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被广泛地认为是促成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的一个关键触发点。这种信条建立在两种逻辑上：(1)基于精英的视角，经济危机可能打破原有统治联盟，因为经济危机会使威权政府资源枯竭，无法继续收买商人阶层和中产阶层；(2)基于大众的视角，由于威权政府高度依赖经济绩效合法性，经济危机会损害维权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但是对二战后历史的考察发现，不同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时有着不同的政治后果。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在经济危机后发生了民主化，而有些国家，如津巴布韦的和多哥，经济危机后独裁者仍牢牢控制着掌权。怎么来解释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呢？唐敏、胡和那日松和周强在即将刊出在Brit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BJPS)的论文中(网络版已提前刊出)，实证了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度对于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的影响——威权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越高，经济危机面前，越容易发生民主化，反之则正好相反。
首先，作者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来支持该假说。模型包括三组行为者：包含政治精英、商人阶层、平民阶层。政治精英垄断着一部分经济资源，并与商人阶层构成分利联盟，将该垄断资源的经营权和一部分利润让渡给商人阶层，换取商人阶层的忠诚。其他的经济资源由平民阶层分享。模型初始设定是，在人数上，政治精英最少，商人阶层其次，平民阶层最多。在人均分得利益上，政治精英最多，商人阶层次多，平民最少。经济危机的来临，降低了商人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收入。而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由于有更多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的办法（增加税率、取消优惠等），将损失转嫁给商人阶层和平民阶层。所以，经济危机对商人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利益损害要远大于对政治精英的损害。受损的商人阶层背叛联盟的机会成本降低，背叛可能性更大；而受损最厉害的平民阶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也增大；由于商人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两者更容易结盟，从而支持有利于自身的民主化的政治变革。
然后，作者用动态probit模型对106个国家从1970年到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其中，因变量采用二分法的民主和独裁，数据来源是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DD)数据库。如果上一年为独裁，下一年为民主，则视为发生了民主转型。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危机通过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处理得来。如果相邻两年增长率的平均值有下降，则视为发生经济危机，否则为未发生经济危机。作为另一个自变量的政府对经济参与度，则采用Economic Freedom of World(EFW)数据库中的政府投资占经济总量比重为代理变量。另外，还添加了经济水平、制度变量（军事政权、选举立法）、富油国、族群异质性、穆斯林比重、被英国殖民历史、经济开放度等控制变量。全样本回归的计量检验的结果显示，经济危机对民主化有显著的正相关。当根据政府对经济参与度是否高于平均值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后发现，“低”的一组中，经济危机对民主化失去了统计显著性，而“高”的一组，经济危机对民主化的相关系数增大，仍显著正相关。在全样本回归中添加了经济危机与政府经济参与度的交叉性后，该交叉性显著正相关，而原有经济危机变量失去了统计显著性，这说明，经济危机只有通过政府的高经济参与度才起作用。在考虑了不同国家和不同年份的固定效应后，上述结论仍成立。
对于威权政府而言，政府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是把“双刃剑”：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能利用物质利益很好地对其他阶层实现收买，但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政权解体的风险则变大。而对于民主政府，经济危机则不构成政治变革的危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威权政治有解体转型的宿命。当然，经济危机面前，政治精英也可以向商人阶层和平民阶层让渡利益，这样即使发生民主转型，依然有继续执政的可能性。
Remarks:
在国内青年政治学者发表的论文里，这篇应该算非常优秀的。选题有普遍意义，而非局限性强的区域研究。方法很规范，既有数理模型，又有计量实证。语言通俗，读起来很流畅。不同于经济学家写的民主化研究论文往往强于方法弱于理论，该论文作者显示了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功底，机制的探讨很深入细致，而且段落间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可读性非常强！
文献来源：
Min Tang, Narisong Huhe and Qiang Zhou. Contingent Democratization: When Do Economic Crises Mat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vailable on CJO 2015 doi:10.1017/S000712341500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