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经常听到老家农村人的家长里短，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大龄男青年找对象难，以及由此导致的高价彩礼问题，后者不仅能让一些本来家境差的人陷入生活困境，甚至是一些被认为会挣钱的富裕户也因此由盛转衰，因为彩礼金额越比越高。其实困扰近几年农民生活的又何止这一个问题，农民挣钱难，保住血汗钱更为不易，任何天灾人祸都可能是灭顶之灾，再加上他们易受政治局势或政策形势的冲击，比如疫情导致的经济休克就让很多农民陷入了困境，所以日子很少有什么确定性可言。

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容易承受，现在叠加在一起，更让其中一些农民的境遇极度恶化，这几年一些迷信活动开始在农村地区再次流行，背后多少也与这些问题有关。最近频繁收到一些“村中来信”，说老家某某人靠“看香”的手艺而挣到大钱。“看香”是什么？是一种占卜方法，城里人不一定听说过，但北方的农民大半听说过，其流程是在家里供奉神像的桌案上点燃一炷香或几炷香，接下来，算命者嘴里开始叨咕着什么，叨咕来，叨咕去，再通过观察燃烧冒出的烟的上升方向，去预测被者的吉凶或命运，在我们那里的农村地区，“看香”的需求很是旺盛，而“看香者”管辖的业务门类五花八门——最近车胎总是被扎，出行不顺，可以管管！年轻的丈夫总是沉溺赌博，出行太顺，长年不着家，可以管管！婚后长年无子，求告各大医院，苦无良方，也可以管管！怀上后，担心到底能不能顺利出生，还可以管管！多子家庭的农民，有时会通过这一占卜活动去推测几个孩子的未来。据说算命者往往能准确点中了那个成绩较好的孩子，认为他最可能成材。

当然，诉诸神秘活动的做法，不能完全归咎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或困境，因为这类活动并不是当下才出现的，传统的农民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个人的荣辱兴衰在娘胎里自有定数。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比“看香”更为流行的占卜活动中——相面，通过对某人长相的分析推断其命运盛衰，对于相面师来说，好像眉眼口耳鼻五官中的任何一官，都如白纸黑字一样清晰地将此人的人生轨迹贴在脑门上。和“看香”这种必须要求在室内操作的占卜活动不同，相面一般不受环境限制。很多中国人对面相的信仰体现在通俗故事、话本小说或是戏曲唱词中。以耳朵为例，据说这是五官中最能一眼暴露被测者身家的部分，《三国演义》提到刘备时说他“两耳垂肩”，这一特征和“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的优势巧妙结合在一起，被视为非凡之象，而在明代戏曲唱词《投笔记》中也将“两耳垂肩”视为“必挂绿绯袍，封侯万里，前程不小”的必要条件，除此这外，还有“两耳垂肩是贵人”，“耳垂福相过肩”的说法。对面相的重视不仅盛行于民间，也存在于官方主持的文化工程中，唐代欧阳询等人奉诏主编的《艺文类聚》一书第十七卷的“人部”，编纂了人的五官各部分的条目，这些条目中，经常提到“相书”“相法”内容。

不过尽管历史上就存在，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探讨迷信现象的根源时，绝不会忽略当时当地的人生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原始社会的人们，生存条件恶劣，危机四伏，很容易将“属自然界”与“属神的”的事物联系起来，迷信或占卜就成为一种平抑恐惧的方式。虽然现在农村的条件肯定大大好于原始社会，但最近几年农村的迷信活动增加，背后的确和近几年的社会问题紧密相关，虽说科学育种、科学养猪、科学生产等一大批科学口号深入人心，但是促使迷信流行的社会问题还在不断地困扰着他们，前面提到的很多因素加在一起，强化了这几年一些农民的不确定感和无力感，当人们经验到这种感受时，迷信便会长期存在或再度流行，人们借助于迷信这种不合理的活动来合理化自身的境遇。

理解迷信或偏见的社会经济根源，能够指导观念的变革。观念的变革还是要从制度环境的改造入手，现代观念需要植根于现代的制度环境，以当前中国农村地区仍然极为流行的一大偏见重男轻女为例，只要农村还处于普遍的贫困和经常性的风险中，这种观念就不可能得到根除。因此对观念的引导，不能仅仅将其定性为文化糟粕，并试图采取疾风骤雨式的惩罚措施，还是要深层着眼，在立法或制度的改革纳入更多的“赋权性”，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积极扩大农民福利。除常规的制度外，还要审慎而科学地制定政策，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上面的任何政策都可能被高效率地渗透到地方的政治传统中，农民经常是政治权力或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当前农村的很多问题，包括造高价彩礼现象背后的严重性别失衡，也是历史上的政策的后遗症，有些政策当时看来只是残酷，后续几十年才会暴露出无解的困境，因此制度或政策制定的过程应该审慎，才能使农民不至于在时代的风吹浪打中总是成为代价，也只有在温和的非运动式的生存环境下，才能消除不确定性和对风险的恐惧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包括迷信或偏见的土壤。

不管是迷信还是传统的偏见，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被揭示出来，而这种揭示需要中外文明的互鉴。这种互鉴的历史真正开启于晚清时代的访西者。这些远赴欧美的梳着长辫子的清朝读书人，曾经饱受儒家典籍影响，但在接受现代价值上没有多少精神负担，这里以两性平等为例，其中李圭1876年记录了他当时考察欧美世界的见闻：

近年来，各国女塾，无地无之。英国大书院，男女⼀律入学考试。德国女生八岁，例必入塾读书，否则罪其父母。美国女师、女徒多至三四百万⼈。其所以日兴日盛者，亦欲尽用其才耳。天下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而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以心静而专也。若无以教导之提倡之，终归埋没，岂不深负大造生⼈之意乎。故外国生男喜，生女亦喜，无所轻重也。若中国，则反是矣，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劝之不胜劝，禁之不胜禁。

“是三代之时，女学甚隆”。降及后世，此事渐废，今且有又边⼀语曰：“女子无才便是德”。噫！惟此语为能误尽女子矣。夫所谓才者，岂惟吟红咏绿而已哉！以是谓才，宜乎无德。倘得重兴女学，使皆读书明理，妇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轻视妇女之心由是可改，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

透过这段材料不难看到，这位考察者不仅仅见识到比“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劝之不胜劝，禁之不胜禁”更加值得追求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观念变革与现实制度变革的关系，即国家保证男女平等的义务教育使人们“生男喜，生女亦喜”，由此认识到中国也应进行制度变革，才可能让“轻视妇女之心由是可改，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无奈的是形势比人强，在一个已无药可救的专制王朝统治下，这些开眼看世界者，除了徒增“独醒之累”，百无一用。当今时代的人们所能收集的信息，早已超越晚清时代，但这些人在一百年多前的开放心态并没有过时，他们向我们表明，如果想要让现代的价值观念得到传播，广泛存在的迷信现象或其他落后观念得以消除，那么只能不断地变革制度，消除产生迷信的社会问题根源。

迷信、偏见或文化的糟粕，不值得留恋，但有时人们或许应该对很多现象给予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因为中国农民长期处于大自然或政治权力的洪流中颠沛流离，而迷信或偏见往往是一种回应不确定性和恐惧感的方式，他们从本性下并不比城市人更顽劣。理解这种观念与现实根源的关系，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文化心理学解释，只需要记住一点即可：在一个社会长期发育不足的“编户齐民”之治下，面对无尽的困境，无法寄希望于政府或公共权力的人们，必然会寄希望于偏见或鬼神，甚至有时候，不受约束的公共权力本身，就是逼迫他们转向偏见和鬼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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