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21年4月28日 《The Guardian》
作者：阿兰达蒂·洛伊
译者：米老狗
印度人民遭受的创伤、混乱和侮辱很难尽数描述。而莫迪和他的拥趸却叫人不要抱怨。
2017年，印度北方邦举行了一场水火不容的竞选活动。期间，印度首相纳伦德拉·莫迪亲自下场，进一步搅乱局势。他站在公共演讲台上，指责反对党领导的北方邦政府为了迎合穆斯林群体，在穆斯林墓地（kabristans）上的资金投入比印度教火葬场（shamshans）还多。莫迪一贯会大声讥讽，话语到尖酸刻薄处，音调极高，连回声都有一丝威慑的意味。人群因此激奋起来。“在村庄里盖多少穆斯林墓地，就应该盖多少火葬场！”莫迪说。
爱慕崇拜着莫迪的人们振声回应：“火葬场！火葬场！”
现在，莫迪或许满意了。因为这样的景象长期占据了各大国际报刊的头版——在印度火葬场里，普通民众的葬礼上升起的熊熊烈火。在印度，所有的穆斯林墓地和印度教火葬场运作如常，两教派各自的信徒越多，焚烧量越多，已远超负荷。
《人口13亿的印度，真的可以被隔离吗？》华盛顿邮报用了这句反问做标题。病毒在印度十分猖獗，而且在国境内控制极易传播的新冠病毒新变种也尤其困难，华盛顿邮报对此发表了一篇评论。“恐怕很难。”文章里回答了标题。 几个月前，当新冠病毒肆虐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时，这些媒体不可能用这种措辞来质疑。但是我们印度人也没有资格去辩解，毕竟在今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我们的首相上是如此自信。
莫迪做讲话时，欧洲和美国的民众正因第二波疫情饱受折磨。他没有表示任何同情，只是对印度的基础设施和新冠应对措施发表了一通冗长自大的吹嘘。我下载了这段演讲，唯恐莫迪的势力会重写历史，不过估计也快了。这篇演讲可能会消失，也可能被隐藏。下面是珍贵的片段：
“朋友们，世界已陷入忧惧之中，但我今天带来的是自信、正能量和13亿印度人的希望！曾经有人预言，印度将成为全世界遭受新冠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有人说印度会迎来一股新冠感染的巨浪；还有人说7～8亿的印度人会感染、200万的印度人会死去。”
“朋友们，不要把印度和其他国家做比较，我们抗击疫情的胜利成果是独一份的。毕竟印度有全球18%的人口，当这个国家把疫情控制好了，就是把全人类从大灾难中拯救出来！”
莫迪像是变完戏法、鞠躬谢幕一般——因为他把疫情有效控制住了，把全人类从大灾难中拯救出来了！然而，现在他没能再控制住疫情，我们能抱怨世界将我们视作辐射物而避之不及吗？我们能不满其他国家对我们封锁国境、取消航班吗？我们能控诉印度囿于病毒和总理，受制于他、他的政党和莫迪式政治所主张的病态、反科学、仇恨以及愚昧吗？
去年印度平息了第一波疫情时，当权政府和亲政府的评论员都洋洋得意。谢哈尔·古普塔（Shekhar Gupta）是在线新闻网站the Print的主编，他发了推文称：“印度抗击疫情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下水道没有被尸体堵住、我们的医院不缺床位、我们的火葬场和墓地也不缺柴火和空间。你们不相信这是真的？那就拿数据出来。除非你觉得自己就是上帝。” 且不说这样的描述既无情又冷漠，而且我们真的需要上帝来告诉我们大多数疫情都有第二波吗？虽然纵是科学家和病毒学家也料想不到这波疫情的传播力如此之强，但它是可以被预见的。那么莫迪在他的演讲中吹嘘的“针对新冠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的行动“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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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医院床位短缺，医护工作者几近崩溃。我的朋友打电话来诉苦：病房里没有医生护士，医院的死人比活人还多。医院走廊、公路、家里，不断有人死去。德里的火葬场已经没有木柴了，林业部门不得不发放特殊许可去砍伐城市绿化。但凡是能看到的引火物都可以用来火化，人们已经绝望至此。公园停车场就是新的火葬场。我们头顶上仿佛有一架隐形的UFO，把空气从肺里抽走。这是我们从未见识过的“空袭”。
疫情在印度催生了新的“股票交易所”，变态到以氧气充当货币。高级政客、记者、律师——这些印度的精英分子都沦落到上推特苦求医院床位和氧气筒。可想而知，氧气筒的隐形市场蓬勃了，血氧饱和机器和药品都是珍稀。
其他产品和服务也颇有市场。在自由市场的底端，人们得行贿才能见到亲人的遗体，在尸体被打包堆到医院太平间之前见上最后一面；牧师要加钱才会同意做最后的祷告；线上医疗咨询中还有冷血的医生敲诈绝望的家庭。在自由市场的顶端，你可能需要卖地卖房，花光最后一块卢比才能在私人医院得到治疗。在医院答应收治你之前，光是交个定金就可以让祖上几代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
上述的一切，都无法深刻地描述印度人民遭受的创伤、混沌和侮辱。我朋友T的故事绝不稀奇，在德里，恐怕就有几千人与他有相似的经历。T很年轻，才20几岁，他与父母住在德里城郊加齐亚巴德的一间小公寓里。他们一家三口都被确诊为新冠。他的母亲是重症，好在当时处于疫情早期，他很幸运在医院帮她找到一个床位。然而他的父亲，此前就确诊严重的双相抑郁症，变得暴力而且开始自残、失眠、大便失禁。T的心理医生尝试在线上帮助他，可是医生自己也时不时崩溃，因为她的丈夫刚刚因为新冠去世。她说，T的父亲需要住院治疗，但因为新冠阳性，不可能被收治。所以T也不休不眠，夜以继日。他按住他的父亲、帮他擦拭身体、清洁干净。每次我跟他打电话，我都觉得我无法呼吸了。终于有一天，他发来消息：“我父亲走了。” 他的父亲不是因为新冠病毒去世的，而是由于极其无助引发精神崩溃，导致血压飙升。
那他父亲的尸体怎么办呢？我很着急，打电话给所有我认识的人。回复的人里有阿尼尔班·巴塔查里亚（Anirban Bhattacharya），他与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哈什·曼德（Harsh Mander）是同事。巴塔查里亚将因煽动抗议而被判刑，因为他在2016年在自己的大学校园里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而曼德尚未从去年的新冠疫情中休整过来，就收到威胁要将他逮捕并关停他经营的孤儿院。曼德之前动员群众反对印度在2019年9月通过的国家公民登记政策（NRC）和公民修正案（CAA）。因为这两项政策和法案都公然歧视穆斯林。在无法依靠政府的情况下，曼德、巴塔查里亚与许多市民自发地组建求助热线和应急机制。他们劳心劳力，安排救护车、协调葬礼、运输遗体。这些志愿行为具有一定危险性。在这一轮疫情的席卷之下，ICU里都是年轻人，他们倒下了。黑发人死去，白发人也难以为继。
T的父亲最终被火化。T和他的母亲渐渐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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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最终会稳定下来的，一定会的。但我们不知道谁能活到那一天，相比于穷人来说，富人也许活得轻松一些。不过现在，生病与垂死的人不分你我，倒有一丝民主的影子。富人也被支撑不住了。所有医院的氧气都消耗殆尽，有些医院开始让患者自带氧气。这场氧气危机在各邦之间掀起了激烈难堪的纷争，各个政党忙着推卸责任。
4月22日晚，在德里最大的私人医院之一恒河拉姆爵士医院（Sir Ganga Ram），有25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去世，他们需要接受高流量给氧治疗。恒河拉姆爵士医院发布了多条紧急求救信息，要求补充氧气供应。然而一天后，医院董事会的主席匆忙澄清：“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因缺氧而死。” 4月24日，在另一家大医院斋浦尔金医院（Jaipur Golden），又有20位患者因氧气枯竭而死去。同日，德里高等法院，首席政府律师图舍尔·梅塔（Tushar Mehta）代表印度政府发言说：“别当爱哭鬼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保全国没有人缺少氧气。“
身着橘黄色僧袍的北方邦首席部长阿杰·莫汉·比什特（Ajay Mohan Bisht），即约吉·阿迪亚纳特（Yogi Adityanath）宣布，他所在州的任何一家医院都不缺氧气。而且根据《国家安全法》，谣言散播者将被没收财产、逮捕且不得保释。
约吉·阿迪亚纳特可不是说着玩玩的。喀拉拉邦的穆斯林记者西迪克·卡潘（Siddique Kappan）在北方邦被判入狱数月，当时他和另外两人前往当地报道哈特拉斯地区一名达利特女孩被轮奸并谋杀的案子。卡潘已经病危，而且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的妻子向印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请愿，她绝望地恳请，她的丈夫“像动物一样”被锁在马图拉医科大学医院的病床上。 （最高法院现在命令北方邦政府将他转移到德里的一家医院。）所以，如果你住在北方邦，你就应该明白：可以死，但别抱怨。
威胁异议者不仅发生在北方邦。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 是法西斯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拥有自己的武装民兵，莫迪和他的几位部长都是该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的发言人警告说，“反印度势力”将利用这场危机煽动“负面情绪”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并要求媒体帮助营造“积极正能量”。 Twitter确实是好帮手， 已经停用了部分批评政府的帐户。
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慰藉？找科学？我们应该牢牢盯着数字吗？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康复了？有多少人被感染？峰值何时到来？4月27日，报告323,144例新感染病例，2,771人死亡。精确的数字让人稍许宽心。但是，我们怎么确保数据真实呢？即使是在德里，也做不到应测尽测。如果参照小城镇墓地和火葬场里以新冠感染规矩下葬的葬礼数量，死亡人数比官方统计的数字要高出30倍。在大都市以外地区工作的医生心中了然。
如果德里都在崩溃，我们应如何想象比哈尔邦、北方邦和中央邦的村庄的情形？在那里，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务工人员携带着病毒逃回故乡，他们尚未从2020年莫迪的全国封锁政策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那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封锁，仅提前四个小时宣布。移民工人被迫滞留在城市，没有工作、没有钱支付房租、没有食物、没有交通工具。许多人不得不步行几百英里回到遥远的村庄，遥远的家。有几百人在途中死亡。
这一次，没有全国范围的封锁，交通仍然可及，火车和公共汽车仍然运行，但工人还是选择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尽管自己驱动了这个巨大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当危机来临时，他们在政府的眼中是隐形的。今年的“城市大逃亡”引发了另一种混乱：在工人回到村里的家之前，没有隔离点来阻断病毒的传播。毫无解释，就这样放任病毒在城乡之间肆虐，乡村已然成为弃子。
在村庄里，人们会死于腹泻和肺结核这种容易治疗的疾病。那他们要如何应对新冠？他们能获得核酸检测的机会吗？村里有医院吗？有氧气吗？更重要的是，还有爱吗？就算抛开爱不谈，有关心吗？没有。印度民众已经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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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4月28日）清晨，传来了我们的朋友普拉布哈依（Prabhubhai）离世的消息。在他去世之前，他表现出了典型的新冠症状。但是他的死亡不会记录在官方的新冠病例统计中，因为他没有经过测试治疗就死在家里。普拉布哈依生前是讷尔默达河谷反水坝运动的中坚力量。我在他凯瓦迪亚（Kevadia）的家中住过几次。几十年前，凯瓦迪亚第一批原住民部落的人被赶出家园，为大坝修建和军官入驻腾地方。像普拉布哈依这样流离失所的家庭仍然住在官员聚居地边缘，贫困无依，在曾经拥有过的土地上沦为非法居住者。
凯瓦迪亚没有医院，倒是有“团结雕像”。它按照自由战士兼印度第一副总理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的形象建造，大坝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它有182米高，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像，耗资4.22亿美元。雕像中的高速电梯带领游客抵达萨达尔·帕特尔的胸口位置，讷尔默达大坝在此尽收眼底。当然，你看不到的是被摧毁的河谷文明，它沉没于巨大水库的深处。你也无法听到人们的故事，他们的斗争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深刻的斗争之一——不仅仅是反对那座大坝，更是反对构成文明、幸福和进步的陈词滥调。这座雕像是莫迪的钟爱。2018年10月，他在这里举行了雕像的落成典礼。
告知我关于普拉布哈依离世消息的朋友，也曾是讷尔默达河谷多年的反水坝活动家。她写道：”当我写文章时，手是颤抖的。新冠疫情在凯瓦迪亚聚居地及其周边的情况不容乐观”。
印度新冠统计中精确数字，正如在艾哈迈达巴德竖起的高墙。2020年2月，莫迪为特朗普举办“祝福特朗普（Namaste Trump）”仪式，这面高墙能遮住沿途的贫民窟。虽然这些数字显得疫情严峻，但能让人觉得印度重视新冠，不过真实的印度并不是如此。现实是，印度人是用后即弃的：投票时需要他们站在印度教这边，但疫情当头却希望他们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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