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樊纲《制度改变中国》的书评。豆瓣链接：book.douban.com/review/10349802）
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制度主义者。这并非说制度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解药”，但大概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这个命题。尤其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个命题会有更深的体会。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小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中国的改革背景以及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使得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因其对现实极强的解释力迅速在中国经济学界拥有了大批信奉者，樊纲也是其中之一。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积极参与者，樊纲在《制度改变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这本杂文随笔集里，从很多现实生活能观察的现象入手，来解释为什么制度很重要，解释“制度与文化、道德的关系，与政府、政策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我国要进行体制改革。
首先，什么是制度？按照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诺思给出的定义，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宪法、法律和规章制度等，具有执行力强的特点；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道德、惯例、意识形态等，执行力较弱。制度既给人们的行动做出了约束，也引导着人们的行为。
为什么说制度很重要？首先，因为人们会对制度带来的激励作出反应。农村公社时期的“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制度，由于“干好干坏一个样”，使得不仅懒惰的人不干活，原本勤劳的人的劳动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施行，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立马上来了。其次，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好的制度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不同的制度能给社会带来经济绩效上的巨大差别。卫星图片上夜空中韩国的灯火辉煌和朝鲜的漆黑一片之间鲜明的对照在无声中讲述了最雄辩的制度故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无疑也是制度创造的奇迹。
既然制度很重要，那什么是好的制度呢？首先，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人是自利的。人既追求自己的福利最大化，同时也有机会主义（损人利己）动机。好的制度要 “尽可能明确地界定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边界（产权），规范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地减少一些人损害另一些人利益的事情”。制度的层面可大可小。大到国家经济体制层面，市场经济要素能否自由流动，产权是否清晰是否得到良好的保护和执行，证券市场交易制度……
小到一些生活案例，如书中讨论过的：公用游泳池要不要装公用浴室？街头公用电话为什么该做成扛拉扛踹的“铁疙瘩”而不是省工省料的“铁皮”？好的制度总是能最大程度地减小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福利。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层面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从农业领域的家庭联产责任制起步，到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到价格并轨，证券金融市场建设，国企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等等。如今，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基本确立，GDP总量跃居全球第二。没有好的制度，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制度改变中国”，这确实是真实发生了的动人故事。
良好的制度设计还能解决诸多社会治理问题。制度经济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如果一个问题广泛地存在，那就不应从个人层面，而应从制度层面找原因。以当前中央雷厉风行的反腐为例。我们要想知道如何更好地解决官员腐败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腐败问题的根源。阿克顿勋爵“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就此问题，樊纲在书中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公权”太大，“公钱”太多。我们的经济中，有太多的经济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生产、供给和分配。有很多市场机制可以运行得很好的行业，仍由少数企业垄断着。政府权力过大，把管制之手伸向了太多市场环节。这就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给腐败创造了土壤。政府当前的反腐既打了很多“苍蝇”，也打了很多“大老虎”，这对腐败分子会形成很大的威慑力。此前政府颁布的“八项规定”也使公款腐败行为得到了很大的遏制。但如果要从根源上消除腐败，恐怕还得从制度入手，从源头上“釜底抽薪”。第一，“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不必要的审批；第二，“开放准入”，允许民间企业进入能源、电信等垄断行业。最后，加强行政部门财务审批监管，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关于好的制度，制度经济学给了我们许多洞见。既然书名叫《制度改变中国》，我想追问一下：谁改变制度？如何改变制度？这恐怕就不是制度经济学擅长回答的问题了。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尤其涉及法律、法规甚至国家架构等正式制度的变革，本质上是个政治过程。既要社会辩论以求最大共识，也要经过立法等公共决策程序。政府、企业、组织（包括利益团体）、个人是如何博弈的？集体行动如何达成？媒体、高校、公益组织等社会团体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只知道什么是好的制度不够，如何实现制度变革是更需要考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家致力于认识，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名言对我们仍有深刻意义。有意思的是，樊纲在书中专门分析了下经济学家的作用。他认为经济学家依靠自己的科学分析和专业意见，既可以充当促进国民整体福利的政策建议者，也可以为社会中不同的合法利益集团声张权益。
制度的变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就这一点，樊纲在书中无疑展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深刻和清醒。首先，这是因为制度本身具有的“路径依赖”的特性。很多时候即使正式制度变了，但如果非正式制度没有随之调整，其效果仍然是“换汤不换药”。书中举的一个例子是《破产法》。虽然《破产法》在2007年以法律的形式成为我国的正式制度，但由于几十年来国有企业总是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贷款可以无限期赖账的惯例，人们还是会按照习惯办事，虽然亏损企业不断增多，但几乎没有企业依法破产。其次，制度的变革经常是以非帕累托改进的方式进行的，这意味着会触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使其成为改革的阻力。樊纲在书中专门分析了既得利益与改革阻力。人们一种惯常的思路是补偿或“赎买”，“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改革受益者的一部分新增收入用于补偿受害者的损失，使其接受改革”。但补偿也有其局限性，它是种消极的办法，而且不可能全部补偿其损失，否则改革就名存实亡了。这就决定了受损集团仍将是改革的阻力。体制改革是一个“充满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过程，正式这些利益冲突决定着改革的进展，它所面临的困难决定着政府有关改革的各项政策”。
这本书中很多文章是樊纲在过去一二十年写的时事评论，如有关国企改革、关于“天价月饼”、关于腐败、关于改革阻力……在今天看来这些评论仍具有鞭辟入里的现实意义。梁文道在《常识》一书中曾说过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也算是“江山不幸诗家幸”吧。樊纲在书中说，“体制转轨，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所以“制度改变中国”是个仍在进行中的过程。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实，更是一个对于未来的信念。改革之途漫漫，诸位恐怕还是得有点耐心。有劲儿的多使劲儿，没劲儿的别让自己成为改革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