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正陷入困境，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就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说，它鲜有不陷入的困境的时候，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有一些新左派的人士误以为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并对此大加批判。[1] 然而这个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表象，在2012年后轻而易举就被权力的手指戳破，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本文将首先回顾两种对自由主义的困境的解释，在指出其各自的缺陷之后，也对其共同的问题进行概括，那就是“本质主义”和“唯心主义”。前者限制了自由主义对自身可能性的想象，而后者过分夸大理论内部结构对政治现实的影响力。本文认为，中国自由主义出现困境，主要还是由于能促成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在逐渐消失，这包括政治权力的有意打压和小粉红的崛起，但自由主义者自身的意志消沉，也使得自由主义在困境之中难以自拔。然而，自由主义依然具有其他政治学说难以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它与现代社会的匹配程度最高，最有可能成为理性公民的最大公约数，中国社会四十多年的发展，也积淀了一些适合自由主义生长的土壤，酝酿了让自由主义“破局”的机会，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是在自由主义之中挖掘出道义力量，不再将自由主义建立在工具主义和怀疑论之上。
对困境的两种解释及其缺陷
对于这种困境的产生，有一些学者倾向从自由主义内部寻找原因。应该说，自由主义确实需要自我反省，但某些学者批评的方向，在我看来是有误导性的。这里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将一些自由主义者的倾向当作是自由主义的特征，或者将有些自由主义者经常具有的特质，当作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比如王彬彬在《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一文中，引用过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里的一句话：“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似乎是由这个信条本身造成的……”[2]。王彬彬认为，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拥护专制，称颂独裁，甚至自身便成为专制和独裁者的工具和帮凶”，甚至认同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有着连续性”。[3] 马克思主义学者认定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有连续性，这个不足为奇，毕竟在他们看来，前者和后者都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对于这种理解，本文限于篇幅，不作进一步的评论分析。
王彬彬的文章提到丁文江和蒋廷黻主张“开明”的“专制”，又讲到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一系列暧昧的互动[4]，王彬彬对此的解释是：“自由主义者强调一点一滴的改良，他们永远要借助现有秩序，依赖现有秩序，因此，现有秩序无论如何糟糕，不管怎样腐败，都要先维持住它，都不能从根基上动摇它。”其实对于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完全可以有另外的解释，比如国民党统治早期，胡适认为国民党还有改良的希望，而到了国共内战时期，胡适认定共产党上台，只会比国民党更坏。王彬彬所引的胡适在1932年《独立评论》上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批评，以及1933年给汪精卫的信，并不能推出胡适对于什么样的秩序都愿意拥护。胡适固然既是自由主义者，也是改良主义者，但这不意味着“改良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必然构成，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对“糟糕的现有秩序”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现有秩序无法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也没有任何往自由秩序演进的迹象，自由主义者为何不可支持革命？
对于丁文江和蒋廷黻，也应作如是观。他们本人对开明专制的倡导，应该首先放在历史的语境下理解，即便认为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也很难直接将其归咎于他们原本的自由主义立场。
就近代历史而言，自由主义者确实常常反对来自底层的革命，为此不惜支持专制或威权政府。但这有可能是因为这些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资产阶级，他们那样的态度，跟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这最多只能证明自由主义对这些人的道德约束力不是很大，没必要因为一个人是自由主义者，就从自由主义里找他一切政治言行的根据。就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而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同样被“渐进改良主义”所笼罩，但这同样是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如天安门事件让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怀疑学生在广场上的不妥协态度是延续了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92南巡此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迅速推进，这也让自由主义者产生“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希望。而且，中外的自由主义里，激进主义者不乏其人，如果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有概念上的必然联系，那激进自由主义者算什么呢？
另一种有误导性的内部批评方向，是认定自由主义有某一种“正统”，并将自由主义的困境或失败归因于对这种“正统”的偏离。这种倾向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里广泛流行。比如任剑涛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困境》里认为，“汉语语境中的自由主义言述历来对自由之真实基础的论述不周”。他采纳了哈耶克的理论，即将自由主义的知识论基础分为两种，一是“建构理性主义”，二是“进化理性主义”，这种区分本身有其道理，但任剑涛接着认为。“依据前者，就只能导出积极自由论，发展为妨碍自由的伪自由论说。立于后者，则导出消极自由论，发展为扩展自由的真自由论。”[5] 这里的意思是，只有以进化理性主义为知识论基础的消极自由论才是正统，以建构理性主义为知识论基础的积极自由论，则是异端。
除了“哈耶克主义”，自认“正统”的还有“保守主义”。刘军宁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将保守主义认定为自由主义的正统，并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归因于“没有过柏克（Edmund Burke）意义上的、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认为，保守主义的“实质”就是“自由主义”，而且“真正的自由派不仅要保守公民的政治自由，而且要保守其经济自由”，然而，“在哲学上信奉理性主义，在政治行动上追随激进主义”的那种“自由主义” [6]，破坏了这一种传统，使得自由主义误入歧途。至于为什么保守主义的缺席导致了自由主义的失败，那是因为：“保守派（与刘军宁说的“保守主义”有所区分）由于过于顽固而抵制自由，激进派由于过于好高骛远而‘超越’自由，在社会上无法形成保守自由的力量，自由及其传统在中国无法生根。”[7]
上述的哈耶克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属于右翼的自由主义，一般而言，右翼的自由主义更容易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的“正统”，这大概是因为它们和17-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容更为接近。在思想史上，一种学说经过漫长时间的洗礼，会产生不少流变，到了某些时候，尤其是这种学说出现危机的时候，总有一些变种会宣布自己是正统，将其他斥为异端，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然而，当它们宣称学说的危机来源于对正统的偏离，而走出危机的办法就掌握在它们手上，我们就得仔细想想，这究竟是一个真实有效的归因，还是它的新教义的一部分。
“正统论者”的其中一些认为，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不少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如罗隆基、储安平等，所以他们算不得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这种倾向还影响到其中一部分人的政治抉择，使得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共产党。这种说法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即便它能成立，那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是绝然不合理的，也不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在1940年代的失败，要归咎于他们的自由主义里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
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理型，那它应该如何自我定义？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就是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等内在价值的承诺，所以它既包括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也包括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它包括阶级、性别、族群、地域等维度的平等，包括代议民主和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还包括程序正义、补偿正义和分配正义等。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是无所不包的，而是说，它对内在价值的承诺有可能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当然不同人对哪一种形态才是适应时代的，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上述192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应该把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和消灭剥削结合起来，有些人对计划经济持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被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所言中，但他们在那个年代，持有那样的立场，并不是多么不可理解的事，这种含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在欧美的实践也并没有像哈耶克所说，铺就了普遍的奴役之路。
这两种从自由主义内部进行批评的立场，有两个共同点：它们都将某些时常与自由主义伴随出现的理论、要素、特质、倾向等，视为自由主义的本质的一部分，这点可以概括为“本质主义”；它们都将“思想”在历史中的作用抬得太高，甚至认定思想内部的构成具有决定其自身在历史中的成败的作用，这点可以概括为“唯心主义”，尽管我们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去批评它们。
2012以来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自由主义认同及其困境》一文中，王中江颇有见地地指出：“我们之能够采取自由的立场去要求和争取自由，恰恰又要以现实‘某种’自由度的存在为前提。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要形成一个自由主义运动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运动既是整体上的不自由又是局部上的小小自由这两种似乎是相反的力量双重驱动的结果。”[8] 所以中国自由主义陷入困境的首要原因，不是别的，是当下不存在一个允许自由主义发展的大环境。
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大概不会接受这样的概括，他们会举出各种例子，证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多么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或者证明在中国民众之中流行的某些观念或现象，明显是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或者证明在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里，有多少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会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然而，这些和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否拥有最低限度的能够“发展”的环境，并没有任何关系。不仅没有关系，而且上面这些还有可能让一些自由主义者产生自由主义尚未陷入困境的幻觉和没有根据的乐观。
自2012年，即现今领导人上任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境况就江河日下。首先是针对高校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出台了“七不讲”，对于那些敢于挑战禁令的，开除、停课、取消退休金都是稀松平常的操作。针对2010年前后在舆论场上风头正健的“公知”，国家勒令各个平台严加整治，封禁了大量大V的账号。高潮是在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关押，“709律师”遭到大规模逮捕，《慈善法》的出台也使得大量接受境外资助的NGO处境艰难。2017年，有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地下基督教会的活动变得日益危险。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宪法修正案得到通过，铁幕全幅落下。
我们可以做一个反事实的设想：假如在1990-2018这三十多年间，中国的自由主义不再相信改良主义（如王彬彬所说），或坚守某种正统理念（如任剑涛或刘军宁所说），自由主义可以逃过一劫吗？大概率，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自由主义的自我反思是必要的，但自由主义之陷入困境，和它自身的缺陷，尤其是理论上的缺陷，关系并不是太大。那自由主义究竟要自我反思什么呢？通过什么样的反思，中国的自由主义仍有希望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如今自由主义者想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或组织取得成功，固然是希望渺茫，但即便是一部分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启蒙”，同样是困难重重。在舆论和传播环境方面，中国自由主义现在面临的困境，比起上世纪4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上世纪40年代，在恶劣的舆论环境下，依然有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和张纯明主编的《世纪评论》，作为自由主义的媒体阵地。[9]其中在《观察》上，曾发表过不少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来说有着深远意义的文章，比如吴世昌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萧公权的《说民主》、韩德培的《我们所需要的“法治”》、杨人楩的《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和《张东荪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等。[10]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认为如今网络发达，自媒体平台又俯拾即是，做自由主义启蒙的平台帐号不可谓凋零，自由主义的受众如何会比1940年代更为稀少？平心而论，说自由主义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那确实也是矫情，但既然是舆论传播，讨论的自然并非声音的存在与否，而是不同的思想观念是否具备公平的传播机会。
前面已略述自由主义在言论上遭受的限制，如对学者在大学内传播带有自由主义的理念进行规训与惩罚，对最有影响的那一代自由主义大V进行封号和禁言等。中国当局所要创造的“反自由主义”舆论环境，是全方位的，媒体的党报化和大学的党校化是一个方面，出版社和媒体平台的多种审查是另一个方面，前者针对的是体制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者针对的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对于有志于自由主义启蒙的知识分子来说，谋生手段大多有局限性，若非栖身于大学、媒体，就是依靠出书和自媒体变现，上述两种对媒体的控制，实质都是以“饭碗”相威胁，让知识分子闭嘴。这一办法卓有成效，与2010年左右相比，如今在简体中文网络上能看到的“自由主义启蒙”，可谓和风细雨、隔靴挠痒，但即便如此，大部份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帐号依然难逃封号的命运。
民间的、线下的公共文化活动，就算不涉及具体的行动，但只要牵扯到自由主义的理念，都难免产生“被举报”和“被喝茶”的恐惧，严重的可能要被扣上“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的罪名。当局是否真的认为这些活动危及政权根基和社会稳定，这个无从得知，但基层部门为了应付上级和完成维稳的KPI，依然对其进行不懈打击。有时为了杀鸡儆猴，甚至不惜“连坐”，让组织活动者产生忌惮，为了不连累他人，干脆不再组织。如此莫说自由主义的理念得不到传播，自由主义者也将在无所不在的恐惧之中丧失一切现实的联结，逐渐走向原子化。不得不说，这正是针对自由主义的社会控制的目的。
小粉红的崛起
有人可能会有疑惑：女权主义同样遭到当局的污名和打压，甚至被当局定性为“境外势力”，为何女权主义不仅没有式微，反而势头愈来愈猛，在微博、b站、知乎等国内平台都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中国女权主义有许多值得中国自由主义学习的地方，然而，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在当下遭受打压，有着不同的原因。首先，自由主义要改变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女权主义要改变的更多的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如果说现今的执政党对于后者感到难以接受，那对于前者，则是完全无法容忍，因为这等于直接挑战其执政地位。其次，中国女权主义的其中一部份，被称为“粉红女权”，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相当高的认同感，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时代有着“解放妇女”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传统，性别平等程度甚至比当下的中国要更高，另一方面，这些女权主义者对于在自由民主制度仍然难以实现全面的性别平等感到恼怒，并认为这样的制度更具欺骗性，反倒是一党专政更有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性别平等问题。粉红女权不仅不会在网上攻击当局，甚至当她们发现“行走的五十万”，还有可能主动举报，女权与执政党的紧张关系，经常可以被她们自己内部消化。相比之下，“新时代”以来，改良主义者在自由主义里的比例应该是大大下降了。最后，那些被认定为“境外势力”的女权主义者，被打压的原因与自由主义者较为接近，这些女权主义者恰恰意识到，不改变当下的政治制度，女权的理念就没有任何实现的希望，自由民主制下的性别平等状况固然不如人意，但总比保守专制之下要强。有这种意识的女权主义者，遭到当局的打压和污名，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几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在当局和平台以外，有一种民间力量充当“审查”的主体，那就是所谓的“小粉红”。上面所说的“粉红女权”，可以算是小粉红的一种。以往在自由主义者里面有一种观念，那就是民间不管怎么吵来吵去，民间对自由主义的意见，与当局对自由主义的看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小粉红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幻觉。小粉红并不算体制的一部分（尽管有人坚定地认为他们受到某些部门的授意和操纵），他们的本质是民粹派的国家主义者，有人曾将他们类比为日本1930年代的“皇道派”。小粉红认为国家、体制和人民，三者的利益是一体的，而自由主义则是这个国家的毒瘤。相比之下，倒是建制派国家主义者（比如胡锡进）有时更能意识到这三者的利益不一定完全一致，因而对自由主义有着某种策略意义和姿态意义上的宽容。这说明，作为民粹派国家主义者，小粉红的“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更为彻底。[11]
小粉红对于自由主义言论的审查，比起当局和平台要更无孔不入，因为他们就在自由主义者的周围。在2012年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他们周围的朋友也会有政治观念上的冲突，但基本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小粉红认为持有自由主义信念就是要搞“颜色革命”，将其视为对国家人民的背叛，所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举报，对于他们来说，举报“恨国党”和举报刑事罪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为了捍卫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在权力不愿下场的时候，他们会动员起自己的力量，以网暴的形式，对被他们盯上的人进行制裁。有时网暴达到一定规模，就会引起权力的注意，当事人最后往往要同时遭受社会性死亡和来自权力的惩罚。
这对于有志于自由主义启蒙的人来说是个双重灾难：一方面，有的人不那么害怕丢掉饭碗或者被有司“喝茶”，但却害怕被小粉红盯上，因为前者一般以恫吓为主，不置人于死地，但后者却是非理性的，下手没轻没重，事后也不会有人担责；另一方面，小粉红的批量出现，说明自由主义的启蒙在国家主义的宣传面前，犹如蚍蜉撼树，要将一个人变成自由主义者，需要持之以恒的说理和辩论，但与之对立的声音，可以没日没夜地在电视、报纸、教科书、宣传栏、抖音、b站、微博重复千遍成为真理，一想到这里，自由主义者不免心灰意冷。
“躺平”的自由主义者
外部的环境固然万般艰难，但雪上加霜的是，在自由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躺平”的倾向。
自由主义者的“躺平”，一部份体现在“润学”的大行其道。“润”就是“跑路”（run），指的是移居国外。由于大环境日趋恶劣，有一部份持有异见者对于国内形势的好转失去信心，转而将目标放在“肉身翻墙”。应该说，作为一种个人的选择，“润”本身无可指摘。对于一些面临来自政权的打压和小粉红的人身威胁的人来说，“润”可以说既现实又迫切。然而当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将“润”作为一种整体方案来解决自由主义的困境，并以此沾沾自喜时，那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掩耳盗铃。“润”本身并不解决任何一种系统性的政治问题，毋宁说，“润”的流行正是系统性的政治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表征。更不用说，对于大部分人，“润”甚至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自由主义者“躺平”的另一种体现，是有些自由主义者将“明哲保身”粉饰为“消极自由”。以赛亚·伯林（Isiah Berlin）大概是除了哈耶克以外，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消极自由”概念，几乎是重塑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然而，当有些以往慷慨激昂的启蒙者为了避免惹祸上身而三缄其口，却又将“消极自由”作为自己回避政治锋芒的理由时，这不仅是扭曲了“消极自由”的理论内涵，而且也将自由主义的政治性一并压制了。[12]
自由主义尊重个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选择，并对选择的条件进行了制度化的保障。不过这是在自由政体建立起来以后，在这样一种政体建立起来之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只有作为一种道德话语存在的“天赋人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反而是意识到“消极自由”之可贵的人，应该为建立这样的制度付出自己的努力，倘若自己有别的义务要承担，不能以身犯险，或者单纯不愿以卵击石，那都无妨于自己做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将“消极自由”大声喊出来，为自己的沉默无为做掩护，这就有点让人惋惜了。
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搭便车”难题：绝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去为建立自由民主付出代价，但他们都觉得自己有权利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政体之下，于是他们要么“润”，去享受一种现成的自由民主，要么等，等着别人去付出代价，要么忍受，一边忍受现状一边抱怨。
于是自由主义陷入两难：由于现实的困窘，去责备任何一个个体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不去行动不去启蒙，都显得有点苛刻，但如果每一个自由主义者都持有这样的心态，自由主义就更加没有希望，因为即便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了建立自由政体的机会，习惯上述心态的自由主义者也已经丧失意志力，机会到来也把握不住了。
自由主义陷入困境的首要原因确实是政权的打压。政权将自由主义者里付出实际行动的人投入监牢，又将自由主义启蒙的舆论传播条件剥夺殆尽，它不断挤压自由主义者的生存和谋生空间，还培植出大批量可以监视他们的人，让他们无时无刻不活在恐怖之中。最重要的是，这种打压范围之广阔，强度之剧烈，时间之持久，让人难以否认自由主义要继续发展之无比艰难。正因为此，自由主义者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不再积极有为，不再锐意进取，其内部弥漫着一股听天由命的气息。自由主义对于年轻人不再有吸引力，这不仅是因为政权将中国自由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历史完全抹煞，斩断其传承性，而且还因为，如今的年轻人对于这样一种老生常谈、暮气沉沉的学说，没有半点同情和兴趣。
自由主义的“势”
这样说的话，自由主义究竟还有没有希望去影响中国的未来？还是说，自由主义就此一蹶不振，过气了，不合时宜了？
自由主义的优势一直是在的，这种优势在被打压以后，也不曾遽然消失。自由主义的优势，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生活方式”。这里说的“现代生活方式”，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说的“现代社会想象”有点类似，但比后者要“薄”一点。简单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性”，回不去了，现代性的政治需要满足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即便像汪晖等人一直鼓吹“另类的现代性”，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辩护，但后者与现代生活方式，依然是有很大张力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当下包括但不限于：祛魅、市场经济、互联网和个体化。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可能建立依靠像共产主义这样的强意识形态，而政权的统治，也需要考虑市场经济可以运作的最低限度要求，“防火墙”（GFW）固然可以让大部分人屏蔽掉海外的信息，但长期来说，一些重大的信息依然会在墙内流传，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已经被个体化的生活方式所暗中破坏。
这既是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优势条件，也是改革开放的社会遗产。改革开放还带来一定的“精神遗产”。这种遗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尚未完全成型的公共文化，二是体现在精英阶层的价值共识。[13] 关于这两者的具体分析，本文不多赘述，只需要提到一点，即这些精神遗产虽然不包括对民主（尤其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的信念，但却包含相当多自由主义的元素，比如对于市场、法治、权利话语和全球化的认同。尽管这些只是精神遗产，比起作为社会遗产的现代生活方式，要更加脆弱，但目前它们尚未被摧毁，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想回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年代。
一种“主义”的发展，当然可以只在纸上进行，但却不能不考虑“势”的作用。这一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在“势”的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彭载舟的出现和白纸运动的发生。自刘晓波以来，锒铛入狱的自由主义者无数，但鲜有因为直接挑战政权合法性而入狱的。彭载舟没有提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他有的只是几句朗朗上口的口号，还有飞蛾扑火的勇气，但这种勇气正是当下的自由主义所急需的，他凭一己之力撒下了星星之火，在白纸运动成为燎原之势。
白纸运动已经过去近一年，但依然不容易评价其历史意义。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运动的出现是极其振奋人心的。运动对于“防疫”政治的结束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运动的规模和一些细节让领导人丢失脸面，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它最重要的意义是象征性的，昭示性的。自激进的左翼青年和青年女权行动派被镇压以来，许多持有异见者对于中国的年轻人印象不佳，因为这几年充满着小粉红将简中互联网闹得天翻地覆的记忆，小粉红以外的那些年轻人，好像大多也是政治冷感。然而白纸运动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中国并不缺乏有热血、有头脑、有行动力的年轻人，只是他们陷于与自由主义者一样的困境，没能与同温层建立起联结，他们看不见彼此，以为自己只是特例，长期处于政治抑郁，是乌鲁木齐的大火让其中一些人首先站了出来。
白纸运动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被化解了，但运动创造的“势”并没有消失，它让执政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时保持敏感的神经，因为被分散的年轻人有可能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迅速集结。
下一次危机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也陷入了困境。首先，由于美欧的有意脱钩、外部需求的疲软和全球供应链的重新整合，中国的出口订单在急剧减少，而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真正引擎，出口的熄火将导致中国的经济的全面减速。其次，由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濒临崩溃，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迅速缩水，而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甚高，在没有新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地方不得不克扣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减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最后，由于经济的整体萧条，失业率高居不下，消费疲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而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已经超过千万，青年失业率已经高到统计局不敢公布的地步。
自改开以来，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逐渐从“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变为“绩效合法性”[14]，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好，人民生活有盼头，老百姓就拥护执政党，经济发展停滞，人民陷入绝望，就有可能人心思变。尽管当局有可能放弃对合法性的追求，改用全民高压统治的方式，但这样的统治方式本身成本极高，而且需要政权内部各个部分的高度配合，这本身就会让政权变得极其脆弱。况且，最近高层的一系列变动，说明政权内部各个部分的配合程度并不令最高领袖满意。
中国经济的骤然失速，不仅有可能导致整体性危机，而且也给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些机会。过去四十年，大部分中国人都相信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因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而不是因为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且恰逢其时地分享到全球化的红利。此次失速，高层出尽浑身解数，依然无法拉动经济分毫，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将是宝贵的一课，有益于建立良好的现实感知，打破对全能政府的迷信。
然而这样的危机不一定会导致政权的土崩瓦解，只要政府不折腾，维持现状依然是可能的，大部分中国人并不希望中国乱。而且即便政权出现意外，受益的也不一定是自由主义者，而更有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民粹派国家主义者，或者更进一步，某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者。这不是杞人忧天。一方面，民粹派国家主义有着比自由主义更大的受众基础，尽管白纸运动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沉默的、对国家主义有着强烈不满的年轻人，但难以相信他们的数量会比小粉红更加庞大。另一方面，民粹派国家主义者在对“恨国党”的网暴和对外网的出征中饱经磨练，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论组织，论动员，论手段，自由主义者恐怕都不是对手。民粹派国家主义者有可能会宣称，这一次中国出现的大乱，原因一在境外势力，二在国内的叛徒，也就是自由主义者，这样的伎俩在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一战后在德国广为流传的“刀刺在背”说，就是这样的极右翼宣传。
在这样的形势下，自由主义者的希望，在于其左右两翼各自的联结基础。自由主义右翼里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者，与基督教群体有着广泛的联结，而后者在中国有数千万之巨。自由主义左翼的情况则稍微复杂一些，依靠作为其群众基础的那一小撮小资产阶级，那是万万不够的，左翼自由主义的出路只有在于与反国家主义的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联合。
有人会问，为何后两者会将自身的群众基础“借”给左翼自由主义？这大概还是因为，人类目前可行的政体还是有限的。女权主义本身并不对应一种政体，而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并不必然互斥（毕竟不太可能重新回到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希望某种右翼威权政体得势，自由民主政体依然是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好的选择。
自由主义的道义力量
从以上描绘的图景来看，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困境多于希望，局限性多于可能性，但中国的自由主义依然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品质，这种品质正是来自自由主义本身的道义力量。当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与严复、梁启超这些初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后者的问题意识，是从“中国”出发的，而前者的问题意识，是从“中国自由主义”出发的。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对于后者来说，自由主义的工具价值凌驾于其内在价值，而对于前者来说，自由主义内在价值凌驾于其工具价值。[15] 前者之所以持信自由主义，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可以让中国实现富国强兵，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由主义具有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在最低限度，它可以让这个国家的人免于来自政治的恐惧和来自政治权力的残酷对待。正因为这种对自由主义的道德正当性的确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担当”（commitment），愿意为了它不计代价，放弃肤浅的利己主义。
胡适那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对于“确信”，是有抗拒的，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写道：“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16] 针对这种将自由主义奠基在怀疑论的做法，左翼自由主义的周保松曾经在《自由与容忍》中提出过反驳。[17] 正如里面所提到的，怀疑论与容忍，反怀疑论与压迫，其实没有必然关系。不惟如此，怀疑论并不会让其持有者对自由主义产生任何担当，它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出反自由主义的结论：既然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那“自由”未必是好的，“专制”当然也未必就不好。事实上，对于自由主义的“确信”，不一定要来自教条的狂热，完全可以是基于合理的道德证成（moral justification）。就其后果而言，对于自由主义的确信，甚少会产生对于其他学说的实质打压（总不能说论辩和批判也算打压）。倒是可以说，在艰难时期，只有基于“确信”，才有可能产生行动，基于怀疑论，更有可能产生漫无目的的破坏。
对自由主义的道德正当性的确信，可以让我们对自由主义有道义的担当，也可以让我们保持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乐观（existentialist optimism），这种存在主义式的乐观，也可称为“西绪福斯精神”，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明知道自由主义失败的概率很大，仍要坚守自由主义的立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1949年前已经失败了一次，历史给了它第二次机会，但它有可能再次失败。照这么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应该是失败透顶，要被扫尽历史的垃圾堆里，但这样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好畏惧的，德国的自由主义不也在1848和1933失败了两次吗？如今德国已经成为欧洲民主的楷模。
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也要有梁启超当年写《少年中国说》的气象：“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18] 尽管我们与严复、梁启超在忠诚之归属上不太一样，但有一点上是相似的：我们和他们，都想将活力、斗志和决断注入自己所认同的、因为受尽严酷打击而意气消沉的共同体之中。这当然是一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m），但自由主义现在需要这样的唯意志论。这与前述之“唯心主义”的不同在于：我们并不认为，为自由主义注入这样一种精神力量，一定会使自由主义在现实政治获得成功；毋宁说，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自由主义留得青山在，不在严冬之中衰败，以待来者。
结语
行文至此，我必须解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不讨论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而专注于中国自由主义在实践层面所遇到的困难，这是否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有的人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推动普适的自由主义理论发展方面，似乎乏善可陈。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目前仍停留在对外国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引介和解读上，缺乏创新性的推进。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算得上什么理论困境，毕竟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出现了几百年，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也是首先在西方得以实践，不管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还是由实践所引发的理论问题，当然是西方人先遭遇到，也先由他们来解决。况且如前文所说，即便中国的自由主义真有什么理论缺陷，那也不是它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并非没有理论创新，只是这些学者缺乏正式的理论讨论的机会，他们的理论创新只在小范围被人所知。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是在与国家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短兵相接中发展自己的学说的，他们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去面对其他主义的在中国的语境下所带来的挑战，这些论述的价值应该得到肯定。另者，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的任务，可以说是人类政治史上最艰难的任务之一：在这样一个准极权政体之下，要去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制度，这样的经验在人类历史上是匮乏的，以往自由主义者面临的对手，都比它如今面对的这个要文明得多。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这其中的摸索、观察、反思和总结，本身就是自由主义的精神财富，实践和理论之间，如何分得清楚？如何可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主义没有创新的贡献？胡平说：“我们这一代的自由主义，是再发现，是重新发掘；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内生的，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深刻而痛苦的生活经验’，‘从切身的忧患’的独立思考而获得的。”[19] 这何尝不是几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集体肖像？
[1] 参见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收于《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2]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p. 171
[3] 同上，p. 165-168
[4] 同上，p. 169-173
[5] 同上，p. 469
[6] 刘军宁，《保守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p. 27-29
[7] 同上，p. 261
[8] 刘青峰，岑国良（编），《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p. 383
[9] 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p. 337
[10] 《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p. 388-390
[11] 参见陈纯，《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和《中国国家主义的分裂》，收于《国家主义的阴影——学者、民粹与少数派》，纽约：博登书屋，2023年。
[12] 参见陈纯，《中国伯林学》，收于《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纽约：世界华语出版社，2020年。
[13] 参见陈纯，《从对#MeToo的三波批评看公共文化的生成》和《从任正非的访谈看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共识》，收于《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
[14] 参见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年。
[15] 详见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6] 胡适，《容忍与自由》，收于《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潘光哲（编），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年，p. 134
[17] 周保松，《自由与容忍》，收于《政治的道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
[18]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引自《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p. 225
[19] 胡平，《余英时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写在余英时先生逝世两周年》，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7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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