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书评。豆瓣链接：book.douban.com/review/10349807）
自从1176年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来，如何实现一个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成为各国当政者和智识阶层孜孜以求的一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说：“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一书中，林毅夫教授不止一次引用罗伯特·卢卡斯的这句名言，来表达自己对发展问题的浓厚兴趣和持续思考。
这本书的写作，源自他在三十余年经济学研究工作中发现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西方主流学界观点的不一致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而中国则以“渐进、双轨制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与中国的成功改革经验形成对比的是，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济停滞、危机频发，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关于发展战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复制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林毅夫教授发现，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都在短期的经济增长后陷入停滞并危机不断。相反，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按照当时的主流理论，这无疑是错误的。
在观察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后，他进一步对西方主流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形成了“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发展框架理论（韦森语）。2008年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使他有了更广阔的平台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经验，并检验这一理论的适用性。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了名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概述如下：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经济变迁过程，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要素禀赋也会发生改变，从而最合适的产业结构也会改变，既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市场、政府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呢？为什么又被称为“发展思维3.0”？林毅夫教授认为，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发展符合要素禀赋所体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当然，如果仅仅如此，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不过是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瓶”装新古典经济学 “赫克歇尔-俄林”国际贸易理论的“旧酒”罢了。新结构的经济学的“新酒”在于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有限政府”，它强调政府应该是“有为政府”，不仅要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而且要对经济进行增长甄别并因势利导指导产业发展。在本书第三章中，林毅夫教授与其合作者提出了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的“两步六法”：第一步是确定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竞争优势。具体实施方法为：（1）政府可提供一份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2）在这份清单中，可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进入的产业；（3）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产业，鼓励外资进入，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为新兴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4）关注本国成功的私人企业，为新兴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5）建立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6）给国内先进企业或外资提供一定激励，如减税或其他优惠措施。他们希望通过上述“因势利导”的激励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结构的变迁，以达到整个经济体“有活力的持续增长”。书里并以尼日利亚为例做分析，提供了非常可操作化的技术标准。在对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作为第三代发展理论的新结构经济学便诞生了。
一副美丽的景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似乎只要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学习了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个消除了贫困、天下大同的世界便近在眼前！现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林毅夫教授对政府的前提假定是“好人政府”。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最受攻击的地方。书里能看到，这点也遭到了韦森、黄少安、张军、余永定等学者的批评。在这个框架里，政府出于公心，一心只为社会谋发展，丝毫不谋求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明显是违背新结构经济学整套框架建立的基础“理性人假设”的。林毅夫教授辩解道，“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 如果想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领导人最优的选择就是给民众带来经济繁荣。这样，“好人”政府和“理性人假设”在逻辑上达成了一致。对此我有五点评论：（1）追求“长期执政”和“青史留名”这两个目标的领导人可遇不可求；（2）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下，最高领导人面临几年一次的选举压力，为了赢得大选，多少都会倾向于能讨好选民却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短期行为；（3）最高领导人职位一般是有任期限制的，真正的“长期执政”不可实现，寻租逐利动机不可避免；（4）即使最高领导人能够克服短期行为和逐利动机，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政策也会被有着错综复杂利益关系的官僚集团所阻挠，导致无法实施。（5）如何才能让内在就有扩张冲动的政府甘愿充当“健康的新兴产业的助产士”，而不是当“长期在职的保姆”呢？如果想使政府既“有为”又“有限”，就不得不对政府和政治结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通向天堂的路，表面似乎触手可及，但实际上却可能遥不可及。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究竟应该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这里涉及三个问题：（1）对产业升级的理解。余永定批驳道，“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国际分工的好处，但不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指导理论”，按照要素禀赋所体现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只适合没有摩擦的大同世界，不适合民族国家林立、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他还反问说，“中国是否应该发展航天工业呢？中国是否应该建立粒子对撞机呢？”张夏准批评道，要素禀赋说的一个假设是“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性”，但现实世界中生产要素的物理特性往往是固定的。“一个倒闭的钢厂的高炉不能被重新改造为计算机行业需要的机器，失业的钢铁工人没有适合计算机行业的技能，除非接收再培训，他们只能失业或接收低技能工作。”产业升级从来不是连续的、平缓的，而是断裂的、有阵痛的。（2）对技术能力和技术创新的理解。张夏准认为“技术能力是通过具体的生产经验积累的，其形式体现在组织惯例和制度记忆中的集体知识（collective knowledge）”，而不是通过简单地引进技术就能获得的。因此即使一个国家拥有所有恰当的机器、工程师和工人，他们仍然不可能一夜之间组合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为技术能力需要在实践中长期积累才能习得。这也是日本为什么不得不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通过高关税和禁止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保护其汽车产业的原因。（3）对东亚模式尤其是韩国、日本经济奇迹的解读。林毅夫教授认为韩国和日本都是按照比较优势指导产业政策的实例，但余永定、张夏准等多位学者表示韩国和日本恰恰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例子。林毅夫教授解释说，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处发展了钢铁、汽车等资本高密集性的产业，这只是少数用来带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领头雁”行业，但大部分作为“雁阵”的行业仍是服装、胶合板、鞋类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问题是按照他提出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这些产业由于没有自生能力本来就不应该在鼓励发展之列！这无疑构成了理论和解释上的一个矛盾。
林毅夫教授无疑是有大情怀的，他想把中国以及东亚的经验总结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虽说这在理论上并非完全不可行，但太难了。一、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不容小觑的政治社会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坚持渐进改革，很多根本性制度至今仍未改革成功。中国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为一种成熟的模式做推广，要打一个问号。二、引用一位经济学家评论另一本学术著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时说的一句话，“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到目前为止，对于国家为什么失败的研究，我们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对于国家如何才能成功，我们知之甚少。”真的存在能够向全世界推而广之的发展模式吗？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失败了，“东亚模式”或者“中国共识”就能成功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抱以谨慎的怀疑。
当然需要承认，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还是做了很多理论创新，的确把发展经济学往前又推进了一大步。尤其“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是非常出色的理论工作，它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指导。不过我们仍然得说，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不是完美的，还存在很多问题，后继学者还有很多改进工作要做。相信林毅夫教授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专门把诸位同行的评论（包括一些很尖刻的批评）同时收录在书里。单从这点来看，他开放、包容的大家风范由衷让人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