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现在的身份女权主义已经很有势力了，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大概会有许多女权主义者矢口否认，但原因可能不是因为“文化霸权”这个说法有违事实，而是因为她们需要守住自己“弱势”的地位，就好像某些大国一直坚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一样。
有的人认为只有统治阶级才可能掌握“文化霸权”，但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霸权”这个词恰恰是为被统治阶级的“主体性”或者“能动性”所准备的。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并不能仅仅因为掌握生产资料就自动地在所有上层建筑（包括家庭、学校、媒体、宗教等）建立文化霸权，国家以外的上层建筑，正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战场。即便最终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控制了这些上层建筑，那也是他们积极斗争的结果，而非机械的决定论使然。
我承认在此地，国家对家庭、学校、媒体和宗教依然有巨大的控制权，但这种控制权正遭到来自女权主义的强而有力的竞争。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如今墙内的传统媒体，除了国家主义的内容，与性别有关的内容是不是越来越多？这些媒体所招揽的媒体人才里，除了那种伟光正的，是不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女权倾向？在受众越来越大的播客上面，主打性别议题的播客，或者节目导向以女权主义为主的播客，是不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顶流播客如“随机波动”和“不合时宜”等，是不是符合上面的描述？如今的“公共空间”虽然说不上遍地开花，但也算蓬勃发展，这些书店、沙龙、空间，它们的“主理人”（我一直觉得这个说法很别扭），它们所找来的嘉宾，是不是大多属于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的同情者？我还没有说到微博、知乎、小红书、b站那些做女权流量生意的。事实上，女权主义在媒体领域已经成为国家主义以外影响力最大的意识形态。
由于中国的国家主义在内容方面的空洞性，以及其建制派和民粹派的分裂，女权主义在培养新的追随者方面，基本上吊打国家主义。2018年年底我写那篇《从对米兔的三波批评看公共文化的生成》时，公共文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底色，如今这些底色已经完全被女权主义盖过。女权主义发展之迅猛，真可谓一日千里。
从进步主义的角度看来，这真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谓的进步主义运动，不进则退，所以女权主义必须不断地往前推进，才能保持其生命力。但国家提前为其设置好了发展的边界，如果要去冲击这个边界，那就要冒着和国家直接冲突且被政治权力连根拔起的危险。有一些遭遇铁拳的女权主义者，正是尝试冲击这个边界的人。
所以大部份女权主义者学聪明了，她们尽量不去碰触这个边界，而去抢夺其他少数派意识形态的地盘，这里面丢失阵地最多的，就是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尽管出现过主张渐进改良的一派，在90年代和2000年代甚至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但其学说的宗旨始终与政权的性质南辕北辙，这就使得它在2010年代成为当局主要打击的对象。被权力解除武装以后，自由主义也无力在知识界和舆论场守住固有的阵地了。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为了不因停滞而使生命力枯竭，还必须不断地保持运动，但它越来越意识到去招惹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的危险，慢慢地，只能拿少数派内部的男性祭旗，用这些人的血来滋养运动，让运动保持锋利。米兔一开始，冲击的是建制内的大学老师，2019年，还和商界大佬和央视主持人硬刚，现在基本只剩文化界的男性。米兔的诉求，变成了取消这些男性在文化界的活动空间。就连弦子这样的米兔斗士，对现在的女权运动的指向都颇有微词，认为其公共性几乎消失殆尽，不再谋求改变制度，而是变成针对私人的一些报复行动。
这些年，女权主义创造了大量术语和流行词汇，不仅赋予女性与男性抗衡的强大力量，还给她们配备了可以对男性降维打击的话语武器。这些武器包括：“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有毒的男性气概”、“性狩猎”、 “男性凝视”、“爹味”、“油腻中年男”、“男性说教（mansplain）”、 “女权鉴定师” 、“PUA”、“荡妇羞辱”、 “兄弟会”、“不完美受害者”、“煤气灯效应”、“服美役”、“婚驴”、“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
这里面有些是外国的女权主义者发明的，比如“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有毒的男性气质”、“男性凝视”、“荡妇羞辱”等，有些是本土的产物，比如“爹味”、“油腻中年男”、“婚驴”等。但不管是舶来的，还是自创的，这都说明了女权主义者有着比其他流派更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和观念传播力。这是多少女权主义者前仆后继编造起来的智识罗网，真真正正的民间智慧，男性知识分子不服不行。
我来简单示范一下这套东西怎么用。作为一个男性，如果你啥话都不说，那你可能只是“油腻中年男”（不管你是否达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年）而已，一旦你开口说话，那“爹味”、“男性说教”就离不开你了。你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这个不是真的女权主义，那你就是“女权鉴定师”。如果你被指控性骚扰或者更严重的罪名，那你果然是具有“有毒的男性气质”。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对方不仅曝光你那些与此事无关的隐私，而且还曝光与你有联系的其他女性的隐私，对方会搬出那句女权主义的经典名言“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如果你尝试自辩，想要证明对方主动，那必然是“荡妇羞辱”无疑。如果对方确实曾主动，那她无非是“不完美的受害者”而已。如果有男性支持你，那就是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加害者之间的“兄弟会”。当然了，她们的话也不是全部用来骂男性，如果有女性支持你，那就叫“女性也会厌女”。除此之外，她们也会骂那些对她们鼓吹的那种女权主义不够坚定的女性，比如结婚的叫“婚驴”，喜欢打扮的叫“服美役”，自愿去跳脱衣舞的，叫“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 ……
福柯说，话语即是权力。女性在这一套话语之下，得到极大的赋权。如果我是一个女的，有一种理论告诉我，我出生以来所遭受的绝大部分痛苦，要么是这个系统的错，要么是我周围男性的错，跟我自己基本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还可以拿着这套理论去锤各种男的，只要他们还嘴，就可以给他们扣上“厌女”的罪名，那我不爱死它了？在中国的“激女”（激进女权）那里，男性更加完全沦为“贱民”，跟男性沾上任何关系，“沾男”，不管是结婚、恋爱、发生性关系，都是可耻的，要被开除女籍。“激女”的文化创造力比前述的一般女权主义要更加强大，而且这种文化创造力带有一点“揽炒”的意味，也让其产生莫名的吸引力。进步女权主义者表面上与“激女”保持距离，实质上已经越来越受她们影响，有的人干脆不打算跟她们区别开来，且激烈地反对与她们割席。
我不是现在才察觉到这一套话语闭环的荒谬性，但我一直抱有期望，那些我所敬重的女权主义者不要滥用它所产生的权力，事实上她们也很少这么做，但架不住这套话语很快被广大的小知识分子和投机者所掌握，因为它不仅好上手，而且很好用。
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女权主义者一直心存恐惧。有时想起，自成年以来，自己还没怕过什么人什么事，即使是面对学术山头和牢狱之灾，也未曾心生畏惧，然后突然想起有一个势力是我怎么也不敢得罪的，那就是女权主义者。
我害怕，怕得要死，怕被她们网暴，怕我身边的那些笃信女权主义的朋友和我绝交，最严重的是，我怕我自己再也做不了学术，因为冒犯了这一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具有绝对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那还上哪去发表我的学术文章呢？
我以前看杨奎松写的《忍不住的关怀》，看到里面的知识分子在学生和群众面前做自我检讨，把自己能挖的思想根源都挖了个遍，心中不是滋味，我心想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恐怕没有这样的威力，最多就是夹边沟，没想到有一天我是在进步主义阵营被要求做自我检讨。
进步主义者经常喊“启蒙”，笃定地认为右翼那边的观念是错误的，但如果拥有了所谓“正确”观念的进步主义者，做出来的事情也不过如此，那确实让人失望至极。
有些人矢口否认她们对我进行了“网络审判”，也否认自己和动辄网暴他人的小粉红有任何相似之处。有的人认为小粉红是受到政权操弄，所以不能拿来和网暴的女权对比，对此我早有预判：这几年，我一直在论证小粉红有“主体性”，就因为我早就看出一部份女权和小粉红在本质上是同构的，但前者铁定不会承认，所以提前准备好了理论子弹。
事实上，这些人跟小粉红、民粹主义者真的有很大的区别吗？两者用的手段都是各大平台进行刷屏式批判，目的就是让人社会性死亡，无非就是小粉红骂得脏，但女权骂得脏的也不是没有，而且还杀人诛心。两者的心态也没有太大差别，小粉红同样也是为了自诩的正义去对他人施暴，他们施暴的时候也觉得对方该死。作为一个被两批人都网暴过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觉得女权更恐怖。
小粉红网暴你的时候，就是想尽可能对你的生活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和困扰，但他们并不想要你认错，而且也不相信你会认错。但女权主义者不是这样，她们一方面对你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和困扰，但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宣布这都是你罪有应得，就这一点来说，她们和她们所厌恶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并无不同。不仅如此，她们还要你真心诚意地认错，要你一遍一遍地做检讨，要改造你的思想，要你成为“新造的人”。那些给我那篇息事宁人的道歉声明做评论的女权主义者，几乎每一个的话语里都回荡着这样的言外之意：“重写到我们满意为止”。就这一点而言，她们跟毛主义者也有着类似的精神特质。
可惜的是，她们获得她们日思夜想的“权力”，但也终于活成了敌人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合群的诱惑》里说，根据我对政治斗争史的了解，在大部份地方，尤其是这个地方，那些能赢到最后的人，大多是政治德性最为低下的人。
我很少见到有女权主义者认真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男性被女性虚假指控了，那该怎么办？女权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包括牛津大学的埃米娅·斯里尼瓦桑，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很小。
他们最早的时候给出的理由是：一个女性进行虚假指控的代价太大，所以这种可能性不大。然而，现在一个女性完全可以匿名进行指控，她不需要暴露自己任何私人信息，即便她进行的是虚假指控，其代价已经很小了，尤其是她指控的是少数派内部的成员。在少数派里面，即便有人不完全相信指控，但也很少有人会反过来谴责指控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女权主义已经为她们建构了一个足够坚固的话语保护网。
他们也从未曾仔细地回应过下面这个问题，如果性骚扰真的存在，对待被指控者的惩罚，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他们只是坚持认为，被指控者绝对可以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最后对他们的实质影响几乎微不足道。
只要你还能在网上把文章发出来，她们就会觉得这个对你的学术事业没有任何影响，只要你还没饿死，她们就会觉得对你的工作没有任何影响，只要还有人跟你说话，她们就会觉得这对你的社交没有影响。一句话，只要你还没有死，她们就会觉得这个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虚假指控”和“比例原则”的问题，2018年的时候，刘瑜曾经提出过，但一些人的回应让人感觉草率：舆论不是司法，不需要遵循司法原则。我曾经的想法是，相信女性比男性更有智慧，相信一些女权主义领袖会逐渐在后续运动中慢慢完善米兔的机制，相信女性主导的运动，可以克服男性运动者所犯过的错误。然而这还是太理想化了，如今发展成的状况是，少数派内部对指控者的话语已经不做任何甄别，被指控的男性也不可能为自己辩护，且不管情节轻重，一律对其取消，一棍子打死，其混乱的程度，比2018年的时候有过之无不及。
这件事的荒谬程度差不多有几十层楼那么高，以至于它变成米兔里面的皇帝的新衣。女权主义者从来不敢往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去探究：有些做出指控的女性，确实撒谎了。从常理来说，只要是人，就有可能会撒谎。米兔一出现，地球上一半的人类突然变成几乎不会撒谎的生物，这真的是咄咄怪事。
事实上，有一些在这几年持续参加米兔案件的女权行动者早就看出来，有些所谓的“受害者”确实在说谎，一开始她们还给“受害者”找各种理由，直到这些理由再也不能说服她们，于是黯然退出，或者因为说出其中的一点端倪而遭到围攻和排挤。这样的发展路径，和历史上大多激进的政治团体，并没有太大区别。
然而历史上这些激进的政治团体背后的意识形态，很少是像女权主义这样的，它们大多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解放，而女权主义却很难说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想实现的更像是一种逆转的父权制。
女权主义很少告诉男性，女权主义可以给他们什么，它大部分时候说的都是，你们需要做什么？
你们需要成为一个男性女权主义者。然后呢？
成为一个男性的女权主义者有什么好处？一些女权主义者已经说过，那意味着可以远离父权制的评价系统，远离绩效主义，不需要通过自身的社会成就来评价自己。不需要通过社会成就评价自己，但却有可能通过性别来被评价。就像我们前面所说，一个女性成为女权主义者，得到的是无穷的赋权感，而一个男性成为女权主义者，得到的只有来自女权群体的不信任和无穷的自我攻击。
一个绩效主义者自我攻击，会认为自己没用，一个男性的女权主义者自我攻击，只是因为自己是个男的。
有另外一些女权主义者又说，成为一个男性女权主义者，就意味着与道德焦虑共处。
所以成为一个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就为了得到道德焦虑？
再说，其实一个人要完全超脱社会成就来评价自己，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无非就是从物质上的社会成就，转移到另一种社会成就而已，比如某个精神性的事业，或者自身某种修养的提高。只要存在评估的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就会存在攀比，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到时你可能会和其他人比较谁做的家务比较多，谁对自己的男性同胞表现得更加厌恶。
对于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女权主义其实也提供不了什么解决方案。
比如说，对于那些男性Incel（非自愿单身者），女权主义者其实没什么耐性，她们只会不断地重复，你们的敌人是这套评价系统，不是女权主义。这些Incel大多容貌不佳，而各种倡导平等的理论对于容貌不佳者关注甚少。进步主义高谈阔论权力关系，但从来不曾说过容貌之间的差距也可以产生权力关系，只是无比政治正确地强调每一个人的长相都有其可爱之处。这些正确的废话并不能缓和男性Incel的焦虑，当然女权主义者也不觉得他们的焦虑很重要，如果他们对女性进行犯罪，那就把他们抓起来好了。
同样的容貌焦虑和自卑，男性和女性在女权主义者那里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反应。如果是男性有容貌焦虑和自卑，女权主义者会说这是“有毒的男性气质”的一部份，你们有这样的感觉说明你们思想还是有问题；如果是女性有容貌焦虑和自卑，女权主义者会说这是社会化的产物，责任在社会而不是女性个人。
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这样的戴罪之身，居然敢开口问女权主义可以给自己什么，简直岂有此理。然而对于任何一种规范性理论来说，论证遵循该理论的动机何以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问题。难道真的要这样证明：因为女权主义是正义的，而一个合理的人有依照正义去行动的动机，所以一个合理的人有动机遵照女权主义去行事。上野千鹤子在和冯媛的对谈里说，一个男性应该做一个女权主义者，不然就变成性别歧视主义者了，背后似乎预设的就是这样的一套推理。且不说一般人在不在乎正义，万一女权主义并不能代表正义呢？
由于女权主义的流行，男性认可自己的男性身份变成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其中一部份人选择自我认同为跨性别女性，但这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如果一种学说，它的目的是让人类中固定的一部份群体，心灵永远遭受折磨，以作为赎罪，以实现另一部份群体的“解放”，那这种学说又谈何公平正义？
有的人认为，我为自己辩白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攻击女权主义。然而我这篇文章并不针对所有的女权主义，毕竟女权主义内部也有很多流派，有些逻辑甚至是互相冲突的（比如生理决定论的激进女权主义和以社会化为批判核心的女权主义，比如性解放女权主义与反色情的女权主义），我针对的是简中那些以“身份政治”作为政治的核心形式，以权力关系学说为理论根据，以批斗个人为运动重心的女权主义。
在2018-2019年，我接触过一些女权行动者，即便如今我对她们信奉的理念充满怀疑，但她们的人格依然让我敬佩，这也是我当年愿意参与米兔案件的重要原因。在这几年，我也认识许多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应该说，大部分都不是机会主义者。虽然我知道，这些以前的朋友为了证明自己对女权主义的忠诚，对我的攻击将会加倍残酷。
有许多人希望我低调、低调、低调，熬过互联网的记忆，然而我知道这并不行得通，因为我不是第一次经历网络审判，在小粉红那里，我这辈子都是和那个罪名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不奋起反击，我在少数派这里，这辈子就要和另一个更不堪的罪名联系在一起。
我读过很多描写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批斗的文字，每次看都有一个感想，为什么其中有一些人宁可自杀，也不抓住其中一些敌人，跟他们同归于尽？如今我自己终于到了这个十字路口，我也已经做出了决定：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如果这次被全面围剿而彻底社会性死亡，那我在心里也绝不会看不起自己。
这就是我对自己男性身份的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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