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青年启蒙者没有出现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思想家和变革者？为什么《北斗》没有办成《新民丛报》或者《新青年》？为什么万门大学没有变成互联网时代的工人夜校，而是最后变成一家卷款跑路的吸血公司？

想必有些人看到这些问题会觉得好笑，要么觉得我高看了他们，要么觉得我自作多情。但他们刚隆重登场的时候，何尝没有这样的宏愿？北斗当年打出的口号是，“中国大学生的自我启蒙”，这也是个宏图大业，四五年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志存高远的年轻人。作为一份网络刊物，北斗呼应社交媒体在中国崛起的大势，不向已经名成利就的作者约稿，而是与彼时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建立联系，以明确但也不乏多元的理念作为旗帜，先启蒙带动后启蒙，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而万门大学开山立派之时，喊出的是“降低中国教育的门槛”。创始人童哲说要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全民教育的理想，但对于广大普通学生来说，通过万门的平台，利用网络的技术来实现自我教育，这何尝不是自我启蒙？如果说北斗带有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色彩，那万门大学相比之下则更加平民化，也得到更多普通学生的拥护。人人网上，晒自己的万门大学学生证成为了一时的风潮。李硕这样的大V（当时还没这个说法）、北斗这个人人网最大的组织，也向童哲频频示好，即便我当时已经摆脱对人人网的使用依赖，也不时看到与童哲有关的帖子刷屏。

北斗和万门大学之间，差了近四年，北斗成立于2008年，而万门成立于2012年，万门崛起的时候，北斗已经式微。但童哲本人出生于1987年，比北斗的大部分早期成员都要年长，因此，与其说北斗和万门是两代的启蒙者，不如说他们分享共同的时代心理，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登场而已。这一些共同的时代心理，有的贯彻始终，有的要等到第二阶段才会显现出来，也就是当他们一阶的“理想主义”基本消散以后。

他们第一种共同的时代心理，就跟“时代”有关，那就是无视中国的特殊性，对时代的变革充满盲目的乐观，并将个人成就建立在兜售这种乐观之上。在许铁（童哲的好友）的叙述和GQ的报道里，童哲对回国的许铁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感受到这北京夏天潮热的雨水里涌动的时代气息了吗？我想当时那一批理想主义青年都自以为感受到这样的时代气息。与之相伴的，还有江蛤的那句话，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看个人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时代的气息”，“历史的进程”，这在古代叫做“势”，能识大势者，当然是人中豪杰，人中豪杰又何必拘于小节呢？所以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在这里获得了另类的诠释。

对于北斗来说，时代的变革是什么？那就是政治的变革将在几年之内到来，而“我辈”正逢其时。有一篇流行甚广的文章，《大学生，莫做社会变革的牺牲品》，正是来自北斗的创始人之一姜戬，里面有这样一些话：“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半，还有另一半早晚会来，只是时间的问题。前一半的改革在经济领域优胜劣汰，许多人都闹不清自己是如何被时代淘汰的；我相信后一半的改革也一样。”“当寄生的权力消失之后，当纳税人的钱再也不能随意作为党产之后，当极权主义泡沫破裂之后，那些曾经挤破脑袋考公务员却缺乏真正谋生手段的年轻的文职人员面临的只有失业。当然，他们都只不过是社会变革的牺牲品。”^[1]

既然赌的是政治的变革，要说北斗没有任何的政治理念和组织性，那也是不可能的。北斗的底色是自由主义，普遍有着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但也兼容了像巴赫金这样的左翼无政府主义者。从组织上来说，北斗内部的部门划分颇为系统，但除了内部成员，还有供稿人和读者所形成的“泛北斗圈”，也大抵是泛自由主义。凭着共同的理念和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他们在现实中也建立起广泛的“串联”，真应了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那句，“五湖四海皆兄弟”。我听说有一位朋友，通过北斗这个人际网络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穷游，买最便宜的站票，每到一个地方，就找在当地的北斗人，借住在他们的宿舍或家中。北斗人之间相互接济也是稀松平常的事，虽然离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还有一段距离，但在互相信任的朋友之中，常常有通财之义。

前面我说北斗风光一时无两，但这个影响力如何量化，不是我在这样的文章里就能做得到的。在人人网的“政治圈”，北斗当然是无人不知，甚至一度成为人人网自由派的代名词。至于政治圈有多大，据我的估计，大约在几千到几万之间，取决于政治圈的定义。在政治圈以外，知道的人似乎也是有的，毕竟人人网的转发比微信要开放得多，很容易就可以“出圈”。人人网以外知道北斗的，就真的不多了，比如同样作为自由派浓度较高（就当时而言）的网站，豆瓣的用户大概就没怎么听过北斗（这是我那几年在豆瓣上的感受，当然也可能存在偏差）。这也说明，北斗和人人网绑定得相当明显，虽然北斗有自己的网站，但很少有人跳过人人网直接上北斗的网站看文章。

这就涉及到北斗后来为何式微的问题。一群出身名校、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创建了一个在大学生中闻名遐迩的组织，要实现青年人的自我启蒙，并形成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扶助的网络，很难不让一些核心人物产生心理方面的膨胀，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豰中矣。心理膨胀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内斗严重。但内斗或许并非式微的原因，势头在上升的组织，通常都是一边内斗一边上升，比如一百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要说组织上的因素有什么影响，那大约是由于主创者陆续毕业踏入社会，领导层青黄不接，但这个原因也不是主要的。从2008年到2012年，正好是移动互联网逐渐成型的时期，微博是2010年出现，而微信是2012年出现。移动互联网时代更适合碎片化阅读。在微博等平台，自媒体大V崛起，标榜“启蒙”的人越来越多，单打独斗不影响效率，还能减少组织带来的内耗，这一点上北斗的优势反而成了劣势。

技术迭代得太快，来不及给启蒙者一个反应，就被掀翻下去。可能是这方面的缘故，从这个时期开始，以往的一些北斗人，对理想主义从失望走向厌弃，转而拥抱经济大潮。北斗的核心人物里，毕业后鲜有从事与启蒙、公益、学术相关的工作，大多是成为就业大军的一员，凭着自己的学历与能力，能找到什么就做什么。两三年以后，他们的收入已经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启蒙理想严重受挫的同时，市场却给了他们超出预期的回报。这让其中一部分人开始气急败坏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我在2014年被拉进他们的一个群，我看到里面的人频繁地晒收入、晒各种奢侈品，那些收入和奢侈品的级别，离中产还要差一截，但因为以前拮据惯了，这已足以让昔日的启蒙精英感到青春错付。

这便是我前文所说的，在一阶的理想消散以后，他们的另一种时代心理就会浮现，即对商业和技术的莫名的迷恋。在这一点上，童哲跟他们也类似，但比他们稍微要复杂一点。在北斗活跃的2008-2012，正好是童哲的大学最后两年和在巴黎高师的两年，不妨将这段称为他的“纯粹理想主义的时期”，这时他的偶像是爱因斯坦，理想是做一名理论物理学家。2012年以后，北斗逐渐失去影响，而童哲从法国回到中国，创立万门，这是童哲的理想主义与商业技术相结合的时期，终结于万门大学不再免费的2016年；然后是纯粹的商人时期，结束于童哲开始炒房的2019年初；最终，他变成一个唯利是图不讲信誉的奸商，割了最后一波，卷款跑路，留下那些上不了课还要继续还贷的用户，以及为他代持房产、还被拖欠工资的员工。

2012年，童哲的学术理想开始遇到瓶颈。“巴黎高师的教授告诉他，世界只需要10个理论物理学家就够了，而他的班里就有37个学生。他和朋友在日本聚会时失落地聊起，自己逐渐跟不上同学的节奏，他第一次因为学业频繁地掉头发。”^[2]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录了自己的《阿哲的物理小课》，获得几万的点击量，又受到“可汗学院”和Coursera的启发，于是在没有结清电话费和宿舍费在情况下^[3]，就辍学回到中国创业，要做免费的在线教育。

站在“满洲国皇帝”李硕的角度，从万门大学上线中国内地的历史课开始，童哲早就“变节”了。李硕自己的上位，就是始于对中国官方的近现代史叙事的解构，为满洲国翻案，继而提出了所谓的“中华解体论”，从史料和观点来说，其实都不算新鲜，但在人人网里也收获了好一大批追随者，被他称为“硕粉”（shuoists）。值得一提的是，由于2010年李硕以及更为右翼的反体制者的出现，北斗这个原本偏向右翼自由主义的群体，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民主小清新”。

李硕针对历史课程的意识形态指控对于普通受众来说没有说服力，所以他选择童哲没有拿到巴黎高师学位的事实作为攻击童哲的武器。李硕大约对童哲是有偏爱的，以他那样蛮横的性格，居然在第一轮的对阵中不敌，要他的万年好基友“推倒柏林墙”出马解围。当时童哲的“巴黎高师硕士”身份已经遭到质疑，许铁在为童哲辩护时曾对李硕喊话道，别来找童哲的茬，这不是你能达到的层次。然而综观各种证据，童哲未从高师毕业基本是板上钉钉，用后来的话来说，我以为童哲要“糊了”，没想到2014年万门大学拿到了陈一舟200万美金的投资，似乎还越做越大。在童哲爆雷的事传出来之前，万门大学在在线教育领域也算是能排得上号的。

这件事我没有跟进，后续童哲是怎么得到大家的谅解，我并不太清楚。目前的媒体报道里也没有涉及这一段，从GQ的报道来看，后来童哲基本挣扎在如何坚持免费在线教育的理想以及如何维持公司的生存之间。许铁在文章里为他辩护说，创业不易，但在我看来，这种坚持与其说是为了广大在知识上嗷嗷待哺的学子，不如说是他自己非常清楚，一旦放弃了免费，他的理想将不复存在，即便成功，他和一个普通的时代红利获得者也没有什么区别，更谈不上改变中国。

2016年，陈一舟的两百万美金已经消耗光了。童哲四处寻找出路，为万门大学续命，最后，还是收费9999元的终身会员有价值号召力，万门大学变成了“万元大学”。尝过收费甜头的童哲，这时对盈利产生了一种病态的追求，他要“上市”，就好像《中国合伙人》里的孟晓骏，一定要在纽约时代广场敲钟，才能洗刷理想一而再再而三被抹煞的耻辱。然而，他还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创业的难度，在现实中，作为成东青（孟晓骏合伙人）原型的俞敏洪，在2021年教培行业遭到灭顶之灾以后，不得不带着一些员工做起了直播，忍受三流媒体记者的嘲笑。曾经向俞敏洪拉过投资的童哲，在这场风暴来临之前，甚至在疫情来临之前就认输了，他开始做起了教培界的深房理，忽悠员工集资买房。

在我看来，北斗和万门本身的失败尽可以归因于时代，但失败以后如何自处如何退场，主要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具体来说，就是依靠大学生里率先“觉悟”的那些人，通过写文章和其他方面的展示，来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大学生去阅读、思考、交流、建立联系，在知识阶层里先创造出自由主义的共识。就当时来看，可能是青年自由派能想到的最合乎逻辑的一条道路^[4]，不仅与学校外面的“公民社会”理念遥相呼应，而且与近代先贤的实践一脉相承，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一开头把他们和维新与五四相提并论。有的人可能会质疑这些先启蒙者的水平，应该承认，这些人的水平确实有限，举个例子来说，当时被北斗力捧的周言，如今在近代史学界几乎成了有目共睹的水货。但启蒙从来就不仅仅是水平的问题，百多年前引介西学的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在引介的时候也加入了不少自己的偏见，对其所批判的对象也有诸多武断之语。关键之处在于，如今已经不是西学东渐的时代，而是中国要逐步建立自己文化主体性的时代（这也是后来“四个自信”的由来）。

对比之下，童哲的理念似乎更为讨巧，那便是将启蒙“去政治化”，甚至实现价值中立，仅就促进智识层面的进步来讲“教育”。老实说，我一直没有被童哲理想的任何一部分打动。因为在我看来，网上免费的教育资源本来就俯拾皆是，万门大学对此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如果要说，后来的“网易公开课”和“中国大学MOOC”都比万门要好得多。我在网上还搜到童哲2016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说，要“让优质的教育像自来水一样便宜”^[5]，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悖论：教育到了一定层次，要实现的就不仅仅是识字和科普，而是“卓越”（excellence），既然是卓越，就必然会有比较，有比较，就不可能人人一样，也不可能像自来水一样便宜。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一种价值中立的“教育”变革，就跟此前某些自由派所倡导的，要实现一种“去政治化”的社会变革一样，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也是童哲和那时的李硕发生冲突的根源：在中国所谓的价值中立，最后都只会站到权力的那一边，因为权力就是坐标本身。

同情地理解，我们可以将北斗和万门理念上的缺陷统统归入时代局限性，放在更广阔的语境中，这种局限性与“启蒙”的理念本身，以及右翼的自由主义理念在中国的演化，都有一定的关联。按照平克（Steven Pinker）的说法，“启蒙”的四个组成部分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这里面与中国的现实存在最大张力的便是“进步”，但这种张力是在更深层的，越是自诩精英，也许越容易被它迷惑。在改开后的四十年里，中国似乎都是在“进步”，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不仅让数亿人脱贫，而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个经济体。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虽然进步没有经济那么明显，但总是猥琐地暗示着“希望”，让人不自觉地期待。然而这样的进步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用金观涛先生的话来说，中国有自己的“超稳定结构”，这也意味着，如果变革要涉及到中国社会之根本，那必须付出比别的社会多数倍的努力。阴差阳错的是，启蒙里的“进步”理念，以及改开以来中国的变化，让一部分启蒙的拥护者太轻易就相信，时代会推动着中国不断向着现代性更深入的方面改革，甚至也要跟着西方世界进入“后现代社会”。

其实童哲和北斗人，即便在放弃启蒙/学术以后，依然对自己判断时代风向的能力极其自信，而且不约而同地认为，在启蒙/学术不能改变中国的地方，商业和技术可以。这一方面当然跟中国web 2.0的创业潮有关，另一方面，很难说这跟“新自由主义”的传播没有任何关系。根据这个版本，经济自由是最根本的自由，商业才是最能改变世界的力量。童哲和北斗人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分享着这一套理念，所以那些北斗人一边在时代的尾声搜刮红利，一边开始嘲笑起过去想要让大学生“自我启蒙”的想法；而童哲的起点和运气比他们更好，这也使得他有资格经历了完整的一轮资本游戏，而且蜕化得比他们要更加彻底。

上述的那种右翼自由主义的观念，在中国生出许多畸形的后代。其中一种，是从相信“经济自由能促进经济繁荣”变成把“经济繁荣”视为目的本身，继而认为所有能促进经济繁荣的手段都是好的，因此也就为国家主义打开了大门，甚至最后，将国家主义也变成了目的。这种人在中国并不少，其中的代表就是李子暘和连岳，以前都是奥派的信徒。另外一种，是用经济自由主义吞并了人生观的自由主义，本来自由主义鼓励的是多元的人生观，从密尔（J. S. Mill）到罗尔斯（John Rawls）无不如是，但经济自由主义极度推崇市场的公平性，这也就很容易匆忙地推出，一个人在市场赚取到的收入，就代表其个人的价值，这便将多元的人生观化约成一种“一切为了搞钱”的人生观。在中国的成功学圈子里，这种观念十分流行。在童哲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如何一步一步蚕食宿主的主体性，从童哲选择在商业领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以后，他的个人价值已经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了，而是由投资者、市场和客户所决定。在“万门全额返奖金班”的微信群里，其中一位为童哲站台的用户说：“光是‘童哲’这两个字的IP流量，价值都不止一亿了。”这与其说是对他的恭维，不如说是对他的定义。

然而商业和技术只能改变个人，却不能真正地改变中国。自赵鼎新的“绩效合法性”一说提出以来，我们都惯性地认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会特别关注民生。顺着这个逻辑，只要执政党关注民生，那他们就不得不关注商业和技术，那一切有利于商业和技术发展的制度和政策，都应该得到促进，这便为后来的变革打下基础。然而今年有超过一千万的大学生毕业，而作为吸纳应届生最多的其中两个行业，教培业去年在一纸令下直接团灭，互联网也在“共同富裕”的口号下战战兢兢。因为难以预测的防疫政策，今年也有越来越多外国企业想要撤离上海，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想要撤离中国，民众对经济的预期和信心陷入低谷。这一切都说明了，所谓的资本、市场、商业、甚至民生，在中国政治的面前，并没有什么分量。资本主义确实进入了中国，但没有产生自由民主，只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数字技术也进入了中国，没有出现如西方的“数字行动主义”（digital activism），倒是出现了“数字极权主义”，人脸识别和人工智能全面用于打击破坏稳定的势力。

十几年过去，当时人人网上的那一批青年意见领袖，如今都成了中产，甚至中产以上。其中的孙宇晨，差不多成了最“成功”的90后的代表，但每次有他的新闻出来，在人人网老用户那里都是嘘声一片。因为童哲“喂毒草”跟他翻脸的李硕，在法拉盛漂了近十年后，哀叹自己这些年都站错了队，突然向党表起了忠心，希望能得到招安，并自告奋勇在推特上当起了外宣。北斗一位曾经的领导人，毕业后不仅在体制内从事某些维稳工作，还发表感想道，以前too young too simple，进入体制内部以后，方知我党的牛逼之处。而作为人人网亲儿子的童哲，其偶像从爱因斯坦，到扎克伯格，慢慢变成了许家印和贾跃亭。

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去写北斗和万门，是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浓缩了太多这个时代的痕迹，甚至他们的心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中产的整体心态的一个缩影：有笼统的自由主义倾向，有对一个更公正社会的渴望，但过度相信中国的国运以及国家能力，于是前者在后者面前终究不值一提。然而我不赞同一些人说的，他们会变成如今的样子，是时代所造就。他们在时代的若干个节点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是这些选择造就了如今的他们。对于童哲，我倾向于认为他自始自终都没有变，他只想实现个人价值，如果理论物理不行，那就是改变中国的教育，如果改变中国的教育不行，那就做到公司上市，如果公司上市也不行，那至少要大捞一笔。他在内心里缺乏对一种整全信念的信仰，除了“不能失败”这个信条，他什么都不认。用许铁的话来说，他永远不甘寂寞，要去制造更大的影响力，一旦走向理想主义的反面，那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有的人会觉得我既非和他们有深交，也不是与他们共事过的人，不太适合写这样一篇文章，但我个人认为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与他们交情不深，我也没有感染到他们的失望，以及失望以后的逆反心理。有的人会觉得他们的问题在于太理想主义了，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都会有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书写的地方。但或许可以套用托翁的那句话来说，理想主义总是相似的，但理想主义在不同时代的覆灭有不同的原因和表现。

有的时候我想起来依然觉得悲凉，从北斗和万门的初心来说，这些理念并非完美，也或多或少有操作上的问题，但不失为值得敬佩的社会实验。在那个时代，启蒙确实是有志者绕不过去的一件事（从中国施派那极其强势的反启蒙姿态，也可以从反面验证这句话），这几年小粉红的猖獗，和启蒙被绞杀并非全然无关。作为启蒙曾经的践行者，北斗和童哲本来可以更体面地退场，但童哲最终变成了吸干他人钱财的骗子，而北斗曾经的一些核心成员，则成为他们曾经反对的体制的歌颂者，这让曾被他们作为旗帜的启蒙，也沾上了令人难堪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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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atchalife.wordpress.com/2010/11/21/大学生，莫作社会变革的牺牲品/

^[2] 《GQ报道｜消失的童哲：天才、CEO、赌徒》，https://mp.weixin.qq.com/s/eQ3tjf4Jg-wIVpKHo5zbRQ

^[3] 许铁，《我眼中的童哲——时代无法抹去的记忆》，https://mp.weixin.qq.com/s/YGY3hDrtVEiMOHtoReAlsA

^[4] 然而有的时候政治需要想象力，合乎逻辑的道路未必就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

^[5] 童哲，《这就是童哲啊》，https://mp.weixin.qq.com/s/tsp7R6Nhqic2Z1KOxYmT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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