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部分：
我自己也是这两年开始对汪晖的理论比较感兴趣。跟荣剑老师一样，我对汪晖理论的重要性也并不怀疑。而且我的观察也跟荣剑老师一致：很多自由派的朋友，还有一些学界前辈，对汪晖是有点不屑一顾，理由也跟刚才说的差不多，觉得他的文字太过晦涩，觉得他不能把问题说清楚，当然还有他立场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些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如果他的理论重要，立场上的问题，跟他表达上的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有价值的话，那就值得去阅读。但我跟荣剑老师的批评方向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荣剑老师更多是对汪晖的《世纪的诞生》这一部分感兴趣，想要从中抽出他的革命史观。在这一部分，汪晖考虑的是如何将中国的这种革命经验，甚至包括这四十年来的一些经验，上升到一种普遍的经验，当然也带有对其合法性的一种论证。我更多其实是对他稍微早期一点的“政治”的概念，以及由此相关的部分感兴趣。我个人觉得他自己讲得也不够清楚，但是这个概念贯穿了他整个论述，就是从他最早的时候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到后面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直到《世纪的诞生》，这个概念对他来讲就是相当重要。我在论文里面也提到，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构成了他当时论述的核心，甚至也是他后来很多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他的方法论里面渗透了这个“政治”的概念。
汪晖的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是相当有价值的。在90年代以来，然后一直到2010年代，我们经常会讲到所谓的“去政治化”，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们（自由派）的用法，跟汪晖本人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在讲到“去政治化”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讲——就像刚才所说的——去意识形态化、去阶级斗争化。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去政治化”是个坏事，但是汪晖本人不是这么用。在他那里，“政治”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能够体现人的政治主体性的领域，包括政治参与，各种政治商榷，甚至是政治斗争。但很多自由派觉得“去政治化”好，“再政治化”不好，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理解跟汪晖有点不太一样。
然而一旦把汪晖说的这个维度纳入进来，去强调这个政治主体性的时候，他的这个概念跟他的就是理论里面的其他部分，张力就会显得比较大。他论述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是前30年，或者说49年到78年这些年，尤其是文革。他认为在文革里面有很多的政治参与的形式，比如红代会之类，这种经验此后断绝了，他觉得非常可惜。所以不管是当代的一些左翼研究，还是说他自己的这些论述，似乎都在重拾这方面的经验。
他这一部分，从问题意识来看，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把他的论述放到我们当下的语境，或者说改革的这后40年，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汪晖对这40年也是有批判的，批判的重点就是“去政治化”，但他认为在去政治化的过程中，政党和国家的关系跟前30年不太一样了。他认为，前30年是一种“党—国”，这个“党—国”跟我们理解的“党国”并不是一回事。以前的那个“党—国”，是指政党跟国家之间是存在张力的。政党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政党是领导国家，但同时跟国家之间也是会保持一个健康的张力，这种张力可以使得这个体制保持一种良性的状态，使得共产党的干部不会变成所谓的“官僚”。到了后来这种关系慢慢地蜕化了，变质了，很多的这些干部领导，渐渐地地被权力腐化，或者说丧失了这种政治性，慢慢地变成了那种官僚。这个过程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发生的，可能是在文革甚至在文革之前已经开始了。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和改开是有一个连续性的，这个连续性，通过政治概念串起来，从过程上来讲就是这个“党—国”如何逐渐变成了“国—党”。本来政党跟国家之间是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但是到了后面国家跟政党，逐渐地同一化，或者说，政党逐渐变成了国家。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批评汪晖是国家主义，可能不太能说得通，因为一般的国家主义是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这种权力渗透到这个社会的这些各个方面，而且这是应该的、正当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汪晖并不是那么地国家主义。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他越往后面去论述，越把这套东西落实到对现实的很多的分析，问题马上就呈现出来，要么是前后不一致，要么，他为这个共产党辩护的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
这种辩护意图的一个体现就是避重就轻。比如他说到“党—国”如何变成“国—党”的时候，他不会去探讨这个体制本身有些什么问题，哪些问题导致了这个“党—国”变成了“国—党”，他会说，这是因为丧失了对政治的那种更深入的理解，或者诸如说，“阶级”的概念出现了僵化。他的“阶级”概念本身也是渗透着“政治”这个概念的。他认为，“阶级”概念不能用那种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眼光去看，要么就是这个阶级，要么就是那个阶级，他觉得“阶级”其实是流动性的，有变化的，要放在一个特殊的语境去看的。他认为，因为共产党里面的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对这种比较灵活的、有生命力的“阶级”概念的理解，所以慢慢地就出现了暴力的、无情的阶级斗争，他觉得这些东西确实也不好，但是他不认为这些东西跟原本的那套制度和理论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对“政治”、“阶级“概念的理解，在这个共产党员之中出现了僵化，这才导致了那些悲剧。他对改开的批评，确实也讲到”去政治化“的问题，以及政党逐渐地跟国家等同，但是他也会提到，这个得放在全球化的这个语境来看，很可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在看他这一部分论述的时候，当他讲到从“党—国”变成“国—党”的过程，我其实是赞同他的这个批判的，但是他谈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我觉得他是避重就轻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他对“政治”概念很多方面的赞同与肯定，我觉得也是，要么就似是而非的，要么就不太真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赞同“政治”概念的那些方面，政治主体性也好，政治参与也好，那就涉及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改开以后）共产党以外的那些政治行动者，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政治主体。我觉得汪晖并没有太多地讨论到这些问题，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你不能够说，共产党，或者执政党里面的人垄断了所有的政治主体性与政治参与，外面的那些，通过别的形式去参与政治的，或者说对前者发起挑战的，如何看待他们的政治主体性与政治参与？汪晖在讲到这些部分的时候，都是模糊化，一笔带过，或者是，不好直接否定，于是提出很多质疑，比如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是代表民意，你们背后有没有什么什么别的意图之类。我在他的学术论文里都看到这种类似的暗示，他不是特别愿意去承认，（改开以后）共产党以外的那些政治行动者，他们身上是真的有政治主体性，甚至不愿意承认前几年那些青年左翼学生，那么他们身上能够体现什么政治主体性。就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他的问题不是说他的理论或者概念不行。其实在政治哲学里有很强的注重“政治”的传统，阿伦特是一个典型，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有类似的元素（政治商谈）。强调“政治”的概念并没有问题，但当汪晖将这个概念落实到对现实的分析或者落实到对这40年以来的这些方面的分析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方面他是有意地视而不见。
还有一些方面。之前为了写那篇论文，我把他的著作基本读过，这两天（大学）沙龙的老师又发来——其实是汪晖发过来——一篇最近对他的著作进行研讨的会议的记录，主要是与《世纪的诞生》相关。我看到里面的一些内容，涉及到汪晖另外的一些概念和论述，对于这些，其实我是特别地怀疑。原本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里面，包含着某些进步主义的成分，那些我还是能够认可的，但在新的这些概念和论述里面，我感觉有些东西在逐渐地变味。比如说“革命”的概念，荣剑老师也一直都在谈，但是这个革命的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汪晖自己并没有特别明确地讲清楚，他即便在讲，也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像陈赟就讲到了，他这个“革命”指的并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他讲的是“世界秩序的革命”，说白了，就是中国想当老大，或者是说中国想要推翻现存的这套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国际秩序。把这个叫“革命”，会让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在讲到“革命”的时候，你是想到这个方面，而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自下而上的革命，那么在你的这套理论里面，自下而上的革命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果出现了这种事情，你作为一个左翼的学者是个什么样的立场？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包括汪晖也好，那些喜欢谈中国革命的学者也好，好像都在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他这10年来的一些新的概念，什么“跨体系社会”和“齐物平等”，都让我觉得极其离地。像跨体系社会，汪晖想去论证中国是一个跨体系社会，跟西方的那种单一的民族国家不一样。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的这一套东西真的能够算得上他那个意义上的跨体系社会吗？他里面对这个话题作出了很多的描述，但他的描述跟现实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对应不上的。比如说现在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发生了很多这些事情，真的能够去论证，这就是汪晖所说的跨体系社会？我也不说得太细，你们自己去体会一下。然后就是“齐物平等”的概念。（他们认为）西方的那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形式上的平等，甚至后来Walzer所说的“复合平等”他都觉得不够，我们要搞搞真正的“齐物平等”，但这个“齐物平等”真的落实到现实政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他也没有讲。
所以我简单总结一下：我对汪晖的批评，不是认为他的理念本身就是错的，从头错到尾，我从来没有这么讲。我反而觉得汪晖的理论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甚至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是因为它确实触及到现代政治一些普遍性层面的内容，一些让大家觉得有普遍意义上的东西，比如说“政治”的概念里对政治主体性的这种强调，“革命”的概念里对旧体系的一种不妥协的态度。这些其实我们也可以承认它有一定的意义。我刚刚看到就是有听众讲到，为什么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原罪？其实我也不觉得这是原罪，不管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好，中国革命也好，整个革命的过程、革命的这一套体系是如何建立的，我觉得都非常值得研究研究。汪晖的理论里面，不管是历史学的研究，还是一些带有规范性的一些概念，其实都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我对他的理论提出批评，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对现实的很多的分析，甚至是对现实的很多辩护，内部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张力，是他的这个理论，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真的去彻底的去调和的。其实我在论文的最后，想到了一个他有可能提出来用以调和的方式，就是借助竹内好的“回心”的一个概念。最近项飙也是很喜欢讲这个概念。所谓的“回心”，指的是中国近代化的方式，跟日本的“转向”不太一样。中国的这个“回心”是说，虽然我表面上看起来是否定掉了过去，就像中国近代以来这些仁人志士，包括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好像是否定掉了传统里面的很多东西，但是他们把很核心的东西保留了，而不像日本，好像表面上保留了一些自己的传统，其实对西方的那一套已经全盘接受。
所以汪晖可以借助这个框架。我觉得汪晖有两方面的野心，一个是要坚持左翼的政治主体性和革命这方面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别说是国家主义——是他对中国文明的这种使命感，想要把让中国文明再次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么一个体系之下重获新生，就是所谓的回心。我觉得他的这两种野心其实是没办法调和的，它们之间打架会打得非常的严重。然后这个沙龙主办方说我们这个对谈要体现学术张力，就是不能只顾着枪口一致对外批评汪晖，也要对荣剑老师的论文提出一些批评。
我跟荣剑老师对汪晖的批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我读他的论文的时候，我觉得他对《世纪的诞生》里的很多解读是非常准确的。我自己在读《世纪的诞生》的时候，因为我的问题意识不在“革命”部分，所以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会被我跳过，但是荣剑老师对汪晖这方面的意图的揭示，我觉得也给了我很重要的启发。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荣剑老师对“革命”的定义，可能也不算特别清楚，因为我觉得依然还是要回答那个问题，就是现实里面的革命问题。荣剑老师那篇文章大部分对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除了他所说的这个“双元革命”，就是说，英法的双元革命一定要齐头并进，不能只有法国的那种以“平等”为追求的暴力革命。针对这个的话，我有个问题：在现实的中国的语境之下，这种所谓的双元革命齐头并进，指的会是什么？这种革命，当然跟汪晖讲的不一样，不管汪晖那个指的是过去的中国革命，还是说这个世界体系的革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两种革命概念，它们之间可以怎么样地进行对话？
这个是我读完荣剑老师的文章而产生的一些困惑，借助这个沙龙，我有机会可以更进一步地向他请教。这就是我评议的内容，谢谢大家。
回应部分：
我简单讲讲。因为几个问题讲得太快，我没有全都记得，但是我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问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刚好我自己在文章里面也做了定义，因为要评定一个学者是或者不是国家主义，自己要首先下个定义。我在里面所用到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应该也比较接近我们平时的用法。比如说，国家主义一般会认为1）国家的这个意志和利益凌驾于社会的一些就是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一些意志和利益，且2）支持国家的权力扩张以及运作方式，还有就是3）国家的这个目标界定了整个社会的目标，也界定了个人的身份和目标。
我在里面为“国家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实是就是为了理清这个问题：汪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一个国家主义者？在自由派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是，一讲到汪晖就是说直接他是国家主义，包括我自己以前也会这么说。但是如果要这么说，就需要对这个概念做更进一步的厘清，因为就像我之前所说，他的论述里面确实有一些不太像国家主义的地方，比如说他主张政治辩论，主张政治参与，赞成公民组织之类。这些在他的论述里都被明确地提到，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是能够体现“政治”的概念，能够体现政治主体性的。
但是他的这种对“政治”的倡导跟他的体系里面的另外一些部分产生了一种张力，至于那种张力，我们以前会简单地说这证明了他的国家主义，但是按照我刚才的那几个定义，汪晖也不一定认同那样的国家主义，只是他有一些东西确实让人觉得非常可疑，或者说让人觉得不知该如何去解释。比如说对中国革命或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体制，他比较少地从他那个角度去提出批判，无非就是说改开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像刚才荣剑老师所说——引入了资本市场，然后政党开始国家化之类，看起来好像有点在批评国家主义，但实际上你把这些放到他的自己整个论述的脉络里面去，你就会发现他这种对政党国家化的批判，其实跟我们一般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完全不是一回事。他的批判最后落脚点还是要回到这个中国革命，或者更长远的一个脉络，要回到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里面得到了一种重生。这40年在他看来其实只是走了一点弯路——虽然说主流的中共官方的论述可能跟他会有点不太一样——他认为中国引入了市场，走了弯路，最根本还是要回到那一条路径上面去，也就是回到中国共产党现在经常说的“初心”，让中华文明得到重生。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对中国共产党本身提出比较彻底的、明显的批判，因为他还是对党寄予厚望，他认为它最终还是能够走回到原来那条路上面去，尤其是当今的领导人的很多话语，给了他这种暗示。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去讲他的“国家主义”，他这种“国家主义”跟我们一般说的“国家主义”有一定的重合的，但又不完全一样。
汪晖自己就对国家主义的某些层面是有批判的，因此我觉得在批判他的时候，必须厘清概念，要讲清楚，他的“国家主义”到底指的是哪种类型。其实就是，中华文明，借助这个政党重生，现在可能稍微走了一点弯路，但是他坚信还是会走回去的，所以他现在要呼唤所谓的“革命者人格”，这就回到我们这个沙龙的主题，确实是在“为革命招魂”，但他的这个革命是有特定所指的，就是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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