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经济统计数据是国家进行政策分析和调整、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依据，其真实可靠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数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那么基于数据做出来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高塔般摇摇欲坠。
但是经济统计数据“注水”在中国真实地发生着。中国的GDP统计数据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人们的质疑。不仅因为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GDP数据仍保持令人咋舌的增幅，而且全国性数据与省级数据存在较大差距，有时差距甚至达到10%，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各省公布的GDP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增长率。李克强总理2007年曾表示中国的GDP数字是“人造的”。曾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他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评估辽宁省经济状况，并认为这几个指标（后来被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发展为“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比GDP统计数据更能反映真实经济活动。
那么人们不禁会问：政府为什么要对经济数据作假？什么情况下，什么数据被“注水”可能性更大？Jeremy Wallace于2015年发表在《英国政治科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文章，分析了政府进行数据操纵的制度背景、动因、对象和时机。
理论分析与假说
作者提出了“虚假统计数据假说”（Juking the Stats Hypothesis），认为，数据操纵更有可能发生在非民主体制，具体而言，政治敏感时期的政治敏感数据被可能被操纵。
首先，威权体制下的政府更倾向于也更容易操纵数据。
尽管无论民主体制还是威权体制下，在位者都有动机向公众传递治理绩效良好的信号以保证权力在握。在民主体制下，当出现经济衰退时，无论衰退是由于外部冲击还是治理不善，民众都会降低对在位者的支持度，使得在位者可能在谋求连任的选举中败北。在威权体制下，出现经济衰退时，糟糕的统计数据会向公众释放集体行动更可能成功的信号，因为普遍的受损（以及对其他人也受损的信念，这个很关键！）使得大众更容易联合起来挑战政府，甚至发动革命使得威权政府倒台。（可查看我们之前推送过的唐敏等人《有条件的民主化：经济危机什么时候重要？》的文章）
但是操纵数据是否可行，取决于这么做的“收益-成本”分析。操纵数据的收益是使得在位者掩盖经济出现的问题，以保证继续当政。而成本在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下则大不相同。民主制度下大多有对在位者的制衡以及言论和媒体自由，这使得在位者操作数据的难度和被曝光的概率很大，一旦会曝光会导致直接葬送其政治生涯。而在威权体制下，对在位者的制衡以及言论和媒体自由都相对缺乏。缺乏制衡使得在位者操纵数据相对容易，对信息的控制使得在位者对数据做的手脚可能不会被公众意识到。所以，威权体制下政府操纵数据的成本和被曝光的概率都要小得多。所以作者得出结论，威权体制下的政府更倾向于也更容易操纵数据。
其次，政治敏感的数据被操纵的可能性更大。
相比“克强指数”中的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等指标，公众对GDP数据、失业率数据、通货膨胀数据、基尼系数（注：2000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官方停止发布基尼系数）等更关心也更敏感（现在似乎可以加一个空气污染指数）。对于中央政府在位者来说，这些数据意味着政治稳定和保持权力；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这些指标可能是决定是评估其治理绩效、决定其晋升的依据。（参见周黎安关于“晋升锦标赛”的论文，在中国的官员晋升中，GDP增长率曾经是最重要的依据。之所以说“曾经”，是因为现在的晋升评价指标更加复杂化。）通过操纵政治敏感数据的发布，中央政府和地方官方能实现自己的意图。
最后，政治敏感时期，数据被操纵的可能性更大。
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治敏感时期”一词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中央政府，经济衰退时期是敏感时期，因为经济低迷可能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增加和政权不稳定；对于地方政府官员，除了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换届的年份也是政治敏感时期。越靠近换届年份，好看的数据对于晋升就变得越重要。
这里有一点很有趣的讨论，既然中央政府意识到地方官员可能对地方的GDP数据作假，那为什么还默许该行为，并继续采用以此作为官员评价指标呢？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权衡。用审计的办法获得可靠的数据可能成本巨大。经济衰退时期，发布真实的数据可能对中央政府也不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最近已经调整了对官员的评价体系，降低了对GDP指标的依赖度。
实证检验
接下来，作者为验证以上假说，实证分析了中国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GDP数据“注水”行为。
首先，统计分析表明，中国发布的GDP增长率指标和用电量增长率指标是高度相关的。就统计特征而言，GDP增长率的均值低于用电量增长率的均值，GDP增长率的方差（用来衡量波动）高于用电量增长率的方差。对于2000年到2008年的全国季度数据，以上结论都是成立的。因此，用电量指标提供了衡量经济的规模和运行的一个替代方案。
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国也受到波及，并且因国外需求不振导致出口受阻。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提振经济，并且宣布2008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为6.8%，较美国金融危机前只是稍微降低。但是根据官方发布的用电量的统计，2008年夏季开始，用电量大跳水，跌入到负增长的部分。因此在2008年，中国的GDP数据和用电量数据出现了大的背离。（下图中，深色虚线表示GDP增长率数据，浅色实线表示用电量增长率数据）
作者对铁路货运量、出口总量也进行了检验，发生了同样的背离现象。除非经济产业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当然，这不太可能发生），否则这种背离从统计上是说不通的。因此作者断定，中国2008年的GDP数据是人为操纵过的。
不仅中国全国层面的GDP数据被认为是操纵的，省级的GDP数据也显示了被“注水”的证据：全国性数据与省级数据的加总存在较大差距，有时差距甚至达到10%，这些差距不能简单地被统计误差所解释；有时各省公布的GDP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增长率。上面理论假说部分提到，对地方官员而言，政府换届是一个政治敏感时期，而GDP数据是对官员晋升很重要的政治敏感数据。尽管夸大经济增长的动机对官员来说在任何年份都存在，但是政府换届年份时，夸大经济增长的动机会尤其强烈。因此作者想到，既然省级政府换届是有公开纪录可查的。那是否可以检验下省级政府GDP数据“注水”程度和政治周期的关系？
接下来，作者以中国省级GDP数据做了实证检验。数据涵盖了除港澳台、西藏（用电量数据缺失）的30个省份在2000~2009的年度数据和2001-2008年季度数据。因变量是该省GDP数据被“注水”的程度，以发布的GDP增长率和用电量增长率的差值来衡量。自变量是该年份/季度是否发生政府换届，只要有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发生更换，则将Turnover标记为1，否则标记为0。
表1的回归显示，在控制了工业增长率（工业是耗电大行业）、该省人均GDP、服务行业比重等变量之后之后，政府换届显著增大GDP被“注水”的程度。结果显示，政府换届年份，平均GDP增长率和用电量增长率之间的背离会增大1%。
接下来，作者使用季度数据，并调整了自变量和因变量，考察了另外两件事情。一是新官上任后的第一年的GDP数据情况如何变动；二是考察下不同省份之间的电力贸易。作者将因变量调整为季度GDP增长率和发电量增长率之间的差值。（注意，表1中的的因变量是年度GDP增长率和用电量的差值，所以表1无需考察电力贸易问题。）还引入了ΔTurnover变量，该变量可同时涵盖政府换届（Turnover由0变动到1，此时ΔTurnover=1）和新官上任第一年（Turnover由1变动到0，此时ΔTurnover=-1）的两种情况。并增加了电量出口的控制变量。表2第1列到第3列表明，当考察跨省电力贸易时，和预期结论相符，电量出口显著负相关。而控制其他变量后，政治换届仍显著拉高GDP增长率和发变量增长率之间的差值。表2第4列第5列表明，政治换届年份GDP“注水”显著提高，而新官上任第一年的GDP数据“注水”显著低于其他年份。
还有更多细致的检验，限于文章篇幅，作者放在了附录中。
结论
通过对中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实证研究，作者验证了自己的假说。GDP指标等政治敏感数据在经济衰退和政府换届等政治敏感时期更可能被操纵。省级GDP数据的“注水”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周期特征。
作者在结论部分，也提到了本文对其他研究的启示。以往有跨国比较文献研究经济衰退对政治民主转型的影响。作者提出，由于衡量经济衰退的数据有被操纵的可能性，因为经济衰退对政治转型的影响可能被低估了。此外，当学者使用GDP等政治敏感数据进行研究时，如果可能，最好找一些不那么政治敏感的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以确认自己的发现是真实的，而非被虚假的数据所误导。
文献来源：Wallace, Jeremy L. “Juking the Stats? Authoritarian Information Problem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4):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