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Acemoglu&Robinson（2006a）中两个假设的讨论和替代，试图重新解释社会体制的“持久性“问题。（这里所谓”持久性“并不是指一种制度的长时间存在，而是一种制度被打破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仍是这种制度）
在AR(2006a)中假设所有的穷人是同质的，因此：
（一）由于社会的中位数是穷人，因而民主体制下社会决策就由穷人决定，所以穷人是偏好民主的；
（二）革命组织内部的决策机制为由多数人投票决定的民主决策。
本文认为上述假设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因为第一，革命是发生在一个集权体制中，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在一个更小的组织内实行民主决策机制是不现实的；第二，更重要的是，以上文章假设穷人革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而一个通过民主投票进行决策的组织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特别是在革命战争的情况下。
基于这种考虑，本文放弃了”穷人同质“的假设，而替代以”穷人阶层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两部分人构成“的假设。
作者把将AR(2006a)的分析作为基准，在新的假设下得到结论：在组织集权决策的约束下，革命组织的集权决策导致民主化更难以阻止革命的发生，而更容易产生一个新的集权体制社会。
作者认为这种分析更能解释中国在政治制度上专制的”持久性“，或者如文中所称”超稳定结构“。进一步的，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文中比较了中欧历史上革命组织的集权程度，其暗含的意思也就是说 ：从结果来看，中国是专制到专制的”超稳定结构“，而欧洲实现了专制到民主的转型，那么反推条件，历史上的中国革命组织的集权程度应该高于欧洲。
文中用”革命的名称“作为替代变量来衡量革命的集权程度，具体的说，他们认为若某次革命是以人名命名的，则革命组织集权程度为高，反之则为低。进一步的，他们计算了历史上每个时期内的中欧革命组织的集权程度，得出前者的集权程度更高，从而验证了他们的理论。
作者针对可能出现的对这种验证方式的批评做了一定回应，但是坦率来说很难说让人信服。例如在中国社会相对于欧洲是否本身就有这种偏好，即把革命名称以人名为前缀？文中仅有的关于太平天国的讨论因为只局限于中国而没有与欧洲比较，这可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也许对文中验证也不应抱太过苛刻的态度，因为其间的困难可想而知，作者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而且，验证的苍白并不能掩盖文章理论部分的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