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献自助餐”的第三篇推送)
为什么权贵精英会接受民主变革、与民众分享权力？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 2001)提出了“革命威胁”理论，即权贵精英将民主化改革（如投票权的扩大）作为革命威胁的理性应对。民主化改革提供了政策让步的可信承诺，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革命的威胁。Aidt和Franck于2015年5月发表在Econometrica的论文用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的颁布的例子，验证了“革命威胁”理论。
1832年改革前，英国下议院的选举规则已经延续了两个世纪未曾改变。议员席位的分布非常不均衡。职业分布上来看，席位主要由农场主、商人、律师、职业军人垄断，农村人数众多的雇农则缺乏代表权。空间分布上来看，很多中古时代的大都市如今已经是人烟稀少的“衰废市镇”（Rotten Boroughs），但仍占据众多席位；工业革命后兴起的的人数众多的新兴工业城市却没有获得新的代表权。掌握多数席位的托利党(Tory)反对一切改革，而席位占少数的辉格党(Whig)则是改革的支持者。这样一来，议会改革问题事实上成为哪个党能占据多数席位的问题。在1830年8月到1831年春季，爆发了由农村雇农主导、几乎蔓延至英格兰全境的被称为Swing Riot的骚乱。这场持续半年多的骚乱显著改变了议会投票的结果。
作者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量化了244个选区周边发生骚乱的数量以及每次骚乱离选区的距离。作者发现，离选区10公里内发生骚乱的数量，显著地提高了1831年选举时辉格党所占该选区席位的比例。在控制了辉格党1826年席位比例、选区类型、人口、经济等一系列变量后，最小二乘法和Probit回归都支持这样的结论，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作者按照选区是否发生过骚乱与否，将244个选区分为控制组和对照组，用倾向值匹配法进行了回归，结论仍在在统计上显著。为了消除骚乱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作者采用选区与Sevenoaks（骚乱最早起源并向周边散播的地点）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2SLS回归，结果显示，距离Sevenoaks越远，选区附近10公里内骚乱数量越少，辉格党获得选区席位越少，结论在统计上显著。最后，作者排除了有利于辉格党的管理改革、宗教网络的流动性、废奴倡议、支持改革的政治请愿等其他替代性解释，得出结论，Swing Riot之所以能大幅增加选区内辉格党获得的席位，是因为投票者和政治赞助者担心骚乱会引发更严重的革命后果，所以将更多的票投给了支持改革的辉格党。
1831年选举后，辉格党占据了下议院的多数席位。1832年6月，《改革法案》通过，提高了底层民众和新兴工业城市的代表权，选民总数由50万增加到81.3万。
Remarks：
这篇文章试图用英国历史上的案例来验证Acemoglu & Robinson提出的“革命威胁”导致民主变革/政治参与扩大的理论。实证上做得极为细致，作者有清晰的因果识别，考虑了很多控制变量，并且用不同的模型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篇幅有限，我在这里无法展示很多精妙的细节。实证策略上我们要学习人家不厌其烦的细致，但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借鉴其思路，转化为自己的研究。
文献来源：Aidt T S, Franck R. Democratization under the threat of revolution: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J]. Econometrica, 2015, 83(2): 50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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