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8日下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 Castle）去世，享年96岁。伊丽莎白女王自1952年继位至今，在位70年，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性元首，女王的去世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不止是英联邦内部的各大媒体以悲伤的语气来缅怀女王，整个英语世界的人们也以各种方式表达遗憾或哀思，或许由于前几年英美合拍剧《王冠》（The Crown）的热播，这一事件一时之间甚至在非英语世界也成为热门话题。

考虑到上述媒体多是市场化机构，其议程的设置主要由受众的关切而非行政命令所决定，因此在这些平台上表达的哀思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民众情绪的真实反映，也就是说的确有不少人在内心深处为这位国家元首的去世而悲伤——一种真实而非虚假的，内心的而非表面的悲伤。强调悲伤的真实性是因为政治元首的离世引发的公众反应会由于政治体本身性质的差异而千差万别， 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权力因素影响下，政治元首的离世往往成为一种带有“戏剧”表演的公共事件。

这里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一些政治权力带有强烈 “私产性”的古代政体。在这种政体中，由于君民相隔甚远，君主或元首的离世除了获得小范围至亲的哀思之外，往往不会对大多数民众的内心产生多大影响。绝大多数民众终其一生都无法一睹天颜，更不用说产生亲切感，而统治权力的“私产性”又使权力运作完全不必以民意为基础，唯一考虑的是不至于激起民变而撼动统治秩序，而官僚体系的层级结构又使民众不可能将自身的幸与不幸，归结到政治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承当者那里，对他来说，直接伤害他的是那些乡官胥吏、县令衙役，而不是国家元首，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态，对天高皇帝远的普罗大众而言，没有明显的爱戴，也不会有强烈的憎恨，谁在那个位置上并不重要，至于那个人是死是活与我有何干系，而政治权力本身一般也不太关注普通民众的反应，因为民众只是一种财税汲取的单位，你的悲伤，无关紧要。

第二种是非常现代的政体，这种政体借由暴力实现其意志的能力大大增强，并通过现代宣传手段将君主或元首个人的重要性灌输给民众，同时又残留了古代权力的 “私产性”。相较第一类政治体，其最重要之处在于将强大的控制力、向个体渗透的君主或元首的意志与形象以及权力的私产性结合在一起，共同决定了 “元首驾崩” 事件的民众反应。在这种政治体中，由于最高元首借助于现代手段对自身形象的塑造，使得国家这一概念与其元首的私人形象绑定在一起，使这类政体下的民众不再如第一类政体下的民众，将自身的幸与不幸系于天命或系于较末端的“现管”，而是开始将自身命运的福祸与最高元首或君主个体联系在一起。因此民众之于元首之休戚就有两种类型的反应，得势者高呼万寿无疆（虽然这种得势者数量极小），而不幸者则咒其一死了之。而元首一旦离世在民众方面引起的情绪反应大约也可分为两类：一部分人如丧考妣，痛哭流涕，另一部分人则心中窃喜，由此而期待变革的出现，不过因为对个体的强控制使得后一类人在表面上也不得不假装悲伤。

第三类则是英国这类君宪国家，国家元首虽然位高尊贵，但并不大规模干预国家的具体政务运行，元首之下实行的是 “竞争”的政治，元首便逐渐成为一种 “非竞争”的符号，或者说是民族国家团结的象征，这也是在很多君主立宪国家出现的情况，只有当内阁政治停滞不前或陷入巨大困境时，君主才会出来影响政治，呼吁团结。这种政治体虽然残留了古代政治的位阶性，也与现代民主的精神不完全一致，但优势在于君主提供了种超越党争或党派分歧的功能。这种政体会对民情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下的民众不会象第一类政体那样与元首具有强烈的距离感，因为在一些重大节日或纪念日，权力受限制的君主要扮演一种仪式性的符号，同时由于民主政治的实行，使得关乎公众福利的政治事务被限定在内阁政治的范畴，民众决不再将其个体的具体的幸或不幸，直接归到元首或王室的头上，因为后者不仅自身没有干预具体政策的权力，甚至也无法影响下层的官吏。这种情况下，元首离世会引发怎样的公众情绪反应呢？

首先，大部分民众认为元首离世是一件与他们有关的事件，并表达遗憾或悲伤，因为元首是民族国家团结的象征和共同历史的符号，这一点不同于君民上下隔绝的古代政治体，后者治下的民众并不认为元首的生死与他们有何具体关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遗憾或悲伤温和而不过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并不会由于元首的离世受到多大影响——元首并不直接影响那些决定他们生活的政策。这种克制的情感，并不是元首未获得尊重的标志，恰恰相反，当民众不必将自身福祸系于君主一人，同时他们的悲伤或欢乐就并非出于长官意志或命令之时，君主的任何变故就可能赢得自然而准确而真实的情绪反馈。在这一点上，这种政体完全不同于第二种政治体，在第二种政体中，元首离世有时看上去能获得更为强烈的广泛甚至是整齐划一的悲痛表达，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表达的实质。在这类国家，民众将自身的福祸与元首一人的安危高度绑定在一起，这样就会导致元首获得一大批基于利益的哭丧者，在导致这些人的悲伤的原因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悲伤者明白自身福祸完全系于君主一人，君主的离世可能导致自身命运或福祸的迁转。同时，悲伤的“整齐划一性”隐藏了一种真相，在一部分将自身不幸归因到元首、并且望其早死的民众那里，虽然表现出悲伤之态，内心却不无喜悦之情，他们假装悲伤，不过是由于强制悲伤的长官意志罢了。

伊丽莎白二世虽然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不过论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显然不及十九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彼时的英国君主权力远大于二十世纪以后的君主权利，不过即使这样，十九世纪的一些人也已强烈感受到英国元首权力的“有限性”以及这种一特征对君民关系的影响，这种权力的“有限性”对英国人来说可能习已为常，但对那些长期生活在 “实”君而非“虚” 君传统中的人们来说，这种印象和冲击是极为强烈的，这一点就体现在晚清赴西交流的中国读书人。其中张德彝于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七的日记中写道：

“自到伦敦后，每见国⼈奏乐诵经、宴会杂戏，皆先颂祝其君主。影射之戏，开场必出君主像，结局必出太子像。烟火之戏，亦以君主像终之。或云：英君主无独断自主之权，故民无不尊重之。今见如此，询知非畏其威，乃怀其德而感其仁也。盖即位后，每战必捷，国势日强，民皆安居，饱食暖衣，各得其所，故咸以福德归之也。若似前代之凶残无道，则民皆怨，恐无今日矣”。

张德彝先是转述他之前听到的说法，即英国的君主正是因为没有任意行使的权力因此赢得民众爱戴，而实地考察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他看到民众对王室的情感不是出于恐惧，而是由君主的德行或仁厚之举， 胡乱弄权的君主则不可能获得人们的爱戴。而保守派的刘锡鸿在其赴英考察日记中写到英人 “爱戴君主，殊不为轻”。他提到自己之前听一位英国人讲述他们的政治乃是一种 “视君为轻”的政治，于是刘锡鸿内心产生了一种刻板印象，认为民众完全不把王室放在眼里，但经过实地考察纠正了自身的偏见，他记录到，

今观其国⼈奏乐诵经，众宴杂耍，皆先颂祝君主。画影之戏开，场⼼出君主像，结局必出世子像。烟火之戏，亦以君主像终之。又闻前十馀年，世子疾病，举国祷天；及愈，举国酬天，至于外埠皆然，爱戴殊不为轻。此间尝推求其故，盖以维多里亚在位而后，每战必捷，国势⽇强，虽无独断之善举，亦能不拂舆情，故咸以福德归之也。

正因为 “不拂舆情”，所以民众“咸以福德归之也”，继续推求原因在于“英本民政之国，不必其君治事，故继世者苟自乐其乐，不与上下议院为难，正国⼈所祷祀求。”

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

如果说上述两位访西者还是记录一种直观感受，那么郭嵩焘的记录则流露出对该问题的更深入思考，他指出这种虚君政体反映出的公天下的政治伦理。在《伦敦巴黎日记》中，郭嵩焘写道：

“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矣。若夫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郭在这里既表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将这种理想移进一种现代政治语境中来。

而对明君圣主“以其⼀身为天下任劳”与将政治事务“以公之臣庶”这两种做法的比较中，他写到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馀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其⼀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

从郭的文字中能够看到他对两种方案的看法，圣君当然值得称道，但终究无法“可持续地”出现这样的人物，而将政治“以公之臣庶”的做法在这一点上展现出其优势，因此可以说后者是一种“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也不及的制度设置，从郭的思考中或许也能看到为何英国的民众会向一位既不能给他恩惠也没有以暴力来强制他悲伤的元首的离世表达哀思，因为这种情感所指向的不是一位 “⼀身为天下任劳” 的圣王，而是一位懂得从天下之劳中抽身出来、懂得“自乐其乐”的伟大人物，正是由于他的“无所作为”才保证了全体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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