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只有2017到2019这几年,我算是勉强享受到赚钱的好处,在此之外的时间,我感受到的只有金钱之困。
即使是在那几年,我也只是去了一些一直想去的地方,去了台湾,去了泰国,去了土耳其,去了越南。当邀请我去台湾开会的朋友略带歉意地说,我们这边尽量帮你申请来回机票的报销,但暂时不能保证,我大方地说,没关系,这笔钱我可以自己出。
对于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来说,我一直是孤寒的。像除夕这样的日子,我除了给两家的父母、我妹妹和我外甥发了红包,在群里象征性地发了一点,发红包这件事对我来说就算过去了。睡前盘点了一下,过去一年我给自己买衣服的钱,加起来都不超过一千。
很多人不了解我这样的心态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深二代,我经常被人问,家里有几栋楼可以收租。我去台湾开会的时候,有朋友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一个公司可以继承,做学术是不是纯属个人爱好。事实上,在深圳能呆三十年以上,还像我们混得这么差的家庭,我几乎没怎么遇到第二家。最接近的是2014年搬家之前,和我们住同一栋小产权房的一位叔叔,他们家在一楼经营一个小卖部,儿子女儿都在小卖部帮忙。我经常在他们那买电话卡。
之前有人从身世来推测我的立场时,说我因为“家道中落”,所以对社会心怀怨恨。说我们家道中落,也说得过去,不过那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地主家庭,在那个年代谁的家道不中落?如果说是我爸这一代,那我印象中我们确实“阔”过,不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等我来深圳的时候,我爸的生意已经在走下坡路。
我对零花钱没有任何概念,事实上,我对任何定时发放的金钱,都没有任何概念。我爸妈从来没固定地给过我任何钱款,只根据实际的需要来给钱,这些需要主要是学费、书本费、车费和午餐费等。一开始买课外书还是一个正当的要钱理由,等到了中学,这个理由也不成立了,因为家里经济更困难了。等到我高中的时候,连学费都成了一笔让人头疼的支出,2000年代,深圳公立高中的学费大概是一个学期1200左右。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攒钱的意识,因为不攒,想花的时候就一分钱都没有。压岁钱攒一点,午餐费攒一点,说要出去玩,偶尔也可以拿到买水的钱五块。这里面的大头还是午餐费,两天十五块,我高中每周会吃三天的菠萝包,一顿两个,两块钱,这样一周就可以攒下十五六块。有时候我爸的朋友来家里,多年没有见的那种,一见可能就有一个大红包,五十一百的,瞬间让我“富”了起来。可惜我爸得罪人多称呼人少,这样的朋友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少。
攒下的这些钱,一部份花在买书上。那时的书尽管没有现在那么贵,但一般也不打折,直到我发现了在红岭路和红荔路交界处的“求知书店”,那里的书,摆在店里的八九折,摆在露天的4.5折,我中学阶段的藏书,百分之八十都是在那买的。另外的钱,花在上网。我基本没有打过游戏,那时流行的CS,我一次也没有碰过。上网一般一个小时五块,我一周攒的钱,只够上三个小时,所以我一般只上两个小时,而且也不是每周都去。我在百度上搜索各种离奇的关键词,在几个门户网站上跳来跳去,去同城的聊天室看人吹水,等着某个暧昧的对象上QQ。这种满足情感需求的方式一点也不高级,任何掏得出十块钱的人,都可以享受得到。至于那些因为内心的忧伤就坐上了开往远方火车的人,我是一点也理解不了,因为那个车费我凑不出来。
对于我的“穷困”,我并没有产生太强的怨念,即便只能用一堆散银来请喜欢的女生吃一顿26块钱的肯德基,我觉得这似乎是我的“命”。让我因为金钱而产生绝望之感的只有一次。高三我得了一种怪病,双脚不断有溃疡产生。其实那是一种血管炎,但一开始,几个地方的医生都以为是细菌感染,不断地给我打抗生素,我在松园路的一个小诊所打过,在园岭的另一个小诊所打过,打得我身体极其虚弱。之所以不去大医院治疗,是因为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对我爸说了一句,这个要治好,可能得花一两千块。我爸当场拂袖而去,我问他为何,他说,骗钱的!一两千块,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
实际上,这个病一两千块确实治不好,但后来我摸透了它的规律,它每年大概从秋天开始发作,持续三四个月,伤口接二连三地来,但很少一次就来很多个,倘若处理得当,对生活影响也有限,而且也不会每年都来。我大一大二两年没有发作,博士期间也有两三年没有发作,最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已经越来越低。
我以前没有怎么提过这个病,因为它是我前半段人生的一个恶梦。高三那年,因为吃了一些中药,两只脚多个伤口集体爆发(医生说这是把毒都排出来,谁知道是不是呢),有一两个月,连走路都是蹒跚的,前面是肿痛,后面结痂以后,是奇痒难熬。当时我晚餐一般在杨鹏家吃,他爸妈看到我这样子,都觉得十分不忍。等到我大学这个病复发,去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才确定是血管炎的一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恰好是广州医院的血管科医生,他托女儿给我带话说,你这个病很麻烦,但它会自己好,你还是少折腾吧。
他的话很合我意,因为我当时确实也没钱折腾。这个病每年秋天发作,一发作有时连鞋都穿不了,工作是工作不了的。所幸我考了研,后来还继续读了博,在学校里穿着拖鞋上课确实有点不雅,但肯定不至于被开除。按照我的经验,完全不吃药不治疗,比让医生在自己的脚上做各种实验,要减少很多痛苦,而且也减少很多金钱支出。有个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又留在美国医院工作的朋友,帮我查了关于这个病的最新研究成果,跟我说这个病还麻烦在,暂时没有一种治疗方法是对所有的患者都有效的,我坦然地说,那不就是别折腾了嘛。
我读博的时候,觉得自己“财大气粗”,因为每个月一千左右(后来涨到一千二)的补助,我还能剩两三百,两年下来,也有三四千的存款。当时向本系的讲师打听,一个月大概到手五六千,觉得是一笔巨款,于是从未动过离开学术体制的念头,直到博二暑假回家。
读研读博期间,我没有什么固定的回家时间,有时寒暑假依然在宿舍,博二暑假因为相熟的室友早已搬回家住,我也想节省一些开支,于是打算把资料整理一下,回家写博士论文。这次呆的时间较长,又临近毕业找工作,家里人也终于将情况和盘托出。大妹妹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帮补家用,现在虽然收入不低,但她消费也高,小妹妹大学还没毕业,长远来看,家里还是要靠我的。像那种要跑到大老远,一个月还只有五六千的工作,还是不要想了,养活自己都有问题,更不要说养活家人。
我从读大学开始,就是自己解决学费和部份生活费,读研以后拿到奖助金,更是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但作为潮汕人的长子,不要钱是不够的,还得给钱,撑起这个家。用我父母的话说,他们让我读完博士,已经快支撑不下去,我读完本科时,小姑妈就打电话来劝我别往下读了,赶紧出去赚钱,毕竟还欠他们两万。
一直到现在,我跟朋友讲起这件事,有一部分人还十分不解。在他们看来,即便你的父母赚不到钱,应该也有退休金,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怎么会要求自己的孩子牺牲前途只为了找一份能赚钱的工作?我说,你真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那个年代做生意的,有多少会有意识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呢(更何况一开始个体户是不让自己交社保的)?即便他们手上有钱,每次交学费、交房租、看病,也早就耗光了,哪能留到给自己交养老保险的时候?
不过,我父母的心情,其实比我想象中更为复杂。自己的儿子读到博士,自然不可能只是要他能赚钱而已,他们完整的期待是,我最好能找到一份钱多、体面、离家近的工作,以他们那个阅历来看,要么就是深大老师,要么就是深圳公务员。我爸当时以为,他在深圳混了这么多年,还是有那个“面子”帮我走走后门的。我一个远房表姐的丈夫,有一次向他吹牛,说自己认识深大的领导,权力很大的那种,有门路。他就把表姐夫请了来,让我跟他好好谈谈,我跟他聊了两句就看得出他是个大忽悠,不太想应付了。他回头对我爸说,你儿子对这份工作不太感兴趣,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告辞!
当晚我们家上演了六国大封相,我爸把一桌菜全部掀翻,去厨房拿了一把刀,要手刃忤逆子,我也不甘示弱,要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头。我妈拦住了我爸,大妹妹把我拉进她的房间,秒速锁上房门,于是那道门,在外面留下一道深深的刀痕。
我妈比我爸要温和一点,但同样不切实际,从2013年起,我就每个月给她家用,额度随着我收入的增长不断提高,但她每次和我聊到我工作的问题,依旧没有好脸色。等我收入已经超过深圳的一般体制内人员,她还是会说,人家的工作稳定,而且福利也好,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我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存下来,我给他们的家用,很少超过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我妈一开始对此也是不满的,她举一些别人家的孩子做例子,说谁谁谁,一毕业就把工资卡交给他妈,你自己有钱难免会乱花,不如我替你保管。我说这种愚蠢的念头,你赶紧打消了吧。我自己每个月的花费同样不高,这些钱还要包括吃饭和坐车。其实控制自己的花费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难度,我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难的是让我掏钱。
有一些花费在我看来花了也不心疼,比如自己出机票钱去台湾开学术会议。像旅行这样,可以开阔自己视野和丰富自己人生体验的事情,其花费只要不是太夸张,也完全可以接受。其他的花费,每一种类型,在我看来,都是有一个范围的,超出了范围,可能我会选择放弃这项花费,以及与之相关的物与事。我当然知道这样的金钱观,有许多人感到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有些东西是无价的,怎么能说超出某个花费的范围就放弃呢。我羡慕这样的人,他们的人生不太需要考虑金钱成本,以及与金钱有关的义务,很可惜我不是。
随着我父母年龄增长,他们需要花的钱,必然是越来越多的,每个月给的家用都是小头,以后家里要花钱的地方有的是,这些我不能不考虑,因为我不考虑,这个义务就会落到我两个妹妹头上。我和家人的关系,说不上有多好,尤其是我们都不善于对彼此表达爱和感激,只懂得表达不满和愤怒。然而不管我对他们有多少怨言,我也不忍心自己的父母老无所依,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妹妹去过分操劳。
我的父母并没有在我的教育上有额外的投入,小学时,他们让我的大妹妹去学琵琶,但我绘画上的天赋却被完全忽略了,他们让我小妹妹上了昂贵的私立高中,但我上大学以后,他们让我申请了助学贷款,其中大部份是靠我自己写稿和做家教来还清的。不过,我对大妹妹一直心存歉意,因为她高考考得不好,毕业就出来工作帮补家里,没有她,我大概也不能安心地读完博士。我们三兄妹,更加像一种接力式的关系,只是我跑的这一段要更长一点。
我的人生的主轴,并不是赚钱,当然也不是为家庭奉献,我家人有千百次反对我写一些敏感的文章,甚至反对我写任何文章,最后都被我顶回去了,而且我说话非常不好听。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2018-2019两年,他们确实担惊受怕,要么是有司上门,要么是看到我被黑上热搜,连亲戚都要打电话来询问。在剑拔弩张的时刻,他们指责我完全不为他们考虑,我指责他们只把我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赚钱机器。
我的确没有办法在所有方面让他们满意,只能在金钱方面为他们留一点后路,所以在2019年暑假,就将自己几年来攒下的上百万都转给了小妹,以防不测。结果他们拿着觉得烫手,在2020年初决定拿这笔钱来买房,当时我对深圳楼市并不看好,但他们认为这笔钱暂时没有更好的用途,又劝我再拿出一部份来付首付,这就有了现在住的这一套房子。
有了这一套房子,我感觉压力更大了,只要自己有个三长两短,以父母和两个妹妹的能力(大妹妹自己有孩子有房贷),要还那笔房贷极其吃力。于是我比以前更忙了,而且有时想忙还未必可得,因为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政策也是变幻莫测。我还经常担心自己“社死性失业”,因为那两年,有一些朋友因为被小粉红举报而丢掉工作,在经济糟糕的现状下,丢掉工作要重新再找,简直是难上加难。
前年下半年,大妹妹为了给自己儿子换学区,问我借了一大笔钱,去年年初,小妹妹辞掉工作,从此也没有动力找了,每天在家陪着小狗。我的压力差不多达到了峰值。
公平点来说,我在赚钱方面运气并不差,但是我没办法靠赚到的钱来“享受生活”,因为我的人生观并不是享乐主义式的。金钱对我来说,主要是履行自己对家人义务的工具,但因为我的家庭的特殊情况,这种义务是无穷无尽的,我只能在喘息之余,用一点闲钱,去消费一些收入只有我几分之一的人都可以坦然享用的商品和服务。
不过我想那些以国家民族或某种身份之名自居正义,却惯于在父母的荫庇之下解决金钱问题的人,是不太容易理解我的观念和处境的。有的人觉得,你工作没了就没了,是对你在其他事情上犯的一些“错误”的惩罚,至于父母那一辈的人,在他们来看,是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者,不值得同情。他们非常乐意在他们所认定的“恶人”那里实现连坐。
2017年底,我在台湾带了一本《她们的征途》回来。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为他人抱薪者,不仅自己冻毙于风雪,而且还经常祸及家人。我想做到的是,万一有一天自己也遭逢这样的不幸,我不用对自己的家人说,对不起,我连累了你们,我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忘了我,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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