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收到出版社发来的邮件，是新书的封面和样稿。书的名字叫《国家主义的阴影——学者，民粹与少数派》，除了封面设计有点生硬，其他我还算是比较满意，尤其是内部的字体和格式，相比这个出版社的上一批书，有了明显的进步。

这是我在境外出版的第二本学术书，也是我出版的第二本学术书。第一本是2020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今年年初还拿了个小奖。从我开始写与政治现实有关的学术文章，至今已经八年，八年能汇聚成两本心血结晶，我的运气不能说不好。从篇幅上来说，这些文章里有四分之三在结集之前已经在学术刊物和其他公开的刊物上发表过，这个跟许多学院内的学者出版自己的文集并无不同，只不过除此之外，我跟学院内学者的相似之处，可能就不多了。

我也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放弃“在学院内做学术”的想法的，如果要说的话，大约是在2013到2017年之间。

一开始是邓老师的这句话：

“如果你有在学院外谋生的办法，那你未必得去高校找工作。”

那是2013年，我在深圳家中写博士论文已近一年，偶尔去外面上上课。有个试讲过的学校，让我毕业后就过去，但考虑到自己三年四年内毕业基本不可能，对于这样的承诺完全不敢当真。对于家人来说，最理想的当然就是去深圳大学，收入高离家近，但当时的我对于繁琐的求职流程没有一点耐心，连自己的简历都没有好好修整过，以至于2017年有位相熟的老师想为我引荐他学校的工作，看到我的简历不仅赞叹我是性情中人。

别看我这么不当一回事，其实在09年以后，我已经无法想象自己去过一种学院以外的生活。那时的想法是去哪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学校一步到位固然不错，从一个普通的学校慢慢积累，再回到学术资源更好的学校也可以，本系郝忆春教授就是，一开始去了广州一所二本学校，后面又回了中大。我对留在学院内有如此执念，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五年来，我已经将“学术”作为自我认同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实在难以想象一个不做学术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然而即便我有这样的执念，当时我也已经看出，在学院内做学术这份工作，在某些方面的吸引力在极速下降。

我倒不是说收入。在过去十年，高校老师的收入的增长速度，尽管各个地区有点不太一样，但整体应该高于社会的其他群体。何况对于一个月入一千二的文科博士生来说，找到一个学院内月入四五千的教职（以2013年左右的标准），工作内容几乎一样，收入却多了几倍，只要不打算结婚生孩子，这个能算什么问题呢？这大概也是现在许多人愿意继续学院内的原因。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两个。一个是我发现，自己的性情和愈益科层制的高校体系，着实难以兼容。我这种爱好自由的性情，和那个时代，和我周围的人，和我的遭遇都有很大的关系。我并非懒散之人，但只会基于自己的志业、喜好和责任感。但即使是为了志业，也是只有跟志业直接相关的部份（比如查资料写论文），我才不会懒散，对于那些工具性的部份（比如考研、考博和求职），我通常是听天由命。2013年高校的行政化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我也大概看得出来，一个大学老师花在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上面的时间，比外界想象得要多得多，但在这些时间里，只有不到一半是和学术直接相关。

如果这是为了效率，或者像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而不得不让大学老师付出的一点代价，那我可能也就认了，然而我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这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化的大学管理体系，很可能是为了驯服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它让大学老师忙于填表格、申项目、评职称、跑关系，上一些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课，写一些自己都不认同其价值的文章，以此消磨掉他们的意志，不再去思考一些有现实感的问题，在精神上对他们进行“去势”，把他们变成体制的一部分，以消除这个群体对于体制的威胁。

我这么猜测，可能有点阴谋论的感觉，但结合当时一些配套性的政策和做法，我觉得这些猜测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七不讲”出来的时候，我仔细看了一下其中的内容，发现一旦贯彻执行，那自己大部份研究，估计也就做不下去了，毕竟做政治哲学的，怎么可能不讲“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我也开始忧心，一个连这些词都变成敏感词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的？很快我就知道答案了。

驯服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另外的一些手段，比如不断贬低他们，摧毁他们的自尊，让他们自轻自贱，这些当局也基本做到了。我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发起了对“公知”的污名化和讨伐运动，将他们称作“西奴”、“汉奸”、“美国的走狗”等（至于“恨国党”、“八千”和“行走的五十万”，那得是好几年之后的事），他们的账号也一个个被炸了，连还嘴的余地也没有。这个趋势演变到后来，就是孤烟暮蝉指着知识分子的鼻子骂说：“你们是这个国家的短板。”

我当时就是一边在彷徨着，一边在观察局势的变化，但高校的工作是一个也没认真去找。我对学术的热情倒是没有减退，只是这种热情与那些容易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的内容越来越不相干。2014年初，我去香港参加了周保松老师的“犁典沙龙”，听刘擎老师讲他那篇《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年中还参加了“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学术会议，做了钱永祥先生的评议人，这比我2011年十月参加的中国分析哲学大会要来劲儿多了。

会后，周保松老师对澎湃的那篇报道不是特别满意，他知道我擅长把学术讨论写得有趣（大概是因为那篇《犁典沙龙》），同意让我把这次会议也写出来，于是有了那篇《自由主义的“进”与“退”》，后来有不少人对左翼自由主义和那次会议的了解，就是来自那篇文章。

2015年，我也得到了另一个机会，那就是端传媒的成立。当时邹思聪在里面做编辑，他说我知道你对现实政治有很多独到的看法，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出来？

我对现实政治有很多独到的看法？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对政治哲学倒是有很多独到的看法，不过那些写出来都发表不了。在他的循循善诱之下，我将自己这几年来的观察，跟对其他思潮的分析和自身的政治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写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章。邹思聪说，对，你就这样写，以后有什么题目想写就找我沟通一下，沟通好了你就放手去写。

这些年在端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我也没有去数了。这些文章给我带来了一些收入，但离可以以此为生还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它们也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因为端在当局眼里也越来越危险。但是我对思聪和端是感激的，因为开拓这一门类的写作，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这一门类的写作，老实说，并不符合学术要“价值中立”的标准，更不符合那种要将“学术”与“政治”截然分开的要求，但我也不将它们定义为简单的时事评论，因为在几乎每一篇里，我都不是单纯在经验层面进行讨论，而是会将其抽引到介乎概念和经验之间，并引入理论问题的探讨。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写作是无法容忍的，因为这给他们的分类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我也因此遭受过不少指摘。不过如今在我看来，学者用学术去介入政治，或者将政治上的理念作为自己学术上的问题意识，或者把自己的某些研究，变成另一个层面的“以言成事”，并不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

我也不是不能写那种纯学院风格的东西，比如《清除启蒙毒——刘小枫的反平等主义》、《“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汪晖的左翼立场与“国家主义”》，和《在辩证法与生存论之间——张旭东的文化政治学》这三篇，不过这样的东西，即便符合学院学术的形式要求，还是不太可能在大陆发表，所以它最后发表在了台湾的《思想》上。

在学术上，我对钱永祥先生一直是感激的，不独是因为他帮我的第一本书作了序。2017年下半年，钱先生和宜中兄联系到我，问我能不能给《思想》写一篇和以赛亚·伯林有关的文章，还有能不能年底到台湾去开一个学术会议，大陆去的还有周濂老师和林猛老师。他们按照和其他学者同样的规格，给我安排了酒店，报销了来回机票，付了参加会议的报酬。说句老实话，即便食宿机票要由我自己承担，以我当时对学术共同体的渴望，我也还是会去的，但他们对我的厚待，让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尊重。

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虽然不在学院内，但依然还在学术界。看到这，可能有的人会说，你这就是还没看开，你要是真对学院体系那么不屑一顾，就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把学术长久地做下去，那它不可能不需要这样一些东西，因为学术并不是闭门造车，不仅需要学术产出，还需要学术共同体和学术交流。不是随便写点什么东西发在公众号上就叫学术产出，也不是随便拉个微信群聊点西方哲学就叫学术共同体，这两者都预设了某些门槛，尽管这些门槛不一定要得到学院体系的认证。

后来，我确实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能保证学术质量的写作方式：在确定一个题目之前，我会先和一些学界的朋友沟通，这种沟通并不像作者和编辑沟通那样死板，而是比较灵活的，在任何场合任何气氛下都可以进行。写完以后，也会发给一些师友帮我做“同行评议”（peer review）。相比起盲选的同行评议，我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在学术上信得过的人，比如前面那篇写张旭东的，我就找了三个黑格尔专家，一个施米特专家，还有一些对左翼学术思路比较了解的师友来帮我审稿，其中有四五个给出了相当中肯的意见，还有一个帮我查阅了几个德语版本的《法哲学原理》，以确证我对其中某些文句的理解。这么做的优点是，这些师友基本都还在学院内任教（海外居多），所以他们的意见可以让我不至于变得“路子太野”。缺点在于，他们都是跟我有私交的人，所以对我写的东西可能会有一定的偏袒。

做这些事情要有一个前提，而且可能比上面说的细节还重要，那就是要保证自己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有的人以为我是全职做学术写文章，靠稿费为生，这是个非常大的误会。这个年代要做到靠稿费为生已经是难上加难，对于我这样被“钦定性社会死亡”的人来说，更是痴人说梦。既然我的书都只能在境外出版，为什么觉得境内会有杂志敢登我的文章，它们嫌命长吗？这些年除了看书和写文章，其实我的生活和普通的深圳打工人差别并不大，差别在于2019年后我想打工也不可得了，只能靠以前积累的资源从事自由职业，所幸生活并不成问题。我一年有十个月在勤勤勉勉地工作，只有暑假两个月可以稍微密集地看点书和写点文章，没有这两个月，我的生活将是一片黯淡，但没有那十个月，我这种在学院外做学术的生活，大概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三土兄去年下半年在一个海外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讲到中国学术界深陷对英美学术界的“学术依赖”和本国威权体制所造成的认知障碍这双重困境。里面顺带黑了一把西方学术界：他们占据着学术中心的位置，自己不需要对那些处于学术边缘的国家做深入的研究，而是依赖于一些“学术掮客”来了解这些国家，所以他们有权力来挑选谁可以成为这样的“学术掮客”，后者也有权力选择如何向西方学界呈现自己的国家。^[1] 三土兄笔锋所指，这个中国和西方左翼学者之间的学术掮客，无疑就是汪晖。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当然就是这些享有巨大权力而不知自省的西方左翼的其中一个。

这当然是一种系统性的不正义，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不正义。在这里面，一些自诩正义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跟威权国家的体制，有一种隐秘的合谋。一方面，他们为了避开“西方中心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批评，不愿去抨击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呈现西方学术界的“多元性”，也愿意扶持非西方国家的学者，然而，他们扶持的，大多是跟他们有相似学术旨趣的学者，在中国，也就是所谓的“新左派”。这些在三土兄的论文里都有所提及。

由西方学院左翼所造成的全球性系统不正义，还体现在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严重无知和对于中国自由派学者的潜在压抑。由于这些学者对全球化资本主义（讽刺的是，他们自己就是依靠这种全球化资本主义，才在全球化学术市场里占据食物链顶端的位置）的厌恶，他们对向西方世界进行挑战的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好感，因而对这些国家里所存在的明目张胆的恶视而不见，或者更糟糕，将它们看作其自身“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认为其他文化的人无权干预。由于受汪晖这样的中国新左派的影响，其中一些西方左翼学者也认为当下的中国政权承接着20世纪中国革命的道统，而20世纪中国革命足以媲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与此相关的是，这些西方学院左翼，对于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并没有太多同情，他们将后者视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对于那些遭受政权打压的自由派学者，他们也鲜有提供道义支持或者学术上的交流机会。他们宁可与中国那些权势滔天的“新左派”称兄道弟，也不愿对受到排挤和压迫的体制外自由派学者多看一眼，这对于他们持有的左翼立场来说，真的是莫大的讽刺。

在文章里，三土兄提到获得掮客资格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能跨越“语言障碍”，比如汪晖的英语，确实就比国内其他没有留过洋的学者要好得多。然而从我的角度来看，体制内外的身份，同样是一个障碍。根据我有限的国际学术交流经验，海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发表对学者的背景还是有要求的，有些甚至要求这些学者在学术机构任职。对背景有要求我能理解，但要求学者必须在学术机构任职，才能进行学术发表和参加学术会议，那就等于是说，这些海外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平台，更愿意，甚至只愿意和那些属于国内学术体制一部分的学者交流，而那一部分有学术研究的能力，但却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被排除在体制外的中国学者，也难以从海外的学术界获得继续自己学术生命的机会。

这不仅是在学院外做学术的困境，也是在学院内做学术的困境，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可以永远呆在学院内。这十年来学院内的文科学术，主要有两个趋势，一个是规范化，另一个是政治化，规范化的效果难以评估，以前我觉得是总体是好的，现在不敢确定了，但政治化，对于学院内的学者来说，效果肯定是负面居多。以我所在的政治哲学领域为例，这些年在学院内，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遭到打压自不待言，问题是国家主义的学术，其活跃度和成果产出，也远没有十年前来得明显。十年以前，一群学者敢搞出一个“牛津共识”，刘小枫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国父论”，现在哪边都不敢了。当然，有一些文科领域，比如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不过与其说这是因为它们与政治相关性不那么大，不如说是这种相关性暂时被其有用性所掩盖。一旦政治化的趋势发展到极致，那时有大批的学者从学院里出逃也说不定。

在学院外做学术，境况可悲吗？就我本人的情况而言，倒也并非如此。据我所知，《从对#MeToo的三波批评看公共文化的生成》至少被两篇英文学术论文引用过，《清除启蒙毒》被《思想》的另一篇文章引用过，《“去政治化”的政治》被一篇英文学术论文作为参考文献，有英文学术期刊的编辑还让我把它翻译成英文，《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这本书也被一篇中文论文和一篇博士论文引用过，《在辩证法和生存论之间》出来以后，有一群对这篇论文感兴趣的海内外青年学者（在海外读博，或在国内任教，与我无私交）还为此举办了一个线上研讨会，把我邀请了去。当然，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学者来说，这些可能不值一提，不过对于一个学院外的学者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鼓励，毕竟他们引用我的论文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学术以外的好处。

有的人可能以为，因为我不在学院内，所以我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去维护那些学术上的联系和“资源”，这些也是误解。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并没有在这上面花什么时间，或者说，如果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维护关系上面，才能让自己的文章发表，那我可能就没兴趣了。我对国内学术期刊那种花钱或者靠关系才能发表的风气，本来已经厌恶至极，如果我出去以后又跳进另一个这样的酱缸，那我出去的意义何在？事实上是，我发表的文章，大部份都是对方来约的稿，只有那些我自己想写，又笃定其发表价值的文章，我才会厚着脸皮去联系编辑希望发表。

我知道有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已经做到了博导，系主任或者院长，有些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无数篇论文（国内的就算了，这我还真不羡慕），或在海外名校已经拿到tenure track，对于这些我比不了，也没必要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这个“命”就是你的出身、性格和际遇，你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把握在你面前出现的每一个机会。我对自己的命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它给了我最大的馈赠，那就是对思想和写作的源源不绝的热情。至于其他的一切，那就看它随意分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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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n, Y. (2022). “Brokered Dependency, Authoritarian Malepistemization, and Spectacularized Postcoloniality: Reflections on Chinese Academ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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