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七月，我度过了自己的34岁生日。我许下的唯一愿望是：一年内能找到海外的学术工作，开始移民。
这个想法当然并非凭空冒出来的，其实已经酝酿反复了好几年。自大学启蒙起，自己在政治立场上一直是反体制派（某天翻出了2011年的微博，“即使不能推倒高墙，绝不为高墙添砖加瓦”），但一直对中国社会变革充满期待，并且以为体制外有自己的容身之地（我原来的人生规划是一手做学术一手做社运或当公知，但因近些年国内政治氛围收紧而决定放弃第二个目标，只做个学院派专业知识分子）。17年的“修宪取消任期”给我带来了精神大地震，那年哥大访学的经历带给我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冲击，两个因素促成了去当时去美国读第二个博士并且为跳船做准备的计划。但该计划后来搁浅，19年博士毕业后决定去港澳发展。当年的港澳仍保有相当的自由，集会自由、政治反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大体都得到保障，直到一年后香港《国安法》出台，港澳政治气候骤变，爱共产党成为爱港爱澳的前提，民主派被全面排斥和抓捕，社会噤若寒蝉。考虑到港澳被强行内地化的速度太快，我视为底线的“不设党委”和“上网自由”在港澳恐怕都保不了十年（我在长毛象做的调查，258人参与，90%压倒性多数这么认为），港澳在我心目中已经失去了自由避风港的地位。21年6月香港苹果日报被查封，成为了我心中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既然言论自由都守不住了，那其他自由也就摧拉枯朽了。这让我下定了移民的决心。
感谢澳门和澳大带给我的自由体验。博后合同还有半年结束。现在开始找海外（新加坡和北美为主）的博后工作（没办法，现在没有拿得出手英文发表，只能做第二个博后攒发表，然后再申长期教研职位），开始踏上移民的征程。
生日那天，我在长毛象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对于不以改造出生地环境为人生追求的普通人来说，搬到符合自己心性并能发挥自己才智的地方是智慧的。别试图和不适合自己的环境耗着，那是吃人不眨眼的怪兽，吞噬人的尊严、热情、才华和岁月，而人生真的短暂稍纵即逝。像当初告别家乡一样告别不适合你的国家。候鸟为环境而迁徙只是一种生物本能。这点，孔子想得很透彻：‘道不行，乘桴桴于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