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人类历史上的其他饥荒相比，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饥荒的特殊之处是其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按照曹树基（２００５）的计算，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这五个省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之和占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７１％，众所周知的是，这几个省份都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其粮食产量之和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３７．１％ （１９５７年）。
学界之前对这一点的解释，代表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政治激进，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地方官员都积极向新政权表忠心，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贯彻中央政策的力度。因此党员越少、解放越晚的地区往往都是新区，其表忠心的动机更强烈，因而政策更激进，高征购的现象更严重 （Ｙａｎｇ，１９９６；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２００３）；第二种观点是政治理性，认为当时中央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是粮食征购，因而那些级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地方书记相对于正式委员更加激进，超额征收粮食的现象更普遍，以此来获得政治晋升（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２０１１）。
但是，本文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即在高征购的同时，粮食的销售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换句话说，饥荒的原因可能更是来自需求的上升，而非官员对其政治生涯追求的影响。
就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假说：１９５８年的工业 “大跃进”和粮食 “包干制“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首先，大跃进导致了粮食征购的大幅增加；第二，”包干制“诱导粮食主产区在正常年份通过高征购发展本地工业，当面临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粮食连续减产时，这些地区遭受饥荒的冲击也越大。 接着，作者对该假说做了实证。
可能存在的不足在于，文章内容主要阐述的是在当年的背景下，某地区”工业化速度越快，越可能出现饥荒”。但是，工业化速度的快慢与该地是否为粮食主产区，其间的关联似乎没有那么当然。而文中只是不起眼的地方弱弱的指出，“粮食主产区由于可以征购更多的粮食，其发展地方工业的空间也更大”。
范子英关于饥荒的一系列论文都很值得看。在现在关于饥荒的诸多吵闹中，范的文章很清晰的衬托出了什么是民科。上次去开会时，还有一个妹子说范是她的男神。呃。
文章来源：为何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主产区_范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