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20年11月

上完8节《企业财务审计》课后出竞秀楼有恍然感，是深切地觉得生命虚无，好似什么都可以平静接受。对面得一图书馆灯火通明，考研人仍在奋笔疾书，润泽湖木栈桥一路有细碎灯光，寒风吹来，想起高中下夜课的情景，也是那么冷，佝偻着身子趟进夜色，只需要前进，再前进，但也明白班机不会有抵达。

几个月之后我就会成为他们的一员，投身进去，被黑暗包裹，期待有月光。“很多事其实在考研途中就想明白了”，一位上岸者这样写。人皆虚妄，爱攀比，自我剥削去适合这个世界，人通过他者建立自我。可是现代社会“他者”是消失的，不知名的对手成为“他者”，胜过他们成为自我确认的方式。

最近有两件事让我豁然开朗，“假如给你100万，代价是你再也不能看任何你没看过的文艺作品，包含影视剧和音乐等，已经看过的无限看……你愿意吗？”我认真思索了这个问题，答案是给我一亿我也不愿意。还有坨坨、加缪、卡尔维诺、川端康成、王小波、苏珊·桑塔格……Ta们那么美，而我未曾领略，没有文艺作品的世界我死也不要。

另一件是在B站听《文学理论》的课，顺着网线摸到主讲老师杨宁的公众号，最新一篇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是不是耍流氓？》，文中坦诚中文系的“无用”——不符合社会期待的无用，同时诘问：为什么“为别人式的有用”才是有用，本质上社会的竞争是想方设法将自己浇筑成“为别人式”的工具，是人性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坐稳了奴隶”之间的矛盾挣扎。

诚然这样说非常傲慢与不合时宜，但我想人活在世上，总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社会形态灌输我想要什么。明确是否被灌输价值观很简单，只需看自己所做的事带来的痛苦感是否可延续并带来改变，比如去参加班会的痛苦感其实是烦躁感，而读《地下室手记》的痛苦感是悲悯感，前者随着班会的结束烟消云散，后者则每每看见“地下室人”胸中都会隐隐作痛。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研究监狱的诞生，现代社会之前，监狱是酷刑，残忍和公开的五马分尸，用于威慑大众并彰显君主权力；现代社会的监狱变得温和，不仅是客观上的监狱，社会本身作为监狱存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比如寝室的卫生检查，安检、网警、删帖、错误404、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探头。全景敞视主义下每个人都是囚徒，同时每个人都是狱警。现代社会的权力无处不在，微观权力使自我约束，导致人性的丧失，于是人道主义走向反面，转向压制人性。

福柯是深水炸弹，引爆一切中心和体系，福柯的思想令我想要流泪，然而是流不出的眼泪。巨大的壁垒横亘在人们中间，需要一种“权力”去支配这个社会运转如常，于是文化沦为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沦为意识形态工具，启蒙和科学倒退为神话，工具理性和效率至上成为主流，文化的制作方具有自动化的反应机制，比如好莱坞大片的流水线作业，而文化的受众方在“娱乐至死”的欺骗性氛围中无能为力并放松警惕，结果是逃避反抗，譬如《白雪公主》中的公主作为女性只能等待王子（男性的）的救赎，潜移默化地愚昧女性必须作为“美丽”存在，而非智慧。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身材和容貌规训也是如此，女性作为观赏品，置于男性评审的眼中，需要无数种颜色的口红、漂亮衣服、高跟鞋、A4腰、反手摸肚脐……各种规训层出不穷，消费主义在其中显然推波助澜。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论述了男性如何将女性禁锢在“第二性”：私有制下女人成为财产，至今西方婚礼仪式中父亲将女儿交给丈夫正是这一观点的佐证，同时宗教作为约束控制女性的贞操，男人不想成为女人，但想拥有女人。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提出“女人是男性目光的奴隶”，譬如裸女画像，于是作为被观看对象的女人被规训在“男性凝视”中。

在《厌女》中上野千鹤子巧妙地提出女人有三种分数——“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这一论述，“学业分数”显而易见是学习或工作的成绩，“女性分数”简言之是指女性受男性欢迎的程度，“被女人接受的分数”则指代被女性接受的程度；这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数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建立不起来。

这令我想到张爱玲在《小团圆》中的一句话：我总不能和全世界一半的人作对吧。男性成为女性争夺的资产，二女争一男、正室抓小三的故事不停上演，只有那个男人，高高在上睥睨着女人为其自相残杀……

波伏娃的答案是：工作，必须工作！

撕开社会为家庭主妇的生活制造的伪善面纱，工作，必须工作，如果有人（无论是父母、师长还是男人）告诉你，家庭主妇何其美好，相夫教子何其幸福，请你回答：这样的好事你怎么不留给自己？

以苏打绿的《包围》做结：无论有多少嘲笑的眼/我就算死也要死于自己的信念/谁都没有权力能支配/我一生一趟忠于自己的表演/无论有多少清高的嘴/我会重生在粗暴赞颂中的美

End

祝你找到自己的隐德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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