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20 年 3 月

（本文首发于新媒体女性“女泉”微信公众号，原文有删节，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在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出演檀棋一角的演员热依扎最近因为在短时间内转发微博网民的恶意评论而登上热搜。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上热搜了。去年的农历新年，身为哈萨克族穆斯林的她发了一条“不过春节”的微博，在民族主义狂热和仇穆情绪下引发了大量网民的抵制，她不堪网络暴力和骚扰，一度清空了微博内容。两个月前，她又因在机场相对暴露的衣着，遭受了一轮荡妇羞辱。坦承自己抑郁症患者身份的热依扎，曾经公开接受访谈呼吁给抑郁症患者更多陪伴，却在韩国女星崔雪莉自杀神王之后被质疑是团队营销捏造抑郁症身份炒作。热依扎工作室随后发布公开声明，表示会采用法律手段反击，却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抵制，不少人直接出言诅咒她身体不好的母亲，让她退出娱乐圈，甚至有人直接“让她去死”。

“明星挂素人”到底应不应该？

关于热依扎的争议除了少数民族/穆斯林、坚持按自己的意愿、抑郁症以外，还有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既然选择了做艺人，就必须要接受自己的言行举止会被拿到放大镜下检视甚至羞辱嘲讽的事实，于是就有了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疯狂释放恶意的网友。作为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大V，转发素人网友恶评姿态不好看，有失身份。按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既然选择了做程序员，就老实加班不要抱怨996”，“既然选择了做医生/护士，就应该想到自己会有感染的风险”，“既然选择了做学生，就要乖乖接受违规补课”，这种观点的荒谬之处在于，将因为现存制度的不合理不完善带来的缺陷和风险，认为是这个职业与生俱来且理所应当的特点，因而否定从业者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反抗的努力。

在热依扎之前，由于艺人在明网友在暗和网络维权时间经济成本较高的原因，别的艺人对待恶意造谣诽谤的网络言论也多是一笑置之，很少有人会反击。但，别人不这么做不代表热依扎无权较真。有一种观点认为，热依扎身为明星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在自己微博挂素人存在恶意引导自己的粉丝去围攻被她转发的人，身为艺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挂素人。他们认为普通人在网络的关系，发表一些自己对娱乐新闻的看法，并没有对明星产生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身为公众人物拥有特权，不能“随心所欲”。但互联网的舆论场，毕竟不同于线下世界的实名制交往，热依扎和发恶评的素人网友尽管在粉丝数量上不对等（因而可以说热依扎拥有“特权”），但热依扎在明，素人网友在暗，他们发表恶评的时候的身份不需公开，这同样是一种不平等。热依扎的挂人，等于让躲在键盘后的恶评人站到了公众视线之中，如果这些人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论而遭受攻击，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自食其果。

网络暴民的集体狂欢

在热依扎大量转发恶评后，许多网友对一些言辞尤其恶毒的账号进行了分析，发现很多都是专职从事炒作的营销号，这些账号长期以来以发恶评为乐，根本不是普通人分享自己生活的个人账号。在恶评号的带领下，一些缺乏事件相关前因后果与背景信息的网友也和这些恶评号一起，加入对热依扎的集体讨伐，沉浸在虚拟社会霸凌他人的狂欢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之中。诚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分析群体的非理性和无意识时所言：“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们来说群体就是正义，数量就是道理；即使不然，群体中的人也会有一种‘法不责众’的想法，因而在他们行动时表现得理直气壮。”“群体感情刀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已经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所以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

言论自由的边界：区分诽谤与仇恨言论

有的人或许觉得，现在在网上说话都得这么小心翼翼了吗？还有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究竟应该以什么为边界？从法律角度看，表达自由，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将言论自由列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但是，行使自由权利需要在一定的界限内，遵守一定的规则，需要与公共安全、国家利益以及他人的基本权利等进行权衡。在欧洲，1953年生效的《欧洲保障人权和根本自由公约》中，第10条“表达自由”即规定了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因为同时负有义务和责任，必须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程式、条件、限制或者是惩罚的约束”，“这些约束是基于对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者公共安全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者犯罪，保护健康或者道德，为了保护他人的名誉或者权利，为了防止秘密收到的情报的泄漏，或者为了维护司法官员的权威与公正的因素的考虑”。

2013年，两高法院也就“网络诽谤”罪出台了司法解释，认为“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将信息网络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内容篡改为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属于刑法认定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但热依扎被营销号造谣成“利用营销号炒作抑郁症”和“拉踩佟丽娅”，这样的不实言论已经对本人的名誉构成了侵害，她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也并无不可。虽然网络空间并不是实名制发言，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匿名的ID并不能成为我们肆意释放不加节制的恶意和羞辱少数族群/弱势群体的借口。“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须以法律为界限。”

此外，言论自由除了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以外，还须得与仇恨言论区别开。仇恨言论是在仇恨意图的基础上,基于性别、种族、宗教、残疾或性取向等特性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进行攻击的言论,言论本身会引起对有关于种族、宗教、性取向等群体的歧视。在这次事件中，大量网友针对热依扎的哈萨克族穆斯林身份、女性身份和抑郁症患者身份集中火力攻击，甚至不惜诅咒她的家人，这样在表达方式、指向对象、表达意图上皆以最大程度地伤害对方为目的的言论，实在是网络环境需要避免的。

““疯女人”与疾病的隐喻

热依扎公开表示与恶评者反抗的姿态，使她在不少人心目中成为了“疯女人””的代名词，不少评论直接以“泼妇”视之，甚至建议她退网治病。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版，这本书分析了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疯女人”一项，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疯女人”意象出处是《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简·爱和伯莎二人构成了天使与疯子的二元对立，二者看似位于两个极端实则一体两面，“每一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或多或少都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

热依扎因为在公众场合穿着黄色吊带背心引发热议之后，曾在访谈中表示过于关注这件事的人是“没开化”，穿衣自由不需要过分讨论的时候才是最健康的状态。与在婚礼上当伴娘被公然性骚扰却在事件发酵后第一时间哭着像公众道歉的柳岩相比，热依扎的观点、行为和姿态违背了父权社会对“理想女性”的期待，而她对身体规训的抗拒和挑战无疑是对保守势力的一次公然冒犯，“疯女人”的包袱就此埋下。如今她又敢于独身犯众怒挑战网友和网友心目中的娱乐圈潜规则，她情绪激烈之下的反抗姿态更加坐实了她的“疯女人”标签，使她成为福柯在名作《疯癫与文明》之中形容的“景观”：“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现及其境遇引起观众的嘲笑和侮辱性的怜悯。疯癫变成这个世界的纯粹景观。”

引起热依扎情绪激烈波动的一类网民言论是“让她去死”。苏珊·桑塔格在其代表作《疾病的隐喻》中分析肺结核、癌症和艾滋病这三种疾病是如何在社会舆论和普通人的心目中由生理病症演变为道德病症的。桑塔格在书中提到病人总被要求对自己的疾病负责：“患者被告示是他们自己在不经意间造成了自己的疾病，这样好让他们感到自己活该得病。“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做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是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如果桑塔格还活着，想必会把抑郁症和广义上的情绪疾病纳入她的分析框架之中。自杀，这个很多抑郁症患者摆脱痛苦的方式，成为了羞辱抑郁症患者的手段和诅咒。

全球有逾3亿人罹患抑郁症，约占全球人口的4.3%，其中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有5400万抑郁症患者（相当于100个人里至少有3个），发病率及相关自杀率也居高不下。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精神卫生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相比于其他慢性疾病，精神卫生知识的缺乏和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使得抑郁症的就诊率和治疗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只有不到10%的确诊为抑郁症的患者会接受抗抑郁治疗或服用药物。抑郁症作为一种复杂的多维度、器质性疾病，在尚未得到广泛的科普教育的时候，在那些缺乏同理心的人眼中，被认为是“吃饱了闲的”“无病呻吟”“富贵病”。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来自加拿大的费立鹏和他的同事从1995年起，在全国选取了23个点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结果显示，农村的自杀率是城镇的3倍多，近8成的自杀者居住在乡村，其中农村女性占多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服用农药自杀的。在农村，人们对抑郁症普遍缺乏了解，有些人把它等同于精神病，避而远之，有些人觉得就是心情不快，这不能算是病，很多时候抑郁症患者只能强颜欢笑。而抑郁情绪一旦累积成为抑郁症的话，那么治疗难度和时间金钱成本也随之大大提高，患者本人面对高昂的治疗“成本”很容易产生逃避心理，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很多抑郁症患者基于种种原因直接选择了结束生命。

很多人对热依扎产生恶意的背后是对阶级分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愤怒。热依扎作为从事着职业报酬相对较高的娱乐工作的艺人，可能不需要为生计发愁，于是她的抑郁症疾病就成为了“富贵病”，而她就有了原罪，她为捍卫自己的名誉而采取的合法反击手段也为一些仇富者恶意的爆发提供了借口——“反正她有的是钱，不用为了生计搬砖”，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抑郁症患者似乎无权上网，无权在自己社交网络账号和人互动，更无权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回击。抑郁症患者是不是要被关进疯人院没收手机，在住在玻璃房子里供人展览才行呢？

热依扎事件集中展示了当前互联网舆论环境已经恶化到一个地步，女性的生存处境更是不容乐观。热依扎敢于挑战虚拟世界随处滋生肆意蔓延的恶意和父权制对女性无处不在的规训和劝诫，是真正的勇士，愿她早日康复。

(来源：新媒体女性 作者：缪冬 责任编辑：瑞雪 小灰）

导语：《利刃出鞘》作为年度推理悬疑作品的热映和好评，点燃了推理迷的热情。以发生在神秘幽深的古堡中的一桩凶杀案为背景的《利刃出鞘》，属于典型的本格派推理作品。剧情和电影中的种种细节线索引发影迷热切分析破译之际，又引发了关于本格派和社会派的讨论。关于社会派推理小说，不可不提的一位宗师级的人物就是与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并称世界推理三巨匠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张。

松本清张的作品对治理与创作推理小说的后辈影响深远，无论是推理界的“天王”东野圭吾还是“天后”宫部美雪，都多次公开承认松本清张的作品对他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宫部美雪更是毫不讳言自己的清张迷身份，近年更是将松本清张的短篇小说编纂成册，并亲自撰写导语和推荐语。

（松本清张，1909-1992，1950年以《西乡钞》获得芥川奖，开始创作生涯。其代表作包括有《砂器》《点与线》、《眼之壁》、《零的焦点》、《日本的黑雾》、《黑色皮革手册》等，开创了“清张革命”，被视为日本社会派推理的开山鼻祖，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并为“日本推理文坛三大高峰”。）

“清张革命”与日本社会派推理

西方本格派推理在经历了以“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为首的黄金时期之后，发展也进入瓶颈时期。推理小说家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掀起了“黑色革命”，以塑造硬汉风格的侦探著称。无独有偶，同样的变革也发生在了50年代的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一道分水岭。战前的推理小说基本是江户川乱步的天下，而横沟正史更是确立了本格推理至高无上的地位。1946年到1956年被认为日本战后推理的本格时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格推理同样进入了停滞期，甚至有被读者抛弃的迹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本格推理以诡计为支柱，而各类诡计已经被全世界的推理作者穷尽，因此新出现的作品质量直线下降；与此同时，不同作者的不同文本过于相似，也使广大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本格推理作为一种文体类型，在风格上属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内容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作品的人工斧凿痕迹过于明显。对初入推理门槛的读者来说，一开始还可能会被看似华丽的谜团和神秘的氛围所吸引，但经过十年的发展，可供使用的诡计和套路趋近重复，作品整体上自然呈现出穷途末路之态。

此时日本推理文学可谓走到了十字路口。如果不能顺应读者要求和时代风气转变有所革新，其结局将是不堪想象的。还好松本清张适时出现了。

1909年，松本清张出生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北区一个贫寒之家。清张的两个姐姐全部夭折，他成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因贫被迫在13岁时辍学，一生只有小学学历。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前，清张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曾经在电器公司任职，卖过年糕，在印刷厂做学徒工，在1937年进入《朝日新闻》福冈分社当计件工，于1943年应征入伍，被派遣往朝鲜战场当卫生兵。战后回国继续报社的工作时的清张，需要养活家中另外八口人(父母、妻子和五个孩子)，生活十分辛苦拮据，这段饱含屈辱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使得他在日后多部小说的创作中都聚焦小人物的命运。

1951年《朝日周刊》举办了小说征文比赛，第一名可获三十万日圆的奖金，这对松本清张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当时的清张连墨水和纸都买不起了，所以这个名为《西乡钞》的短篇是他用铅笔在一个质地粗糙的本子上写成的，最终获得了三等奖，得到了十万元奖金。这次小小的成功给予清张巨大的鼓舞，尽管生活依旧清苦，他仍然坚持创作。1952年，清张创作了《某<小仓日记>传》，将其寄给《三田文学》杂志，荣获了日本文坛针对文学新人的纯文学奖项——芥川奖，这时年过四十的松本清张才正式在文坛崭露头角。

从经济犯罪案透视社会弊病

社会派推理与注重作案手法和叙述诡计的本格派推理不同，除了对犯罪事件的描述以外，会更加注重对事件背景和作案者动机的挖掘。社会派推理虽然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在写作上更接近批判现实主义，但并不意味着社会派推理小说中不能包括本格派推理元素，也就是说社会派和本格派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即使是在社会派推理的作品中，也可以包含比较新奇的诡计和对犯罪手法的分析。尽管松本清张出身贫寒且学历不高，却在早年工作之余大量阅读森鸥外等知名作家的纯文学作品，文风朴实厚重，区别于本格派推理作家华而不实的风格。他的作品在叙事上轻诡计，重动机，在刻画社会方方面面的弊病和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下受害者的心理方面不惜笔墨。

松本清张在社会派推理小说创作上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战后复杂的社会状况。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为了重振经济，政府扶植了大量财阀企业。大型企业可以利用优势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在短时间内迅速盈利，但与此同时一些弊端的种子就此栽下。大型企业在管理上缺乏灵活性和监督机制，内部极易滋生独裁和腐败。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官商勾结的丑闻也在所难免。随着6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涨期，对官商勾结和各种权钱交易的不满弥漫在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时，松本清张适时地出现了。

松本清张在1957年开始在《旅途》杂志上连载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推理小说《点与线》。严格说来，这是一部含有本格推理元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一对男女看似死于殉情，而刑警鸟饲重太郎和三原纪一却从中嗅出重重疑点。在他们追查案件并逐渐接近真相的同时，更多的官商勾结的丑闻被披露出来。小说题目“点与线”一语双关，明指小说故事中凶手用于制造不在场证明的铁路交通线和各个车站，暗指一张官商勾结织成的黑暗网络。同年4月，另一部长篇《眼之壁》也开始了连载。一桩支票诈骗案使得公司损失高达三千万日圆，会计部长引咎自杀，富有正义感的部下和希望抢得头版新闻的报社记者二人组成了“侦探联盟”，开始了独立于警方的案件调查，而在追查线索过程中，相关人士却接二连三离奇死亡……《点与线》和《影之壁》在1958年推出单行本，上市仅三个月就卖出近50万册。人们不禁惊呼：“属于松本清张的时代到来了！”

昭和史与“日本的黑雾”

松本清张除了以推理作家的身份文明以外，还有一个不太广为人知的身份——昭和史研究者。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清张开始在《文艺春秋》月刊上连载《日本的黑雾》。这本书重现了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势力操纵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清张花了大量时间集中这段时间的离奇案件和扭曲的社会形态，根据调查所得的事实构建假设，再用简洁冷静的行文方式将调查结果写成报道文学，在当时引发了热烈反响，“黑雾”一词甚至成为形容暧昧模糊不清的犯罪事实的流行语，松本清张作品的魅力可见一斑。

除了描写战后日本的《日本的黑雾》以外，松本清张还有一部知名的报道文学作品《昭和史发掘》。《昭和史发掘》以著名的“二·二六事件”（日本现代史上唯一的一次军事政变）为主题，对于倾向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政界与军部的动向及受此影响的社会百态，一一作了巨细靡遗的重现，从而使这段鲜为人知的昭和史得以公之于世。台湾作家杨照曾经这样评价松本清张：“松本清张不允许日本人继续将不愉快的记忆、难堪的状况、痛苦的责任，全部推到集体潜意识的黑暗角落里去。”

正义就是让恶人也有说话的权利

松本清张的小说关注犯罪行为，尤其是经济犯罪。他笔下的犯罪者鲜有生性大奸大恶之徒，犯罪行为很多都来自人性中难以克服的弱点——妒忌、贪婪、虚伪、无法抑制的色欲和权力欲等，在犯罪后企图掩盖自己的行为而不得。读清张的小说，应当不会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因为清张善于捕捉人的微妙情绪和人性中一瞬间迸发出的恶念，他的正义感使得他的写作不同于娱乐消遣性的文字，他的文字用推理的方式彰显社会正义，迫使读者思考更为沉重的社会议题。

前文已经提到，社会派推理区别于本格派推理的一大核心特征正是对犯罪动机的铺陈。虽然本格派推理作家也会在小说中提及犯罪动机，但通常会采取较为简单粗暴的归因方式，比如名誉、金钱、权力、爱情等。而松本清张在他的小说中引入对社会环境的描述：“我认为探讨犯罪动机和塑造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此刻的心理状态就形成了犯罪的动机。”,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意味，被评论家称赞是”普罗文学自昭和初年以来未能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描写就此成功”。

多次被改编成日剧搬上荧屏的长篇小说《黑色皮革手册》，就是一例明写人性之恶实写制度之恶的例子。小说描写身为前银行职员的妈妈桑原口元子与一众男性斗智斗勇的故事，元子利用在银行工作的便利盗取客户资金，并以黑色皮革手册上的秘密要挟银行管理层，使对方免于追究她的法律责任，也不追回经济损失。这次小小的成功为元子创立一间属于自己的酒吧提供了资金，但也让她尝到了犯罪的甜头，助长了她的贪欲。元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试图通过要挟、勒索、色诱等手段与一众男性保持密切的关系，获取更大的利益，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以悲惨的结局收场。元子意图用恶来从更大的恶中获取利益，爬向更高处，反而被处处陷阱的男权社会所吞噬。松本清张对女性的态度尽管未必称得上友好，但他却如实写出了一个试图不依附男性不立足家庭的女性被男性主导的利益集团围剿时的残酷局面和男权对女性的恶意。故事中没有一个好人，那些与元子周旋的男人们坏事做尽却免受惩罚。推理只是笼罩在日本社会表层的一层薄薄的纱幕，松本清张揭开这层纱后，将教育、医疗、政界、商界等社会肌理的腐坏悉数道出。

平凡的普通人侦探

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东野圭吾笔下的物理学教授汤川学相比，松本清张笔下的侦探们就显得平凡而亲切多了。他们并没有天才一般的头脑，查案也不靠天启式的灵光一现，靠的是对人情世故的深切体认和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有的是职级并不高却不肯放过蛛丝马迹的基层刑警，还有些只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因机缘巧合卷入某个案件，凭借自己旺盛的好奇心和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苦苦搜寻，最后终于使案情大白于天下。松本清张的小说把推理的乐趣还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他告诉我们，推理的背后不一定要有犯罪，人的日常生活、神话传说、特色民俗和名人掌故都可以成为推理大展身手的舞台。

松本清张和他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在今天仍然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好的文学应该使人对正义有更多的思索，关心弱势群体，以现实为立足点写出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