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学是个古老而重要的议题， Thomas Piketty（皮克迪）2013年出版的新书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出版则将这一话题推向了又一个风尖浪口。针对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化的现实，Thomas Piketty主张“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这很难使人们不想起Karl Marx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著名论断。Joseph E.Stiglitz（斯蒂格利茨）在其2012著作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不平等的代价）中认为，寻租行为是富人阶层收入剧增的主要推动力。Gregory Mankiw在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这篇文章中针对贫富差距扩大提出了新的解释，部分回击了以上观点。（需要声明的是，Mankiw的文章发表早于Piketty这部著作的出版时间，所以更恰当地说，Mankiw没有回应Piketty的新书，而是回应关于贫富差距的一种流行而不算新鲜的观点。）
首先，Mankiw认为，因为不断有具有独特禀赋和企业家才能的人将新产品引进市场，贫富差距的存在在经济运行中是个正常现象。其次他讨论了不平等是否意味着无效率的问题，在这里他引用了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教育与技术的竞争）一书的两位作者Claudia Goldin和Lawrence Katz的观点，认为侧重技能的技术变革趋势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力量造成高技能和低技能员工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不平等程度恶化。“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家、高层经理、娱乐明星和金融家们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充分施展他们的天赋，收获过去无法想象的天价回报。”尽管他也同意Stiglitz减少各类寻租行为的政策措施，但他并不认为寻租行为是最近数十年来不平等恶化的原因。
文章接下来讨论了机会平等的问题。Stiglitz针对收入水平的代际传递现象，将缺乏机会平等此归结于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在这里，Mankiw辩称，收入水平的代际传递还与机会平等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有关。在这里，他引用基因经济学（genoeconomics）认为“经济成就和偏好的差异似乎也是可遗传的”观点，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收入的代际传递现象归咎于社会未能提供平等的机会。因此他认为，鉴于我们的社会与机会平等的理想状态差距不是那么大，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收入分配左侧的长尾上（贫困人群），而非右侧（富裕人群）。
最后，他质疑了现行收入分配政策的效果，并且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功利主义社会计划者理论有显著不同的、关于最优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新模型”。在依次反驳了左翼派别为扩大收入再分配提出的三个理由（一、税制是累退的；二，富人的收入不反映其贡献；三、富人从政府和社会得到了过多的好处）后，与收入分配的社会保险视角不同，他引用Rawls（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重申了在他在之前的研究中提出了另外一种分析角度，称其为“正义需要”理论（just deserts）。该理论主张，人们应该获得与他们的贡献相匹配的报酬。在古典竞争均衡下，这是无需调节自然实现的。在经济体偏离古典状态之后，政府必须用庇古税和补贴来纠正外部性的影响，穷人获得的转移支付也是合理的，减贫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品。
文章来源：Mankiw N G.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3, 27(3):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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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允铭在文中引用数据说明，Mankiw在文中忽视了低收入群体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并认为，正是Mankiw在文中所忽略的金融行业的制度性寻租，在刺激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实施下，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