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只有2017到2019这几年，我算是勉强享受到赚钱的好处，在此之外的时间，我感受到的只有金钱之困。

即使是在那几年，我也只是去了一些一直想去的地方，去了台湾，去了泰国，去了土耳其，去了越南。当邀请我去台湾开会的朋友略带歉意地说，我们这边尽量帮你申请来回机票的报销，但暂时不能保证，我大方地说，没关系，这笔钱我可以自己出。

对于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来说，我一直是孤寒的。像除夕这样的日子，我除了给两家的父母、我妹妹和我外甥发了红包，在群里象征性地发了一点，发红包这件事对我来说就算过去了。睡前盘点了一下，过去一年我给自己买衣服的钱，加起来都不超过一千。

很多人不了解我这样的心态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深二代，我经常被人问，家里有几栋楼可以收租。我去台湾开会的时候，有朋友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一个公司可以继承，做学术是不是纯属个人爱好。事实上，在深圳能呆三十年以上，还像我们混得这么差的家庭，我几乎没怎么遇到第二家。最接近的是2014年搬家之前，和我们住同一栋小产权房的一位叔叔，他们家在一楼经营一个小卖部，儿子女儿都在小卖部帮忙。我经常在他们那买电话卡。

之前有人从身世来推测我的立场时，说我因为“家道中落”，所以对社会心怀怨恨。说我们家道中落，也说得过去，不过那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地主家庭，在那个年代谁的家道不中落？如果说是我爸这一代，那我印象中我们确实“阔”过，不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等我来深圳的时候，我爸的生意已经在走下坡路。

我对零花钱没有任何概念，事实上，我对任何定时发放的金钱，都没有任何概念。我爸妈从来没固定地给过我任何钱款，只根据实际的需要来给钱，这些需要主要是学费、书本费、车费和午餐费等。一开始买课外书还是一个正当的要钱理由，等到了中学，这个理由也不成立了，因为家里经济更困难了。等到我高中的时候，连学费都成了一笔让人头疼的支出，2000年代，深圳公立高中的学费大概是一个学期1200左右。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攒钱的意识，因为不攒，想花的时候就一分钱都没有。压岁钱攒一点，午餐费攒一点，说要出去玩，偶尔也可以拿到买水的钱五块。这里面的大头还是午餐费，两天十五块，我高中每周会吃三天的菠萝包，一顿两个，两块钱，这样一周就可以攒下十五六块。有时候我爸的朋友来家里，多年没有见的那种，一见可能就有一个大红包，五十一百的，瞬间让我“富”了起来。可惜我爸得罪人多称呼人少，这样的朋友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少。

攒下的这些钱，一部份花在买书上。那时的书尽管没有现在那么贵，但一般也不打折，直到我发现了在红岭路和红荔路交界处的“求知书店”，那里的书，摆在店里的八九折，摆在露天的4.5折，我中学阶段的藏书，百分之八十都是在那买的。另外的钱，花在上网。我基本没有打过游戏，那时流行的CS，我一次也没有碰过。上网一般一个小时五块，我一周攒的钱，只够上三个小时，所以我一般只上两个小时，而且也不是每周都去。我在百度上搜索各种离奇的关键词，在几个门户网站上跳来跳去，去同城的聊天室看人吹水，等着某个暧昧的对象上QQ。这种满足情感需求的方式一点也不高级，任何掏得出十块钱的人，都可以享受得到。至于那些因为内心的忧伤就坐上了开往远方火车的人，我是一点也理解不了，因为那个车费我凑不出来。

对于我的“穷困”，我并没有产生太强的怨念，即便只能用一堆散银来请喜欢的女生吃一顿26块钱的肯德基，我觉得这似乎是我的“命”。让我因为金钱而产生绝望之感的只有一次。高三我得了一种怪病，双脚不断有溃疡产生。其实那是一种血管炎，但一开始，几个地方的医生都以为是细菌感染，不断地给我打抗生素，我在松园路的一个小诊所打过，在园岭的另一个小诊所打过，打得我身体极其虚弱。之所以不去大医院治疗，是因为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对我爸说了一句，这个要治好，可能得花一两千块。我爸当场拂袖而去，我问他为何，他说，骗钱的！一两千块，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

实际上，这个病一两千块确实治不好，但后来我摸透了它的规律，它每年大概从秋天开始发作，持续三四个月，伤口接二连三地来，但很少一次就来很多个，倘若处理得当，对生活影响也有限，而且也不会每年都来。我大一大二两年没有发作，博士期间也有两三年没有发作，最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已经越来越低。

我以前没有怎么提过这个病，因为它是我前半段人生的一个恶梦。高三那年，因为吃了一些中药，两只脚多个伤口集体爆发（医生说这是把毒都排出来，谁知道是不是呢），有一两个月，连走路都是蹒跚的，前面是肿痛，后面结痂以后，是奇痒难熬。当时我晚餐一般在杨鹏家吃，他爸妈看到我这样子，都觉得十分不忍。等到我大学这个病复发，去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才确定是血管炎的一种，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恰好是广州医院的血管科医生，他托女儿给我带话说，你这个病很麻烦，但它会自己好，你还是少折腾吧。

他的话很合我意，因为我当时确实也没钱折腾。这个病每年秋天发作，一发作有时连鞋都穿不了，工作是工作不了的。所幸我考了研，后来还继续读了博，在学校里穿着拖鞋上课确实有点不雅，但肯定不至于被开除。按照我的经验，完全不吃药不治疗，比让医生在自己的脚上做各种实验，要减少很多痛苦，而且也减少很多金钱支出。有个在美国读完医学博士又留在美国医院工作的朋友，帮我查了关于这个病的最新研究成果，跟我说这个病还麻烦在，暂时没有一种治疗方法是对所有的患者都有效的，我坦然地说，那不就是别折腾了嘛。

我读博的时候，觉得自己“财大气粗”，因为每个月一千左右（后来涨到一千二）的补助，我还能剩两三百，两年下来，也有三四千的存款。当时向本系的讲师打听，一个月大概到手五六千，觉得是一笔巨款，于是从未动过离开学术体制的念头，直到博二暑假回家。

读研读博期间，我没有什么固定的回家时间，有时寒暑假依然在宿舍，博二暑假因为相熟的室友早已搬回家住，我也想节省一些开支，于是打算把资料整理一下，回家写博士论文。这次呆的时间较长，又临近毕业找工作，家里人也终于将情况和盘托出。大妹妹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帮补家用，现在虽然收入不低，但她消费也高，小妹妹大学还没毕业，长远来看，家里还是要靠我的。像那种要跑到大老远，一个月还只有五六千的工作，还是不要想了，养活自己都有问题，更不要说养活家人。

我从读大学开始，就是自己解决学费和部份生活费，读研以后拿到奖助金，更是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但作为潮汕人的长子，不要钱是不够的，还得给钱，撑起这个家。用我父母的话说，他们让我读完博士，已经快支撑不下去，我读完本科时，小姑妈就打电话来劝我别往下读了，赶紧出去赚钱，毕竟还欠他们两万。

一直到现在，我跟朋友讲起这件事，有一部分人还十分不解。在他们看来，即便你的父母赚不到钱，应该也有退休金，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怎么会要求自己的孩子牺牲前途只为了找一份能赚钱的工作？我说，你真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那个年代做生意的，有多少会有意识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呢（更何况一开始个体户是不让自己交社保的）？即便他们手上有钱，每次交学费、交房租、看病，也早就耗光了，哪能留到给自己交养老保险的时候？

不过，我父母的心情，其实比我想象中更为复杂。自己的儿子读到博士，自然不可能只是要他能赚钱而已，他们完整的期待是，我最好能找到一份钱多、体面、离家近的工作，以他们那个阅历来看，要么就是深大老师，要么就是深圳公务员。我爸当时以为，他在深圳混了这么多年，还是有那个“面子”帮我走走后门的。我一个远房表姐的丈夫，有一次向他吹牛，说自己认识深大的领导，权力很大的那种，有门路。他就把表姐夫请了来，让我跟他好好谈谈，我跟他聊了两句就看得出他是个大忽悠，不太想应付了。他回头对我爸说，你儿子对这份工作不太感兴趣，这个我就无能为力了，告辞！

当晚我们家上演了六国大封相，我爸把一桌菜全部掀翻，去厨房拿了一把刀，要手刃忤逆子，我也不甘示弱，要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头。我妈拦住了我爸，大妹妹把我拉进她的房间，秒速锁上房门，于是那道门，在外面留下一道深深的刀痕。

我妈比我爸要温和一点，但同样不切实际，从2013年起，我就每个月给她家用，额度随着我收入的增长不断提高，但她每次和我聊到我工作的问题，依旧没有好脸色。等我收入已经超过深圳的一般体制内人员，她还是会说，人家的工作稳定，而且福利也好，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我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存下来，我给他们的家用，很少超过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我妈一开始对此也是不满的，她举一些别人家的孩子做例子，说谁谁谁，一毕业就把工资卡交给他妈，你自己有钱难免会乱花，不如我替你保管。我说这种愚蠢的念头，你赶紧打消了吧。我自己每个月的花费同样不高，这些钱还要包括吃饭和坐车。其实控制自己的花费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难度，我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难的是让我掏钱。

有一些花费在我看来花了也不心疼，比如自己出机票钱去台湾开学术会议。像旅行这样，可以开阔自己视野和丰富自己人生体验的事情，其花费只要不是太夸张，也完全可以接受。其他的花费，每一种类型，在我看来，都是有一个范围的，超出了范围，可能我会选择放弃这项花费，以及与之相关的物与事。我当然知道这样的金钱观，有许多人感到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有些东西是无价的，怎么能说超出某个花费的范围就放弃呢。我羡慕这样的人，他们的人生不太需要考虑金钱成本，以及与金钱有关的义务，很可惜我不是。

随着我父母年龄增长，他们需要花的钱，必然是越来越多的，每个月给的家用都是小头，以后家里要花钱的地方有的是，这些我不能不考虑，因为我不考虑，这个义务就会落到我两个妹妹头上。我和家人的关系，说不上有多好，尤其是我们都不善于对彼此表达爱和感激，只懂得表达不满和愤怒。然而不管我对他们有多少怨言，我也不忍心自己的父母老无所依，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妹妹去过分操劳。

我的父母并没有在我的教育上有额外的投入，小学时，他们让我的大妹妹去学琵琶，但我绘画上的天赋却被完全忽略了，他们让我小妹妹上了昂贵的私立高中，但我上大学以后，他们让我申请了助学贷款，其中大部份是靠我自己写稿和做家教来还清的。不过，我对大妹妹一直心存歉意，因为她高考考得不好，毕业就出来工作帮补家里，没有她，我大概也不能安心地读完博士。我们三兄妹，更加像一种接力式的关系，只是我跑的这一段要更长一点。

我的人生的主轴，并不是赚钱，当然也不是为家庭奉献，我家人有千百次反对我写一些敏感的文章，甚至反对我写任何文章，最后都被我顶回去了，而且我说话非常不好听。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2018-2019两年，他们确实担惊受怕，要么是有司上门，要么是看到我被黑上热搜，连亲戚都要打电话来询问。在剑拔弩张的时刻，他们指责我完全不为他们考虑，我指责他们只把我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赚钱机器。

我的确没有办法在所有方面让他们满意，只能在金钱方面为他们留一点后路，所以在2019年暑假，就将自己几年来攒下的上百万都转给了小妹，以防不测。结果他们拿着觉得烫手，在2020年初决定拿这笔钱来买房，当时我对深圳楼市并不看好，但他们认为这笔钱暂时没有更好的用途，又劝我再拿出一部份来付首付，这就有了现在住的这一套房子。

有了这一套房子，我感觉压力更大了，只要自己有个三长两短，以父母和两个妹妹的能力（大妹妹自己有孩子有房贷），要还那笔房贷极其吃力。于是我比以前更忙了，而且有时想忙还未必可得，因为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政策也是变幻莫测。我还经常担心自己“社死性失业”，因为那两年，有一些朋友因为被小粉红举报而丢掉工作，在经济糟糕的现状下，丢掉工作要重新再找，简直是难上加难。

前年下半年，大妹妹为了给自己儿子换学区，问我借了一大笔钱，去年年初，小妹妹辞掉工作，从此也没有动力找了，每天在家陪着小狗。我的压力差不多达到了峰值。

公平点来说，我在赚钱方面运气并不差，但是我没办法靠赚到的钱来“享受生活”，因为我的人生观并不是享乐主义式的。金钱对我来说，主要是履行自己对家人义务的工具，但因为我的家庭的特殊情况，这种义务是无穷无尽的，我只能在喘息之余，用一点闲钱，去消费一些收入只有我几分之一的人都可以坦然享用的商品和服务。

不过我想那些以国家民族或某种身份之名自居正义，却惯于在父母的荫庇之下解决金钱问题的人，是不太容易理解我的观念和处境的。有的人觉得，你工作没了就没了，是对你在其他事情上犯的一些“错误”的惩罚，至于父母那一辈的人，在他们来看，是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者，不值得同情。他们非常乐意在他们所认定的“恶人”那里实现连坐。

2017年底，我在台湾带了一本《她们的征途》回来。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为他人抱薪者，不仅自己冻毙于风雪，而且还经常祸及家人。我想做到的是，万一有一天自己也遭逢这样的不幸，我不用对自己的家人说，对不起，我连累了你们，我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忘了我，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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