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但历史本身是什么样子呢？好的计量史学研究经常给予我们更稳健的视角。
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将高利贷与剥削和超经济强致等同起来的观念成为主流。本文称之为“超经济强制假说”。该假说认为，利率之所以能超过地租等资产回报率，是因为放贷者通过封建特权垄断了生产资料从而垄断了财富，高利贷要求的利息通常超过了借方的偿还能力。当借方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契约是无法自执行的，这时高利贷的执行常常会伴随着超经济强制。一个典型例子为杨白劳与黄世仁的故事，高利贷的存在主要是因为黄世仁具有超经济强制力，使借贷关系成为基于单方强制力的非自愿交易。与“超经济强制假说”相呼应的是，是来自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学”假说。该假说认为，传统农业社会货币化程度低， 农民是生活在一个互惠的共同体中。道义原则也是传统儒家学者和统治者所提倡的，历代法律中对“违禁取利”的规定就是证明。
显然，上述两个假说的关键不同点在于如何界定契约双方“权力”。如果“超经济强制假说”成立，则意味着高利贷者具有凌驾于法律的特权，这时越高的利率只是反映了其越肆无忌惮的施暴能力。反之，如果“道义经济学”假说成立，在舆论支持下，借方所拥有的施暴权力会更大。本文假说正是源于后者：在一般债务冲突中，债权人施暴的倾向性低于债务方，因此债务命案发生时债权人被致死的可能性高于债务人。
本文数据来自清代刑科题本。解释变量为“遇害方”，主要被解释变量为“利率”，控制变量有“讨债次数”、“借贷方人数差”、“案发地点”（借方家还是贷方家，抑或其它地点）、以及灾害情况等。
计量结果表明，在零利率情况下借方死亡的比例高于贷方死亡比例，而利率为正的情况下贷方死亡比例随着利率上升。这显然与超经济强制论的预测相反，但跟道义经济论一致。因为当借贷没有利息，一旦发生争执，借方会认为自己理亏，在冲突中使用暴力的倾向性会较小，而贷方在道义上更占上风。但是利率为正的情况则相反：利率越高，借方越会感到道义制高点，用暴力的倾向性会越强。这与本文假说相符。
此外计量结果还表明：（1）如果案发前一年有涝灾，则贷方的死亡概率要比正常年份里更高；（2）借贷两方在场人数差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借方在场人数多于贷方时，贷方死亡的概率会显著增加；（3）相对于普通的索欠，争利（ 重利或复索）债务冲突中，贷方死亡的概率会更髙；（4）相对于在借方和贷方家之外第三方场所发生的纠纷，如果冲突是在借方家，贷方死亡的概率更髙；（5）随着讨债次数的增加， 贷方死亡的概率下降，借方死亡的概率则上升。
一点评论：
对历史的研究有时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怀。以本文而言，作者认为“本文数据所展示的借贷双方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思考当下的民间金融改革”。显然，如果本文的结论成立，那么对利率偏高的民间金融进行简单压制的作法就值得商榷。本文一再重申了自由主义的一般观点：保护主义的政策往往看似是在保护弱者，但实质上会伤害到包括弱者在内的交易双方。
另外，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以经济学的视角往往会得出结论认为传统经济社会中有许多“资本主义”的特点。如本文研究，又如龙登高对明清地权市场的研究。但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却往往得到传统社会“封建”的结论。如秦晖对关中模式的研究。我猜想这种不同可能不仅来自于不同的研究对象，也与两个学科的主要思考方式有关：经济学由个人到结构，而社会学从结构到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