相互合作，利用彼此的极端主义言辞来动员各自的基本群众。他们的存在是派系主义的重要标志。
3，失去特权：沃尔特指出，如果人们曾经掌握了权力，却眼睁睁地看着权力流失，那么他们特别有可能去发动暴力抗争。政治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降级”。“人们可能会忍受多年的贫困、失业和歧视。他们可能接受劣质的学校、差劲的医院和被忽视的基础设施。但有一件事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在一个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失去地位。在 21 世纪，最危险的派系是面临衰落前景的主导集团。” 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发生或者将要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土地之子”就很可能以暴力回应之。
4，失去希望：这指的是当人们对现有体制及未来的改善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们容易选择暴力作为一种突破现状的途径。
5，助燃剂因素：这主要指的是现代社交媒体平台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沃尔特给出了几个数据——数据表明，在网络传媒上，每使用一个道德或情感词汇就会导致消息转发量增加 20%，表现出“愤怒异议”的帖子收到的赞和分享几乎是其他内容类型的两倍。现代社交媒体成了大型的情绪集中器。这就使得有心人可以利用这点发动虚假宣传运动。沃尔特评论道，“社交媒体是每个族群企业家的梦想”、使得他们可以进行针对性的宣传，筹集资金，组织人手。“最具侵略性和最厚颜无耻的声音淹没了其他所有人”。同时，社交媒体的算法也鼓励形成大大小小的“信息茧房”，那些价值观或观点不同的人进行交互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就导致了社会撕裂。
沃尔特认为，当前的美国满足所有这五个指标的要求：① “polity 5”数据集在2021年1月份将美国的得分从+ 7降到+ 5，这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已经进入了某种无支配体制，并认为美国正处于政治不稳定的高风险区；②美国政治已经进入一个身份政治时代，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歧不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且也是种族和文化上的。民主党的组成虽然同美国的人口结构一致，但90%的共和党员都是白人，且深受福音派基督徒的影响；③美国的人口结构即将发生大的变化。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过去的十年里，拉美裔和亚裔人口增长了43% ，而白人人口只增长了6% 。到现在为止，非拉丁裔的白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1%。估计到2045年左右，白人不再将是多数族群，而且“美国白人现在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东北部、中西部和山区各州的农村地区，而非白人往往集中在城市地区、南部和沿海地区。”而且，白人对少数族群的怨恨处于明显的增加过程中；④大量白人选民已经对政治过程失去了信念，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33% 的民主党人和 36% 的共和党人认为使用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而在2017 年，两党中只有 8% 的人有同样的感受；⑤ “骄傲男孩”、“百分之三”和“誓言守护者”这样的极端团体在网上浮现。
总之，沃尔特认为，美国已经具备了内战的条件。
二
当然，沃尔特这个判断也有可能过激。有些批评家就指出，美国不太可能发生十九世纪那种南北战争式的内战，因为当代美国并不存在明显的地区分裂，相当多的州内部都存在城市和乡村的差异（进步派主导着城市，而保守人士则居住在乡村社区）。由于缺乏独特/统一的地域划分，就限制了敌对的几方大规模组织人马的能力。要冲突，也只会是地区内、片段化的冲突。[7]而且，沃尔特的这五个指标都是从发生内战的不发达国家中观察而得的，这些国家往往法治不健全、公共服务匮乏、腐败和贫穷，美国显然不是这样。
这些批评家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即使我们承认沃尔特的判断过于夸张，美国很可能不会走到那种极端地步，那么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在认真讨论内战的可能性的话，是不是本身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家/民族分裂已经到一定份上了呢？
我个人认为，在沃尔特的五个指标中，至少有一个指标——派系的崛起——值得相当关注。这是因为在近二十年内来，影响最大、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的出现。对一个国家的统一来说，核心人群的自我封闭，比起边缘人群的分离主义，是要危险的多的。
美国人自己，可能是身在庐山中的缘故，对“白人民族主义”的看法有些偏颇(或者说视角不同)。美国的自由派干脆对“白人民族主义”这个词汇嗤之以鼻，觉得更合适的概念是“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8]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所谓白人民族主义只是种族主义者的伪装。而在很多美国保守派看来，撕裂美国社会的是自由派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批评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白人社会的反应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做出的应激举动。不管他们的分歧如何，双方其实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不把“白人民族主义”当成一种民族主义运动来看。
出现这种认知当然是有理由的。考虑到白人过去在美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考虑到他们占人口数量上的多数，使得白人就是“标准美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白人从未需要像其他少数族群那样需要调和族群身份和美国身份之间的冲突。所以在过去，白人确实不会发展出什么白人民族政治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根据学者研究，只有15%的美国白人表现出强烈的族群身份认同（其中，又只有5%的美国白人首先认为自己是白人，其次才是美国人）。[9]
但是这种认知是一个已逝去时代的遗留。美国学者阿什利•贾迪纳（Ashley Jardina）在2019年出版了《白人身份政治》（White Identity Politics）一书，在该书中她利用大量数据（主要是“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数据库，ANES），对白人身份及其集体政治行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她的第一个研究结论是，至少到了2016年，美国白人的族群认同大大增加，达到了其人口的30%到40%。[10]
她的第二个研究结论是，这种新白人意识同老式的种族主义是有差别的。种族主义者的重心在于对其他种族的偏见或仇恨，而新白人意识则强调的是群体的自保，即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多样化，这些人日益将白人看成是一个具有特定利益的独特政治群体，而非单纯的“主流”，他们要求国家政策向他们倾斜。
这种新白人意识同种族仇恨之间仍然存在微弱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13-0.23之间）。[11]但是，贾迪纳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具有这种新白人意识的人所具有的政策偏好跟传统种族主义者确实有一些不同。比方说，这些“新白人”并不反社会福利政策（而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是反对的，将之视为对黑人的一种补贴），而是希望在社会福利中获取对己有利的一份。再比方说，他们也不反对平权法案（肯定性行动）。“他们并不同意共和党的传统立场，即联邦干预应该是稀缺的，支出应该是有限的。”[12]他们的偏好在反对移民，反对自由贸易。所以，贾迪纳得出结论——“白人身份不是由种族仇恨来定义的，而且认同自己种族群体的白人也不是简单的偏执狂。”[13]
此外，贾迪纳发现，过去我们认为白人下层阶级和南方白人具有最强的白人意识。但是数据显示，一个地方的白人意识水平同该地方的失业率上升、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并无多少相关关系，这些年白人意识的上升也不局限在美国南方，而是各地皆有几乎相等幅度。这显示美国白人意识的上升并不简单是一个阶级现象、地理现象，而是一个整体现象。贾迪纳特意指出，“事实上，有许多具有高度种族意识的白人，他们在经济上是安全的，并且处于白领工作的位置。”[14]
那为什么美国的白人意识会上升呢？贾迪纳认为，这无法从具体白人的个人境遇上得到解释，而是一个群体应激反应。“从移民开始，再加上人口结构变化和奥巴马当选，都对白人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因此，白人身份现在被激活了，并且与政治相关”。[15]
《白人身份政治》一书的开始，就引用了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一段话，如下：
“一个人的身份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会受到质疑，当强者开始衰落，或当可怜的人开始崛起，或者当陌生人进入大门时（此后永远不再成为陌生人）：陌生人的存在使你自己成为了陌生人。”
我觉得这段话可以用作贾迪纳中心思想的总结。
三
如上所述，贾迪纳倾向于将新生的白人民族主义看成是白人族群的自保反应，而不只是老式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复刻。有些批评者认为，这种区分并无意义，因为只要白人族群想要维护自己的特权与主导权，那就必然要维持白人至上，表现出种族歧视。
我个人觉得，这种区分还是有意义的。从很多情况上来看，白人至上主义者多志在原有社会中维护自己阶级等级的优越性（如在老南方和旧南非），而白人民族主义的指向则可能是多向的。在一个多元国家里面，当原有的主导族群的族群意识被唤醒之后，其战略方向很可能是内敛的，而不是一切重归旧章。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上有过先例啊。这个先例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末年治下的奥匈帝国。
德意志人是哈布斯堡帝国中最大的单一人群（大概占总人群的两成以上）。在帝国中，德意志文化发挥着首要影响力。德语是宫廷、军队高级军官和市镇人民的语言，各地的商人、知识分子和贵族通常也会讲德语。他们并没有局限在奥地利本土，而是广泛分布在帝国不同地区，同其他族裔的人口混居在一起。
作为帝国的主导人群，在一开始，德意志人也没有所谓的“德意志人意识”，他们有很强的王朝认同，将自己首先看成是王朝子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基本上是文化定义的（而非血缘、种族），谁能讲德语、熟悉德意志文化，就能归化为德意志人。有学者的观察是，在19世纪，德意志人是帝国所有民族中最缺乏民族主义倾向的。[16]
在统治者一方，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也有相当的超民族自觉。其中一位王朝成员，阿尔伯特大公（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堂兄），曾经说道：“在一个由许多种族和民族居住的多重帝国中，王朝绝不允许将自己专门分配给其中一个。就像一个好母亲一样，它必须对所有孩子表现出同等的爱，不去疏离任何一方。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17]匈牙利学者雅西对此的评论是：“哈布斯堡家族以一种超民族的方式感受和思考，这是由他们极其复杂的血统混合、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其王朝极其多样化的种族构成所造成的。”[18]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开始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德意志身份了。这可能是因为隔壁德意志帝国的兴起，让他们有了模范和向往。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一再对帝国内的少数民族妥协，从而既伤害了奥匈国家，也日益威胁到了德意志人的特权与既有主导地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897年，奥地利当时的首相巴德尼颁布法令，要求在未来的几年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公务员必须能够同时使用德语和捷克语工作。这个命令酿成了帝国末期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引来了德意志人铺天盖地的反对（这是因为德意志人多半只会德语，而有志于成为公务员的捷克人则多半是双语使用者，这就等于把该地区的行政体系交给捷克人）。到最后，巴德尼只好辞职了事，该项法令也被废除。
在1871年，德意志人还不希望“自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把他们放到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相等同的对立位置”。但是，从与捷克人的争吵之中，“一种新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波希米亚应运而生，它受到组织更优、经验更丰富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影响，反过来又向他们学习。” [19]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德意志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
这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眼光是内敛的，要求保护其特权，为此不惜分裂国家。他们在议会上与捷克人争吵，在大街上与捷克人斗殴。当时有位外交官写下报告，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20]比方说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在1882年提出了所谓林茨计划（Linz Program）。这个计划的主要主张，是要再德意志化奥地利，以及与匈牙利“离婚”——将加利西亚等地让给匈牙利，干脆切断与匈牙利的国家间制度联系。在宣言中，起草人说道：“我们抗议一切将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的企图。我们将继续支持保留德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反对扩大联邦制。”[21]而这种德意志民族主义不可能不反过来刺激其他少数民族。
你看，在奥匈帝国这个案例上，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反应是向内撤退，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寻求分裂。而当德意志人失去了对哈布斯堡国家的信心时，这个国家其实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从这个历史先例看，玛乔丽•格林的“国家离婚”说就很像是美国保守派的“林茨计划”。
四
当然，格林也许是在哗众取宠，而赞成国家离婚的美国人毕竟只是少数。但是，它确实隐隐约约的提出了一种历史可能方向。这种方向就是随着美国白人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那种开放性的美国精神进一步收缩，美国的其他族群在此带动下也各自进行自己的民族建设，于是美国的政治进一步内卷。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治一直是奠基在个人主义原则之上的——政治的基础是个人以及个人作出的选择，种族、宗教、阶级、性别等等界定他（她）社会身份的东西，与其政治权利无关。不管它在现实层面是否完全落实，但在原则和理想上，它还是坚持住了的。 但这一个人主义原则正在美国社会中同时受到左右、少数与多数人群的威胁。在未来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地域上的，在制度中，应该在美国社会内部执行某种民族认定程序，国家政策的制定、财政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应该考虑民族因素，以隔离各民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
美国学者库马尔（Krishan Kumar）有一个精彩的说法，说尽管我们现在把民族国家看成是帝国的反面对照物，但究其根本，现在每一个民族国家在过去差不多都是一个帝国，其形成是成功的征服、殖民与国家建设的结果。[22] 但是库马尔没有说出的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很可能并不只是一个单向转换的关系。如果帝国可以经国家建设转为民族国家，那么民族国家有没有可能由于政治衰败化为“帝国”呢？ 美国会不会染上哈布斯堡病，变成一个“帝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