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缓慢地读周作人文集，刚读的是他二十年代的几本。有些是译文，比如《冥土旅行》这个小集子，我很喜欢：内容不多，涉及古希腊、法、英、日四种语言文学，但每个选篇都是很好的经典。周作人选择这几篇来翻译，颇能体现出他的眼光和品味。还有许多是他的文学评论，也都很短，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完书在豆瓣随手码个书评。我没有全部细看，但翻一遍就像浏览了周作人的读书主页，感到他的阅读应该没有跟随当时流行的东西，而是几乎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选读优秀的作品。涉猎极广，见解卓然，二十世纪前四分之一中国读书人达到高度和自由，令人感叹如果那时候的学脉绵延不断，如今又是如何景象。
有一些段落让我联想起现在的许多人和事，不想多做评论，就做做抄书工吧：
周作人《山中杂信·三》，读这段时忍不住想，大概那时候看报，就像我们刷社交软件和刷新闻。我刷新闻也会有这样的烦恼：
“但是我在这里不能一样的长闲逸豫，在一日里总有一个阴郁的时候，这便是下午清华园的邮差送报来后的半点钟。……但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或者说，既然如此，不看岂不好么？但我又舍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伤的人，明知触着是很痛的，但有时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剧痛，保留他受伤的意识。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
《新中国的女子》谈三一八惨案。可能是我对那个时代的材料太缺乏了解，周文的角度令我很意外：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发生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虽然说有人拿着stick的。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明观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记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支那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那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钦佩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支那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
《北京周报》社长藤原君也在社说中说及，有同样的意见：
“据当日亲身经历日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其时他就想到支那的兴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以前有一位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支那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时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支那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想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支那机运的一点消息”。
我们读佩弦君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看见他说：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
把这个与杨德群女士因了救助友人而被难的事实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日本记者的感想是确实的，并不全是由于异域趣味的浪漫的感激。其实这现象也是当然的，从种种的方面看来，女子对于革命事业的觉悟与进行必定要比男子更早，更热烈坚定，因为她们历来所身受的迫压也更大而且更久。……我并不想抹杀男子，以为他们不配负救国之责，但他们之不十分有生气，不十分从容而坚忍，那是无可讳言的。
Even the bitterest fruit has sugar in it.
– Terry a O’Neal
The trees that are slow to grow bear the best fruit.
– Moli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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