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口气看完了《隐面人》。最早知道这本书是因为“忽左忽右”播客的“谍海轶闻”系列。间谍小说是他们喜欢聊的内容，我其实看得很少。谍报影片我也看得少，因为对打斗追杀的场景不怎么感兴趣，而且007系列使得间谍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刻板印象，随手即得的高科技密器让我觉得过于不可信了。后来《谍影重重》打破了这方面的刻板印象，但是仍旧逃不出打打杀杀的套路。《隐面人》这本书是真正给这种间谍幻象祛魅，然而使得它成为（对我而言）更有吸引力的作品。

和其他间谍文学不同的是，《隐面人》并不是小说，而是回忆录，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国外情报总局局长，安全部副部长马库斯·沃尔夫回忆其职业生涯的一本书。其中所列的间谍基本上都有真实姓名和对应的化名，他们最终的去向也都有交待。如此丰富的非虚构内容，是现在最吸引我的阅读类型。

之前看过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档案》一书，那本书是在东西德合并后斯塔西档案被曝光，像一具放置在无影灯下的尸体，所有的阴暗和不堪都尽显无遗。当我意识到《隐面人》作者就是斯塔西架构里的主要高层官员时，难以克服恶心与憎恨。但是“忽左忽右”播客里谈到的这本书里的几个细节又非常有趣，所以还是下定决心找来捏着鼻子读一下。没想到，前五页就已经足够引人入胜。而且作者在开篇就为自己庇护，声称他并不能算是完全与斯塔西为伍的，因为他的业务范围是在国外布设情报网络，而且主管国内监控系统的米尔克不仅与他格格不入，而且处处提防他，包括他无权过问国内事务等，他还嘲笑国家安全部最终有8万多雇员忙于监控国民，而自己干了几十年，退休时整个外国情报局只有3000雇员（其中有1000个是潜伏在海外的特工）。当然，这本书本质上就是他在为自己开脱，说得更冠冕堂皇一点就是他的赎罪自白，如果看到这里就认为他与斯塔西彻底无关，那也是大错特错了。我更接受他在书的末尾所说的话：

“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上有大量污点，包括对本国人民的镇压和迫害，也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我对此应负的责任。我是这一制度的一部分。假如人们把我当成国家元首加以攻击谴责（实际上他们常常也是这样干的），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经历了1989年的巨变之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下场如此之惨？是不是我沉默的时间太久，没有及时挺身而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缄口不语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抗议根本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激烈的抗议只会招致更严厉的镇压，思想自由反而受到更大的压制。这种情形我见得多了。在一个统治者整日惶惶不安，无法做出理智决定的国家，任何人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只会受到压制。我感觉，悄悄在下面做工作到头来会更有效。我这种看法是否错了？很有可能。可惜时间无法倒流，让我另择一条路。我常常想起1944年父亲写给弟弟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告诉弟弟，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必要的时候，一个人还要敢于坚持己见，哪怕为此受到迫害。我现在懂得，必须始终尊重他人的观点，决不能搞一言堂。然而我这一生中，包括担任情报局局长的大部分时间里，却选择了耐心等待变革。
我清楚地记得当初如何焦急地等待苏联领导人的更迭，深知这必然会给东德带来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终于开始了期待已久的改革。我比任何人都激动。可我们没有看到，改革来得太迟了。开放政策已于事无补。1917年在俄国诞生的乌托邦理想气数已尽。”

我阅读此书时几乎所有的感慨，都终止于后记里的这段话。斯塔西是罪恶的，冷战是残酷的，一个善良而有教养的人，成了一颗最锃亮的螺丝钉。但是这颗螺丝钉又怎么可能使得整台机器免于生锈破败的结局呢？然而，在这样的国家里，还能做什么呢？

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且成长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来说，作者的自我剖析似曾相识。这里仍然摘录作者在后记里的一段话：

“记得当年我们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回首往事，有时很难理解为何我们失败了。年轻时，我们觉得仅凭坚强的信念就足以扭转乾坤。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信念太强，而是没有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理论去做。斯大林所犯的罪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对共产主义的践踏。强迫个人无条件服从党的理论，随意整人，伪造历史都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位于铁幕我方一侧的大多数国家竞相效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悲惨结局的根源在于滥用权力，而不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也是东德最后窒息的原因。我承认，虽然东德社会有优厚的社会保险，我们的制度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多数多元化的民主国家。从东德的衰败中我悟出一条重要的道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同我们引以为豪的其他成就一样重要。”

我接触过不少文革中深受其害然而日后又坚持报效祖国的专家学者，和他们聊天，总觉得不少人会把故乡、祖国、民族、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乡俗传统等糅杂在一起，所以常常有自相矛盾的尴尬，也有不愿意面对历史错误的倔强。但这本书的作者显然把理念和实践区分得很清楚，这在社会主义遗老里是不多见的。他在东德期间一直以职务便利订阅了西方各种报刊，所以对资本主义的弊病非常了解，因为西方报纸几乎从来不给政府抬轿子的。但是他后来在反省的时候也认识到，无论理论上如何正确，现实是另一套，缺乏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政府最后只能维持表面上的繁荣，无法修正肌理性的错误。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哪个国家做到了？

书里也谈到了西方世界对东西德合并的诧异，因为当时许多人认为东德不会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第一个出问题的，它的状况还没那么糟。结合现在的朝鲜来看，铁幕的打破与经济的败落并没有必然联系，可能与思想禁锢更为密切吧。可是，斯塔西对人的禁锢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现在担忧的告密荣耀在斯塔西时代无处不在。是否是德国的文学和艺术起了一臂之力？书里没有答案，作者也一直在思考着。

我已经身处海外，可以隔岸观中国了。可是我看完书后，比任何时候都同情国内那些醒着的朋友。他们躺平也不是，卷也不是。奋起而不得，等待而无望。也不知道这种窒息的困惑还要留存多久。

因为这本书关于间谍，所以间谍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很早以前，间谍是一个明确的贬义词，包括在台湾也是，比如那个著名的口号“保密防谍”。后来在大学里偶有一次听老师说，间谍没什么神秘的，其实就是情报人员，中国也往外派了很多情报人员的。再后来就是潘汉年和俞强声的事情，前者是一个长期被误会最终在死后被平反的间谍，后者逃到美国，揭发了卧底几十年的间谍金无怠，甚至有传言当时中共在美国布置的情报网因此几乎被一网打尽。在《隐面人》一书的开篇，作者就说他退休后CIA也曾联络他，希望他帮助挖出深度潜伏在那里的鼹鼠，事后证实是奥尔德里奇·艾姆斯，他在CIA里专门负责侦破世界范围内苏联的反谍报活动，然而又利用工作之便向苏联人出售美国间谍的名字，从而导致苏联境内的美国情报网全部瓦解。可见，大多数间谍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背叛。

作者在书里详细叙述了许多背叛事件。背叛是他最憎恶的事情，吊诡的是，他也吸收了很多对方的间谍为己方效劳。没有黑白，只有你我。最终，当他以为是最信任的人出庭作证时，他只能感慨“昔日我以为情报局人员牢不可破的荣誉感没能经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在这个只有你我对立的局势里，东德倒了，他就输了。他拒绝与CIA合作，拒绝与摩萨德合作，就是所有他能用来表现私德的态度了。他有信有义，但是站错了队。

作者在书中几次强调他们对对方被暴露鼹鼠的宽待，作用之一就是要用来在日后换回己方的被捕鼹鼠。他认为每个被招募的人都是大家庭一员，都要尽量安顿好他们的生活。事实上，他促成了很多次交换被捕人员。每个被交换回来的人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然后被安全地隐入民间。他认为这是对所有在职特工的最好的精神鼓励。刚才一时兴起查了一下金无怠的下场，他也曾强烈希望通过人员交换，回到大陆。但是当时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几乎就是神补刀：

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件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维基百科词条“金无怠”

金无怠1986年去世后，时隔31年，于2017年在北京香山建立墓碑。可见他和他的家人对中国仍然是热爱的。如果他当年遇到马库斯·沃尔夫那样的局长，也许命运会有所不同。都是人，但是首先是人，还是首先是工具人？

作者在书中强调的另一个点是，世界和平里有间谍的巨大功劳，比如他念兹在兹的反法西斯和欧洲避免了一场核危机。这和金无怠家人为他伸冤的内容也很相似，金无怠认为他在中美建交一事上是立大功的。然而，几乎所有关于中美建交的历史叙述中都不会有他的身影。更巧的是，今天看到一则消息，被普京罢免的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在摩萨德和CIA的帮助下，已经安全逃出俄罗斯，并且供出了俄罗斯所有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的密码机。这个消息无法在网络上得到证实，但是，我相信，近在眼前的核危机里，一定有谍报人员的影子，祝那些制止核战爆发的鼹鼠们好运！

（东德和中国虽然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作者没有谈到与中国有关的间谍业务，偶尔提到的关于中国的若干细节非常有趣。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