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英、石慧:为何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主产区

与以往人类历史上的其他饥荒相比,1959至1961年饥荒的特殊之处是其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按照曹树基(2005)的计算,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这五个省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之和占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71%,众所周知的是,这几个省份都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其粮食产量之和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7.1% (1957年)。

学界之前对这一点的解释,代表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政治激进,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地方官员都积极向新政权表忠心,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贯彻中央政策的力度。因此党员越少、解放越晚的地区往往都是新区,其表忠心的动机更强烈,因而政策更激进,高征购的现象更严重 (Yang,1996;Kung and Lin,2003);第二种观点是政治理性,认为当时中央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是粮食征购,因而那些级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地方书记相对于正式委员更加激进,超额征收粮食的现象更普遍,以此来获得政治晋升(Kung and Chen,2011)。

但是,本文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即在高征购的同时,粮食的销售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换句话说,饥荒的原因可能更是来自需求的上升,而非官员对其政治生涯追求的影响。

就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假说:1958年的工业 “大跃进”和粮食 “包干制“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首先,大跃进导致了粮食征购的大幅增加;第二,”包干制“诱导粮食主产区在正常年份通过高征购发展本地工业,当面临1959年和1960年粮食连续减产时,这些地区遭受饥荒的冲击也越大。 接着,作者对该假说做了实证。

可能存在的不足在于,文章内容主要阐述的是在当年的背景下,某地区”工业化速度越快,越可能出现饥荒”。但是,工业化速度的快慢与该地是否为粮食主产区,其间的关联似乎没有那么当然。而文中只是不起眼的地方弱弱的指出,“粮食主产区由于可以征购更多的粮食,其发展地方工业的空间也更大”。

范子英关于饥荒的一系列论文都很值得看。在现在关于饥荒的诸多吵闹中,范的文章很清晰的衬托出了什么是民科。上次去开会时,还有一个妹子说范是她的男神。呃。

文章来源:为何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主产区_范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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