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附近与普通人——项飚的桃花源

曾经看到某篇文章说，现在简中媒体有一种风气，“诸事不决问项飚”，这或许不是夸张。随手在微信上搜索，这几年来，项飚谈过的内容包括：内卷、爱情、学术生态、青年人的焦虑、优绩主义，还有最近的俄乌战争。所有能够在简中媒体讨论的公共议题，几乎都被他一网打尽。项飚有着显赫的学术身份，但他却没有那种学院派知识分子常有的对大众的优越感。他自己在学术文章里旁征博引，但在访谈中，他倾向于用平实的、描述性的语言对一个问题抽丝剥茧，充分地呈现其复杂性。这对于那一部分对精英主义有着反省，以及厌倦如今两极对立的舆论生态的人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

许多人有一个印象，那就是项飚是个立场比较模糊的人，或者说，在一些争议不大的问题上，他都会站在大多数人／普通人那一边，比如对内卷的批判；对于那些很有争议的问题，他一般不表现出鲜明的立场，而是在议题的周边游走，给他的受众展现他观察到的各个方面。诗人远子在《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书评里说，书中对谈及的众多议题“几乎都没有结论”。[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773735/] 项飚自己也说，“我的特长是很具体地进入，找一个接口，看他的矛盾。我尽量避免从立场看东西。”[ 项飚、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p. 118]

远子对这种“没有立场”的态度提出了辛辣的批评，于是遭到众多项飚读者的激烈反驳。在他们看来，这种不下结论、不站队的风格，正是他们欣赏项飚的原因。但我想远子和这些读者在这一点上都误会了项飚。在那些争议性比较大的问题上，项飚并不是没有立场，毋宁说，他喜欢在描述事物的复杂性时把自己的立场塞在其中的犄角旮旯里，所以对于大部分受众来说，那就是一晃而过，基本等于没有。

项飚有些立场，他自己是不隐瞒的。其中一个就是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民粹主义”。他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直接承认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民粹主义”。对民粹主义有亲近感，是因为对“一切掌握权威的人”，“看着都不太舒服”。

借用他给自己贴的这个标签，我可以稍微拓展一下：项飚的民粹主义，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谈，一个是方法论层面的，另一个是规范性层面的。方法论上的民粹主义，有点现象学方法的意味，悬置理论，直接地、具体地对事物进行观察和描述。项飚说自己看问题的方法，跟温州那些做打火机的人最像。他有一种“自发的对直接性的趣味”[ 同上，p. 152]，对理论有抗拒。这种倾向一方面和他在北大求学的经历有关，他感慨自己本科阶段阅读太少，没有接受什么理论训练[ 同上，p. 57]；另一方面，这也代表了他本人的一种方法，一种风格，这就是他常说的“乡绅”。

乡绅作为方法，其要旨是，“把自己小世界的事情说清楚”[ 同上，p. 25]。“一方面可以说是很细致、很实证，另一方面又很注意总体的结构。”乡绅因为长期浸润在这个小世界之中，对其无比熟悉，他可以用在地的语言，或者说“行动者描述自己生活的语言”，把这个小世界的事情巨细无遗地讲出来。这种方法完全不同于那种从一个普遍的原则出发，再依靠逻辑推演得出结论的演绎法。项飚也不是彻底不要理论，他只是对理论的想象和其他学者不太一样。他讲到自己发表过的一篇英文论文，《作为图景的理论》，说理论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

项飚这种方法论的民粹主义，与其规范性的民粹主义紧密联系，后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启蒙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种态度相当明显，几乎贯穿了书中的几个访谈。“北京访谈”一开始，项飚和吴琦讲到访谈的形式，突然就说到，“今天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不接地气，不能从非常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讲事情，讲的东西都比较无机、缥缈。”[ 同上，p. 15] 后面，他讲自己本科在北大读书的经历，承认自己和知识分子说话有点“心理障碍”，他觉得“有些知识分子活在话语里，讲的是从一个话语到另一个话语之间的逻辑推演，也许和实际发生的事情想去很远。”[ 同上，p. 59] 他借用汪晖的一个词，“姿态性”，来形容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老是在摆姿态，讲不清楚事情，就给你一个论断。”[ 同上，p. 109] 即便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间要多于和其他的社会群体，他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始终没什么“归属感”。[ 同上，p. 163]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那么愿意接受媒体的访谈，或者说更乐意通过访谈这种形式向大众传递自己的观点。

在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背后，是对“普通人”的高度认同。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过自己和浙江村的研究对象的交往，甚至还在《十三邀》里带着许知远去见那时认识的浙江村村民。他坦言自己受到汪晖影响很大，其中的一点，就是“要跟农工结合，走群众路线”。在《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中，这种对普通人的推崇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里的“普通人”，准确地说应该是“普通中国人”。项飚觉得以往的“国家理论”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他想基于普通中国人对国家的期待、在谈到国家的时候的态度，提出一种“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按项飚的说法，“普通人”的对立面并不是“精英”，精英也是普通人的一部分，乡绅就既是地方精英也是普通人。项飚说：“这里关键的不是国家－社会、官方—民间以及精英－群众之间的分野，而是真实生活和专业化的学术、政策文本之间的分野。”[ 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载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117-132页。] 因此，与“普通人”对立的其实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启蒙知识分子，他们高高在上，他们的理论也是离地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项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对普通人的推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倾向，而是带有明显的规范性意味。不夸张地说，项飚不仅有规范性的立场，他的立场还覆盖规范性的几乎所有层面，包括“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和“我们应该如何生活”。项飚在上述的文章里说到：“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指导行动的倾向。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不回答国家究竟是什么、干什么这些实证问题，而是关心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群众应该如何面对国家这些应然问题。”[ 同上。] 换句话说，普通人的“国家”的观念对于国家的组织模式有相当程度的约束力和指导性，这也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之一。

这种“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特别强调国家的总体性和道德性。所谓的“总体性”，即不对地域意义上的国度（country）、民族共同体（nation）、暴力统治机器（state）以及行政执行机构（government）进行区分，统称为“国家”。而所谓的“道德性”，那就是“在老百姓那里，‘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社会’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信任。”[ 同上。] 简单来说，“国家”就是绝对道德正当性的化身。

在伦理生活上，项飚的立场也与“老百姓”有关。在讲到乡绅时，项飚说，乡绅会做伦理判断，但他的伦理判断“要和老百姓的实践理性对得上”。（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里将“老百姓的实践理性”换成“人情世故”，意思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其中，“和谐”很重要：“不只是你一个人做得对不对，而且要看你做的事情和其他人是不是和谐。”[ 《把自己作为方法》，p. 26]

这就涉及到项飚常常谈到的“附近”。第一次看到项飚提“附近”，正是在《十三邀》里，他对许知远感叹“附近”的消失。这个“附近”，大抵接近他提到乡绅时所说的“小世界”，也就是个人和广阔的外部世界中间的那一层。他在里面有一些“金句”，比如：“个人的意义与尊严的出路不在于个人，一定在于关系。没有一个天然的个人尊严，没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你不能够去追求个人尊严，你一定要建构出附近，重新去想这个关系，建构出关系。”这句话孤立来看似乎谁都可以认同，但把它放到“乡绅”的语境里去，它所传达的意思就更为完整。

这里所谓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指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它指的是个人与小世界中的其他人和其他事物的关系。项飚的“小世界”，有点像秦晖所说的“小共同体”，即由血缘或者其他有机的联系所组成的自治单位，但“小世界”与国家的关系，跟“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并不一样（详见《走出帝制》）。秦晖的小共同体能承担抵制来自大共同体的压迫的功能，但项飚的小世界与国家，或者说体制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张。项飚说，乡绅“从自己立足的小世界出发，去看大体制，有距离、独立地看，而不是简单的抗拒。”[ 同上，p. 232] 乡绅代表自己小世界里的其他老百姓，向体制提出自己的诉求，相当于现行政治制度中的“人民代表”。请愿，但不抗争。

不难看得出，在项飚这里，规范性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很多时候是纠缠在一起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句：“观点属于人民，把观点整理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同上，p. 95] 正因为观点来自人民（而不是知识分子），所以那些观点必须得到重视，乡绅的作用，不仅是要把那些观点整理出来，而且还要用它们来为伦理判断和政治实践提供根据。

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方法论上的问题：既然是乡绅，代表的只是小世界，为什么项飚可以提出一种代表全体普通中国人的国家理论？这里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项飚认为自己小世界里的老百姓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是这样，项飚的依据是什么？毕竟中国地域辽阔，群体极其多样化。另一个可能，是项飚自己早就超越了“乡绅”，或者说，跳出了乡绅自我约束的活动范围，他的“成为乡绅”的建议，是给别人的，尤其是给那些青年人的，不是给自己的。我个人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事实上，项飚自己不仅跳出了浙江村，还早就跳出了中国，他长期在欧洲的顶尖学术机构工作，《全球猎身》的研究对象是印度的IT工作者，这样一个极其拥抱全球化的学者，自称为“乡绅”是没什么说服力的。

项飚也会承认，“充分重视普通人的主体地位，并不是全盘接受他们的政治白话”，“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当然有诸多负面因素。”[ 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但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并没有人民的观点那么值得重视，除非知识分子自我转化为“乡绅”，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把群众的心声表达出来，把他们生活的世界用他们的语言叙述出来。

项飚自己承认自己是“左派”，但从上面这个角度来说，他应该更接近国内的左派，而不是西方的左派。西方的左派其实有不少正符合项飚所批评的，“要提出一个普世性的原则，提出理论、知识、道德、行为上的典范，做一个批判者。”[ 《把自己作为方法》，p. 234] 反而，项飚对这种知识分子的批判，跟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很像，即迷恋抽象的普世性原则和对现状的批判立场。国内的（知名）左派，倒是少有基于对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本身的认同而选择左派立场的，大多是因为对国家体制的认同，或对过往时代的情结，或对民众的朴素的情感。

我不确定项飚有没有意识到两种左派的差别，当他在俄乌访谈中说，经过这件事，左派一定会受到打压，一种别扭的感觉产生了。在里面，他延续了他对知识分子和“宏大理论”的不信任，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分析杜金和他的欧亚主义，并认为这正是普京入侵乌克兰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源。作为一个“政治认知主义者”[ 陈纯，《政治认知主义与政治行为主义》，收于《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纽约：世界华语出版社，2020年]，连我也觉得这样的判断过于草率。而且当吴琦提出能不能对欧亚主义作出一些“识辨”时，项飚显得相当为难，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自己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你只有信不信，或者接受不接受，很难在逻辑上跟他辩论。

项飚对国内那些因为俄乌战争而产生争吵甚至撕破脸皮的普通人感到十分讶异。大概在他看来，这种事只会发生在不接地气的知识分子的身上。“温州人因为做生意，社交技巧比较娴熟，和气生财，居然出现断绝关系等等很不愉快的情况。”于是他只能解释为，这并不是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别所导致的，而只是情绪上的冲突。“如果只是意识形态差别，严格上讲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情绪的差别很难去跨越，它联系的不是意识形态理论，更多的是意义本身，是好和坏、高兴不高兴、舒服不舒服这种直觉的反映。”

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前面项飚说那种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只有接受不接受，没法辩论，那后面为什么还说意识形态的差别“可以讨论”？还有，为什么他轻易判断这些他所熟识的普通人不可能为了意识形态的差别断绝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些冲突是不是有可能基于更根本的原则问题？

项飚倒不完全是个相对主义者，他也说，要保护那些可以讲得清楚的原则，比如“万隆的五项原则”。如果是这样，他的那些因为俄乌战争断绝关系的温州的中学同学，假如支持乌克兰的一方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正是违背了这样讲得清楚的原则，为什么他们不能感到愤怒，继而跟反对这样原则的人断绝关系呢？如果他真心相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是一种入侵行径，触犯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当他看到一些普通人也有这样的看法并且感到愤怒，他怎么会觉得对方只是一种情绪？他似乎是认为，他的同学都是被整个舆论氛围煽动了情绪，他们的争吵既不可能是基于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基于更根本的原则。这跟他以往高举普通人“自主性”的立场相当不同，在《普通人的国家理论》里，他甚至批评了其他学者对这一点重视不足，“我们也不能因为对民族志细节的追求而‘拒绝政治’，即把普通人的行为和观念过度日常化、琐碎化，忽视他们参与正式讨论和社会运动的能力。”[ 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我个人觉得，尽管项飚似乎一直站在普通人的一边反对知识分子，但他实质上比一些知识分子更加想维持“普通人／知识分子”这个区别，“普通人”和“小世界”给他带来归属感，是他疲惫的学术生活的桃花源。俄乌战争带来的普通人的争吵打破了这样的幻觉。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针对这种情况，给出来的依然是类似关注“附近”这样的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是需要一种方法，对多样的宣称和姿态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形成和自己的经验比较符合、比较自洽的意义图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要回归对自己本身物质生活的日常实践的理解。这其实不是那么直观和简单的，比如你自己做什么工作，做这个工作为什么有的时候高兴有的时候不高兴，工资是多少，整个工作情况怎么安排，你住在哪里，小区是谁盖的，原来这块地是怎么被征用，用什么建筑材料盖的，多少钱等等，对这些东西多关心，你就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焦虑究竟是哪里来，知道喜怒哀乐的社会起源在哪里。有了这样一些基本把握，不用把它写成论文，不一定很系统，有点意识就够了，这样你再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件或者叙说，你可能没有直接的答案，但是基本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碰到其他看法，同意或者不同意，为什么会同意或者不同意，有什么道理在里头，你基本会比较清楚。”[ 《项飚专访：俄乌战争的日常意义》，https://mp.weixin.qq.com/s/ll4bbT8GvTcU7jn6Pm6Nkw]

项飚想用“乡绅”和“附近”作为当下舆论极化的解毒剂，当他批评杜金沉迷于绝对化的论述的时候，其影射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问题是那种投射，非常简单地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一种绝对化的论述上面，变成一种执念，产生一种很大的冲动，觉得必须要说服别人，而且觉得说服别人是在救别人，因为别人肯定被蒙蔽。” 项飚认为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宏大叙事”是一些“绝对化论述”，并将其作为抨击的主要目标，但抛开这个所指，我觉得他说得并没有错，只是那种“绝对化的论述”可能不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而是来源于宣称自己绝对正确的政治权力。而那些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一种绝对化的论述上面的人，正是被官方所倡导的那种绝对化论述所困住的“老百姓”。

项飚将“老百姓”／“普通人”，以及知识分子中回到老百姓中间的“乡绅”作为其寄托希望的对象。他期待乡绅像“人民代表”，成为国家和普通人之间的沟通的桥梁，这是个美好的愿望，但其天真程度与其美好程度成正比。在中国“人民代表”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在根本上代表的不是老百姓的诉求，而是官方希望老百姓提出的诉求。然而项飚假装看不到这点，他说，在中国要做个独立学者也没那么难，不用过分拔高。[ 《把自己作为方法》，p. 270] 这大概就是学术上的何不食肉糜？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听乡绅的，正如项飚自己所说，他们更加相信国家。国家对老百姓有着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塑造作用，如果要老百姓永远都是善良的、可敬的，那国家也必须永远都是善的，问题是，这可能吗？

项飚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只看到老百姓温情脉脉的一面，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那些动不动就网暴公知、求助者和受害者的“普通人”？项飚希望出现更多的乡绅，希望那些关注公共事务的人能够先把自己的小世界经营好，这样大家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下降，似乎公共舆论极化的情况也会减少甚至消失，如果他真的是这么想，那他就太不了解目前的舆论生态了。厌倦这种舆论极化、愿意从公共事务中退回自己的小世界的，正是他所瞧不上的知识分子，但正因为这些人的声音消失了，舆论场反而被更多的“普通人”占据。跟项飚设想的相反，普通人占领公共舆论以后所产生的观念极化，比公知遍地时要严重得多。

如果中国普通人的民意就是反美、反公知、要抓斗内奸，那乡绅怎么办呢？项飚觉得公知如今的境况有一点咎由自取，他是左派，反美也是常规操作。如果说民众的极化倾向有一点让他忧心，他也早已找好了要为此承担罪责的对象：现代社会、全球化、网络技术、资本主义……这一次俄乌访谈，他又找了一个，那就是知识分子发明的“绝对化论述”。但有一个显见的因素，他永远不肯提及。

他的“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是闭环的：普通人是绝对善的，所以要从普通人的观念出发去构建一个国家理论，而普通人认为这个国家是绝对善的，因此，国家在这个理论中就是绝对善的；国家对普通人有着绝对的塑造作用，所以绝对善的国家所塑造的普通人也是绝对善的。如果有一些人所做的事情不是绝对善的，那要么这些人不是普通人（知识分子），要么他们只是被（知识分子）蒙蔽了，普通人依然是绝对善的。不知道项飚自己有没有想过，他自己这套理论跟杜金的“欧亚主义”真的有那么大差别吗？

有一点我和项飚意见相同，我们都认为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普适的，不仅知识分子能够把握，普通人也可以理解。我认为普通人也有可能基于这种普适的原则去行动，去产生情绪。从理论上来说，项飚应该也是这么认为，比如他在《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中就提到，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具有“抽象和一般化的能力”，其中还引用了于建嵘的“抽象愤怒”的概念，即“超出自己的直接利益，对社会的总体利益格局形成判断，对国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一般问题作出表述”。但当这种“抽象愤怒”牵扯到国际事务时，项飚似乎感到不可思议。因此，吊诡的是，他一方面过分美化了“普通人”，另一方面又严重低估了他们的“主体性” 。一种被定义为绝对善的“普通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主体性的，只当他们有可能为善也有可能为恶，他们才具备真正的主体性。

与项飚相反，我认为跳出绝对化论述的办法不是“重新发现附近”，而是要尝试超越自己的小世界，重新发现“公共理性”。局促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接触到的都是和自己持有类似观点的人，他们一旦相信了某种绝对化论述，那就只会不断地加强这种信念。反而是那些相信某种宏大理论的人，倒是更经常地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不太一样，因为ta周围的人不太可能跟ta一样相信这些理论。

如今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把老百姓往一种绝对化的论述上引导？又是什么力量在阻碍公共理性的形成，防止对这种绝对化论述提出挑战？
我和项飚对普通人的观察是一致的，我也认为普通人区分开来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说的精英，中国的绝大部分精英只是混得比较好的普通人，观点态度并没有太大差别。我同样赞成他说的，普通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有一种总体化和道德化的特征，但正因如此，我更感到知识分子的存在有其必要性：除了吃力不讨好的知识分子，再也不会有人顶着被污名化和送去夹边沟的危险，敢对这样的观念提出强烈质疑。项飚认为儒家化的知识分子是乡绅，我则认为孟子和范仲淹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发现“附近”也不是没有价值。如果我们能在“附近”发现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痕迹，并且和自己内心的信念（即便这些信念是建立在宏大理论之上）产生呼应，如果我们能在附近发现那些“小而确定的幸福”，以抵御愈益压抑的大环境对我们心灵的腐蚀，如果我们能在附近发现那些受到疫情波及的邻人，并为之提供温暖和帮助，那发现附近确实有重大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意味着从更广阔世界退缩，不意味着向大体制妥协，不意味着放弃自己作出普遍判断的权利，更不意味着只能成为被体制收编的“乡绅”。

项飚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民粹主义时说到，他觉得自己比较懦弱，做不了革命者。[ 149]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经常被一种总体的反叛精神所驱动[ 155]，但我们却很少看到他对那个庞然大物表达过什么“反叛”，只有一些类似“不要追求中心”这样的谏言。他的反叛，几乎都指向了中国那脆弱的市场体制和那些不得势的知识分子。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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