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其实是个误会，从小到大，我一直渴望被某个群体所接纳，为此不惜违背自己的内心。我所谓的“特立独行”，无非就是大部份群体都融入不了，如此而已。
我并不擅长让自己在群体中受欢迎，只是擅长让自己被注意到，被注意到的结果，常常就是被厌恶甚至被憎恨。我永远忘不了一位初中好友在毕业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你在这个集体的形象已经无可挽回，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在新的集体中经营自己。
为什么会被注意到，又为什么会被讨厌呢？会被注意到，无非就是两点。一是我有某些方面的过人之处，二是我的想法和行为和别的人不一样。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都有一些长处，如今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却算得上引人注目。至于想法和行为与众不同，这确实不是装出来的，相反，我曾经很努力地装作自己和别人什么区别，但都失败了。我看徐克拍的《青蛇》，感触最深的不是情爱的部份，而是青蛇不经意说的一句，做人太难了。
做人太难，主要是合群太难。小学最为惨烈，几年下来勉力维持，还是落得被霸凌被排挤的下场。有一些认识我的人是不信的，因为我父亲和教导主任是朋友，语数英三个科目的老师都给予我某些优待，他们认为我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事实上，六年级有超过半年的时间，每周五放学我都被拖到某个后巷，一名绰号“白痴”的同学，在一群冷漠的同学的围观下，对我拳脚相加，往往是打到我爬不起来为止。我也还击，有一位旁观的同学认为我的腿功不错，但那时的我不足一米五和四十公斤，腿脚的威力可想而知。
初中是我在人际关系上最为努力的几年，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开头，让人看得见希望。让我产生这样的虚假希望的人，被我叫做“川哥”，并没什么背景，只是我们都在分班后的第一天走错到同一个班级，算得上半个患难之交。川哥家住翠竹某高档小区，23楼，他有个朋友昭哥，是隔壁9班的，和他住在同一栋。现在昭哥的微信我还留着，但我和川哥，在初中以后就没来往了。
初中班上，男生有两大群体，一个是足球队，另一个是游戏机党，因为游戏机党的党魁坐在我的前面，而且川哥后来也喜欢上了“星际争霸”，我和后一群人走得更近一些。每天中午，我跟着他们一起去螺岭小学附近吃猪肠粉，然后辗转去到一家“机室”。这种机室再过几年会叫“网吧”，设备装修基本一样，只是可以上网。游戏机党对我也不是霸凌，他们就是单纯和我相处多了，觉得不喜欢。他们一行人本身喜剧色彩浓烈，自称“昆记”，因为党魁曾被送绰号“逢人昆”（粤语，遇谁骗谁），有一位叫“坚叔”的同学，初三帮他写同学录，赠语就是“祝昆记生意兴隆”。昆哥大学读核物理去了。
昆记原本其实只有三个人，昆哥、太监和我。后来还有奶牛、电池、傻包和川哥。其实从这个起花名的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个班好人不多。昆哥花名又叫“乌龟”，还是我起的，因为他姓“邬”。“太监”因为言语举止比较阴柔，“奶牛”只是因为胖和有钱，我也曾被叫做“丧尸”，据说因为长得像。给我们起这些花名的人，自己的花名倒是稀松平常，叫“肥佬”，是足球队的核心，他们队里有“鸭佬”、“隆胸”、“毛磊”……肥佬还会给女生起花名，比如“装甲车”、“毛主席”、“elephant”……
在这样的环境生存并不容易，对我来说尤其难。三年下来，鸭佬和电池在毕业晚会上高票并列为“班草”，说明他们不仅在长相上，而且在“做人”上，赢得全班的一致认可。我相信如果有最不受欢迎的人的投票，我估计可以高踞榜首。
首先，我长得实在太难招人喜欢了。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身高优势的话，那初中只能叫发育得快，即便我初三已经长到175，大部份人还是停留在我150左右的印象。面相的话，从我的花名你们也可以略知一二了，最严重的是，等到我身高变得明显，脸上又开始长出了青春痘。那时说一个人丑，叫“样衰”，但这两个字一起说又有点不雅，所以女生一般会说“好样”，其实就是“好样衰”。我就是被不少女生背地里都说过“好样”的人，大胆一点的当着我的面也说，跟不上流行文化的我还以为她们在夸我。
我不仅长得不行，而且连一技之长都没有。因为有一个处处针对我的数学老师，奥数已经让我产生PTSD。打星际是既菜又容易急眼，惹得川哥直接和我断交。拳皇自始至终都是中等偏上水平，跟阿水那种能一粒游戏币打一个下午的人差太远。我投篮挺准，但是运球、过人、防守、上篮、篮板全是短板，近视度数上来以后，更是基本打不了。算下来，只有唱歌比别人好一点，但这项本来可以讨人喜欢的技艺，却让我更加受人针对。总的来说就是，我既没有机会让女生因为我唱歌好听而喜欢上我，但却让一些男生觉得我唱成那样是对他们的羞辱。
如果我老老实实地呆一边去，那大约也不会那么招人恨，用潮汕话来说，我很爱“觜精”（多嘴）。我也给人取花名，而且流行度也非常高，比如我同桌，被我叫grandma，起因是有一次台上的英语课本演绎，我把台词里称呼她的mom，改成了grandma。其实我真的有点有眼不识泰山，我初中的两个同桌，可能是那个班里跟我后来的文化趣味最接近的。grandma初一就对我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一个字也没念错。初二那位同桌更是借给我数十本世界文化名著，对我有再造之恩。
我不独给人起花名，而且上语文课也喜欢接老师话。这大概是那两年培养起来的新爱好：我对文学常识极为熟悉。在熟读文学名著之前，我已经熟读了文学掌故和文学理论，主要是外国的。我甚至怀疑我喜欢文学也是一个误会，我喜欢的可能只是理论，只不过恰好最初接触的是文学理论。不管怎么样，我说了很多连语文老师都未必知道的事情，但并没有让同学们觉得我很厉害，反而愈加让人恼怒。毛亮有次看到我在抽屉下面看书，一把将书抢了过去，看了封面的梅菲斯特，咧嘴大笑道，你在看圣经吗？
当然，我不受欢迎的原因，也包括一次失败的恋爱。我这里说“失败”，不是因为我们最后分了手，而是因为我和全班大部份人都以为我和她在恋爱——为此他们给我贴了一个“西门庆”的标签，以示对我横刀夺爱的惩罚——唯独她和她的闺蜜知道我们不是。那时的我不懂得如何面对得而复失，悲伤、颓丧、懊恼、喜怒不定，众人纷纷看在眼里，于是活成了一个笑话。毕业晚会的时候，我还憧憬着她的出现，在这件事已经注定失望以后，又憧憬着这个班的同学可以友谊长久。我是真的看不出自己的人缘有文章开头的那位朋友说得那么差！
2002年元旦倒数，是我人际关系的滑铁卢。所谓“滑铁卢”，不是意外之败，而是真实的处境赤裸裸地暴露在你的面前。31日我约高中的同学，但他们都要找初中老同学一起过，我又联系了初中的同学，但他们都要和高中新同学一起过。当晚我一个人去到倒数地点，零点过后，人群从中信广场往大剧院的方向走。在邓小平像下面，我见到初中六班的几个人向我迎面走来，其中一个正是我现在的高中同学，在另一边，我看到初中同学阿Sam牵着女朋友的手走过。两批人，或者看见了我，或者没有看见，我像触电一般远远地躲开，现在每次想起，那种尴尬的感觉就像猫爪挠玻璃。
以前我写过这件事，还不止一次，但我一直理解不了，只是把它作为自己被嫌弃的人生的一个缩影和理型。每一次我以为自己摆脱了它，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将我打回原形。在红岭路上我碰到了诗平，这是一位从小和我都在同一个学校，但却不能被称为“发小”的朋友。他和一个女孩子走在一块儿，看着我明明是羡慕但却假装是使坏的笑容，他条件反射般的解释说，这是我前女友，我们刚刚给了一个流浪儿童一百块。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让我好受一些。
大约经过这次以后，我很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体会到那些遭受贝壳放逐的雅典人的心情。其实人际关系极其糟糕的这几年，在我的记忆里占据了极大的份量，并不是说我念念不忘自己的失意，而是那种失意让我的精神触觉变得异常敏锐。我记得当时阅读的散文片段，记得车上一个善意的白色笑容，记得深夜便利店灯光的色温和显色指数，还有爱情电影里的709394。相比之下，我三十岁以后的人生都太顺利了，以至于对私人生活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直到梦境里邓小平那幅画像掉下来砸到了我，诗平的前女友也在红岭路上对我持枪追杀。
高中的后一年半，以及大学四年，我都没感受到什么合群的压力，这有可能是因为我变得游刃有余，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几年我接触的群体都比较宽容，大约还是后者居多。我再一次遭遇合群的压力，是研究生第一年，遇到施派诸君。这真是一件讽刺的事情：自诩心性高人一等、遗世独立的精神贵族，其实是我在中大遇到的抱团最紧的群体。在学校里，施派术语是思想货币，是辩论中能碾压他人的逻辑王牌，是能挑衅老师的学术护身符，也是能为屠杀自由派正名的祖传大法典。因为我身边遍布施派，就连宅心仁厚的现象学门徒也是施特劳斯的私淑弟子，我的这种不满一直等到2013年底，也就是我已经远离这个群体的时候，才彻底暴露出来。然而，网上对《施派的逼格》反应之激烈，依然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们都以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必然思想自由，不屑拉帮结派，这也是一个幻觉，学术界是我见过的山头最多的领域，因为除了理念的不同，资源的分配、权力的介入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山头。而且普通人撕逼和站队，依据的是个人利益，内容都是鸡毛蒜皮，知识分子撕逼和站队，会用许多大词，甚至上纲上线。
不过我以前关注的都是“大知识分子”，或者说已经成名的、具有一定思想原创性的知识分子，忽略了“小知识分子”（petty intellectuals）。所谓小知识分子，就是我在《人情之累》里说的，“有旺盛的求知欲，尚未形成知识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但却易于产生对某些原则的笃信”。最典型的小知识分子，当然是还在求学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甚至大部份的传统媒体人和自媒体人，相当一部份的大学老师，也是小知识分子的一员。小知识分子是知识和思想的传播者和受用者，而不是生产者。
一直以来，思想史都更多地在研究那些大知识分子，但忽略了小知识分子对于推动社会观念变化的重要性，我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证实这一点，而是想在肯定这一点的基础上，提出以下的观点：那些对激进的大知识分子之缺陷的批评，大多也能用在小知识分子身上，而且因为后者人数更多，具有群体效应，所以这些缺陷会被放得更大。
我在《青年启蒙者和他们的时代》一文所提到的“北斗”社团，就是一个纯粹由小知识分子发起的“大学生自我启蒙运动”。这个社团的老人如今对我恨之入骨，但我是肯定他们的历史意义的。我在肯定他们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也要指出，他们这样由小知识分子构成的群体，在取得巨大影响的前后，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经典的批判知识分子的著作，有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未竟的往昔》，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有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和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有些知识分子的问题古今中西皆然，比如我在《人情之累》里提到的“对于抽象原则的痴迷”，有些可能跟特定的文化有关，比如林毓生先生说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政治等）问题的途径”（cultural- 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1]但他们研究的都是大知识分子，而且也没有特别提到群体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有点近似，但掺杂了政治权力这个变量，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潘光旦等知识分子的行为是迫于政治的压力，还是迫于群体的压力。
相比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更容易被“运动”所吸引。在2010年，我就是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前面说过我是一个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人，在人人网时期也是如此，而北斗及其周围，确实是能人辈出，容易让人产生“与有荣焉”的感觉，我和其中一些人很快就一拍即合。小知识分子的心态其实很好理解，其中一些看中的是“人多力量大”，聚力以成事，另一些看中的是“人多声势大”，将自己变成一个更大的自我的一部份。
将自己融入更大的自我的那些人，自然对这个群体的成员身份看得极重，不容对其有一丝的诋毁。印象中有三个人因为对北斗出言不逊而遭到围攻，一个是木匠，一个是李硕，一个是我。我忘了木匠说了什么，和双方的政治理念有一点关系，因为木匠是“钟表党”（中华渐进主义表态党），对北斗鼓吹的激烈变革冷嘲热讽，或者用北斗人的说法，“阴阳怪气”。李硕嘲笑北斗是“民小读书会”，但2012年的时候，北斗已经日薄西山，对付木匠所用的逼人站队的打法已经不好使了。我2015年写了一篇纪念大猫的文章，对这些曾经的理想主义青年如今灯红酒绿的生活一顿挖苦，他们接受不了，逼着一些加了我的人删好友。
不过公平地说，北斗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群体，还不足以完全体现群体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原因有几个，一是这个群体虽然一度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实际辐射范围有限，用当时一个小黑子的话来说，“离开人人网，有几个人认得你们？”二是即便当时自由主义是人人网政治圈的主流，但北斗在这个更大的群体内，并不掌握自由主义的解释权，北斗内部在倾向奥派的元老和倾向左翼的年轻一代之间也有分歧。三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尽管难以杜绝党同伐异的现象，但毕竟难以接受个体在群体面前的全然屈从。
上面的分析说明，合群压力的大小，一方面和这个群体的规模以及个体自身的活动范围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群体内部流行的意识形态有关，如果你无处不在那个群体的辐射范围，且这个群体内的意识形态是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那这个合群的压力就会变得无限大。就这个意义而言，小粉红（具有侵略性的那种，不是一般的爱国者）虽然甚嚣尘上，但给少数派带来的合群压力却未必有多大，因为一个少数派的社交圈内未必有多少小粉红。
大约从十年前开始，我发现自己渐渐进入了一个群体的辐射范围，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个群体，姑且叫它W[2]。一方面，我研究的分析政治哲学，大部份都属于左翼自由主义，而美国的左翼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已经和“身份政治”绑定在一起。一开始我是抗拒的，还曾写了一篇《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应该是“白左”》。另一方面，我身边的人，从研究生时期认识的师弟，到学术会议上认识的新朋友，开始在我耳边说起了“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这样的词汇，让我茫然无从。
转折点大约在2017年暑假，那时我建了自己的读者群，但我发现这些读者里面的一部份，要比我本人激进得多。如今回想起来，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偶像在崇拜，不如说是我感受到其中一些人所带来的压力，不得不调适自己的立场以适应他们。其中有一个回忆说，2017年刚认识的时候，并不觉得我是个W主义者，但我年底从台湾回来以后有了很大的转变。她将这个归因于我读了《她们的征途》。她观察到的现象是对的，但是归因不太对，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下定决心要给家人留一点后路，不然进去以后，还要被《她们的征途》这样的书所批判。我的转变，部份是基于我这几年的观察，部份也是和他们接触所带来的结果。根据我的观察，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式微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如果想力挽狂澜，只能与更具组织性和行动性的少数派群体联合，这样的少数派群体，一个是基督教徒，另一个就是W群体。
W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基本放弃个体主义，走向膜拜“群体”。这里的其中一个表征，就是“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这种词的滥用。社会学所说的“权力”，与政治哲学不同，后者基本是建制性的或强制性的，而前者指的主要是“影响力”，也有点类似中文说的“权势”。根据这一种理论，社会的群体被分成“强势群体”（powerful groups）和“弱势群体”（powerless groups），而强势和弱势的划分，根据的主要是阶级、性别、族群、性倾向、年龄等多个维度，比如中产阶级相对于工人阶级是强势的，男性相对于女性是强势的，汉族相对于少数民族是强势的。个体被自动放进了不同的群体内部，这里面有一些群体身份是他们能选择的，有一些则不能。
在W主义里面，表面上说的是强势群体相比于弱势群体具有优势，但因为其背后的平等主义诉求，在具体的交涉之中，弱势群体或者自认为弱势群体的人往往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他们可以声称自己受到了强势群体的压迫，这种说法在广义的社会语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由于有些群体身份具有选择空间（包括性别和性倾向），这就使得有些人可以巧妙地钻这个空子，以占据少数派内话语权的制高点。以前有一个00后，在圈子内宣称自己是跨性别（后来说自己是男同性恋），有双相情感障碍，博得了大量同情，开始大量借钱、频繁借宿，甚至打着他人的名号招摇撞骗。
这里面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极度不平衡的，即便个体有一定的选择空间，也可以利用某些群体标签，那也说明个体本身几乎无足轻重，必须依傍一个群体身份才能让自己的话产生份量。即便是W主义最开明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无非也只是要综合考虑阶级、性别、族群、性倾向和年龄的相互影响。但W群体对“权力关系”的运用往往比他们想象得要更僵硬，比如他们完全不会想到这点：由于身份和能力、使用W主义更为便捷的那些人，在少数派内部已经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与自由主义的另一点不同点在于，W主义的流行，关键并不在大知识分子，而是由小知识分子所引领和促成。小知识分子何以能占据主导？首先是因为学院派在更大的社会范围的“祛魅”，这种情况在各个领域和立场的学者那里都有发生，当然也包括W主义的学者。“祛魅”的发生，一方面和全社会对“公知”的逐渐厌弃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非主流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内部对学院派越来越不信任。
与政治有关的打压，也使得那些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知识分子在W群体内部的影响力难以传播，有些自此保持沉默，有些远走他国。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的身段更为灵活，可进可退。他们本身没有大知识分子那样的名气，没有那么容易引起有司的注意，很多时候都是隐藏在一个id后面，分享、传播结束，随时可以注销、转换。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对于传播手段也没有什么执念，写段子可以，做短视频也可以，不一定非得写文章出书不可。这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促进了传播的分散化和扩大化。
最后一点，还是和所谓的“权力关系”有关。在W群体内部，对“权力关系”的理解，是僵化和敏感并存。对于被定义的“强势群体”，W群体很难看到其弱势的方面。但群体内部一旦开始有人开始形成“权威”，或者形成某种意义的强势地位，他们则非常警觉。“老人”被质疑、被批斗，甚至被驱逐，也不算特别新鲜的事。这样的环境，大知识分子难以在里面产生主导作用。
因此，W主义虽然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群众运动”，但也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概念游戏，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小知识分子运动。
在这样的运动中，其实“作者”和“读者/受众”的身份都是暂时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是作者，也都可以是读者/受众，因为创作和论述在这个群体内并不是多么罕见的能力，年龄也并不见得有多大的优势，年龄越大的，观念和理论可能越陈旧，越容易被看不起。即便里面真的有可以被称为大知识分子的作者，他们更多也被小知识分子的读者推着往前走，如果他们创作出来的内容与W群体内的理念相悖，那也很快会被读者抛弃。
那为什么有的人要往自己身上贴“读者/受众”的标签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只是表达一下恭维，对于另一些人，则是通过这种标签创造新的权力关系，在外人看来贴“读者/受众”标签的是弱势一方，在W主义之内当然具有更大的优势，尤其是那些主动贴了这种标签，但在内心却丝毫不为作者之“光环”所动者，权力大，责任小。因此，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放在W群体的角度，可能后者才是拥有更大权力的那一方。
在W群体内部，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神奇的氛围，对一个人批判一番，要先论证对方是某种意义的强势群体的一员。比如去年年底，我就看到一个这样的帖子：因为我不在任何意义的学术机构，帖主为了证明我在性别以外依然是权力上位者，不得不先说我颇有“政治哲学造诣”，我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
W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他律道德（这里不是康德的用法，就是字面意思），这种道德的根本不在于用来律己，而是用来增强自己的权力（或者用W主义的术语，“自我赋权”），打击他们所认定的敌人。使用者往往放大自己身上的某个“弱势”标签，或者给自己添上标签，但却忽略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他人眼中的强势群体的一员，比如一个家在一二线城市有多套房产别墅，几年前才知道不是大部份人都能年入百万的女留学生，大抵只会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对自己的阶级身份只字不提。
即便为其辩护的人提到“交叉性”，但“交叉性”本身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每一种身份带来的优势和劣势各有多少，不同维度的身份带来的优势劣势如何对比和抵消，综合算下来，一个人究竟是算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到最后，无非就是看谁故事讲得漂亮，但讲故事的能力本身不是一种“强势”的特征吗？
然而一个人就真的被他的身份所决定了吗？他的“主体性”呢？最可笑的是，W群体是非常讲“主体性”的，但“主体性”一般出现在两个语境，一个是为了推翻某种W学术的定论时（比如想证明某个时代的女性缠脚并非完全是被强迫，而是有女性的主体性参与的），另一个是通过“主体性”来自我赋权时，但当涉及以往做出的选择的责任时，他们则一股脑将其推给所谓的“结构”和权力上位者，又或是“原生家庭”，“主体性”完全消失了。
有的人可能会问，如果你觉得这种主义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以前不说，还跟其眉来眼去，甚至让一些人以为你是其中的代表？这个很好解释，就我个人来说，我认定自由主义必须跟更具组织性和行动力的群体结合才能挽回颓势，基督教徒和W群体都曾在我的考虑范围。就外部环境来说，那时和我同龄的学者、比我年轻的少数派、我的读者，都是W主义的信奉者，同伴压力如此巨大，我有什么理由能够免俗？不过，我倒是没有像1949年的许多大陆知识分子那样，主动自我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即便在我参与某个W内部的运动时，我也尽量不用W主义的理论资源。里面有些人多少也看得出来，所以对我始终抱着满腹狐疑，巴不得我赶紧从这个群体滚出去。
即便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认为大部份被W定义为“弱势群体”的人，他们对于社会所提出的诉求，有其正当性的基础，但W主义配不上这些具有正当诉求的人，因为它人为地将社会分为对立性的群体，并将个体对群体的屈从放大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借助W主义，人类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只能陷入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战争。W群体里那些屡战屡胜的小知识分子，我对他们也缺乏敬意。根据我对政治斗争史的了解：在大部份地方，那些能赢到最后的人，大多是政治德性最为低下的人。如今我倾向认为所有的群体，甚至所有的个体身上，都有人性的缺陷，不能把任何一个群体神圣化。那些违背这些常识的人，迟早会遭到常识性的报复。
如果你看完我这篇文章觉得不适，那我建议你把我删掉或者批判一番，反正我也忍了你们几年，这几年我为了“捱义气”，几次将自己置于险境。对我来说，无非就是一切回到原点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新北：联经出版社，p. 49
[2] W来源于Woke culture，所以这个群体也可以叫“白左”，学术点来说，大概接近于“进步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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