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哈维尔文集》1


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说过、推荐过《哈维尔文集》,恨不能见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人就推荐一番,因为我认为哈维尔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特此撰文,来将我对阅读《哈维尔文集》的感想书写一番,以此表达我心中的敬意。

ps;最近的疫情使人们丧失了信心,特此,我也希望撰写此文给予人们以力量。

1、《无权者的权力》

我首先要解读的是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即赫赫有名的《无权者的权力》,可以说这是哈维尔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之作,想要了解他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只要阅读这一篇文章即可。我首先要来旅顺一下他思想的大概,也希望阅读此文的人能够亲自去阅读他的作品。

首先,他先区别了他所在的体系与我们传统认知上的专制上的不同性。

1、传统专制的体系通常是由一群人通过武力汲取的政权,他们的权力是公然的、直截了当的,专制者们可随心所欲使用自己的权力,而且传统专制体系由于缺乏历史根基和基础,因此他们的权力往往是短暂的。而且,不管其标榜的意识形态如何,他们最终权力的来源都是警察与军队。

(首先在这里我不赞同哈维尔对专制缺乏历史根基的观点,因为我们两千年的历史证明,专制体系的结构是我们历史性根深蒂固的特点与传统性,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两千年的历史就全然是专制主义,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无疑具有某种历史性基础,我以后也许会做专门的分析研究)。

2、“再者,传统专制的一个特点是缺乏历史基础,常常表现为历史上的反复,群众性暴力的非理性行为所异致的非理性结果,但我们的社会制度则不那么简单。虽然我们的专制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异化了,但这些社会运动的真实性(我指的是19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赋于现制度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这些历史渊源为现制度的建立提供过坚固的基础。直到现制度演变为今天的新的社会政治现实,这个现实成了当代世界格局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些历史的根源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而导致了社会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解的核心,就孕育着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异化倾向。这个问题在这儿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当然是当时的气候造成的,有机成长发展的,也有同样历史根源的。”

(在这里,我还要为哈维尔做进一步的阐述;由于马列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构架的丰腴与圆满性,乃至于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框架、体制与制度之下,会变得几乎没有疏漏与斡旋的余地,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诡异的现象,只要由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理念统治的国家,就会遭遇极权专制(如朝鲜、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或威权统治(如波兰)。说明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哈维尔接下来所说的体系的“自动化运作”是什么意思了。至于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原因便在于这个运动的最初点就蕴藏着自我异化的前提条件,哈维尔说这是由于它忽略了其世界复杂性而造成的,我则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符号化的概念,一旦付出实施其必然的后果只能是异化,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有其论述,可参看张博树先生的《专制主义批判》尽管我不认同他的许多观点,但这是我读过的中国的不同政见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了。)

3、“现社会制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当年的“正确的理解”的遗产。这是区分现制度与其他专制的特征。现制度的意识形态十分精确、合乎逻辑、易于理解,其精髓又很灵活应变。就其完整性而论,这个意识形态几乎是一个世俗化的宗教。它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人们很难部分接受它。全盘接受,则对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一切形而上的,存在的确定观念都处于危机中。人们失去了根基,互相异化,丧失了理解世界的能力。但我们制度的意识形态则拥有催眠的法术。它为四处游荡的人类提供了家园:一旦接受它,一切就会一目了然,生命又有了新的意义,一切神秘莫测的疑难,一切忧虑和孤独感,都烟消云散了。毫无疑问,要住进这间廉价公寓,代价极高:人们必须放弃个人的理性,良知与责任感。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就是把理性与良知交到更高的权威手里。这儿的原则是: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在我们这儿,与拜占庭的教廷有惊人的相似:最高的世俗权威即是最高的精神权威) 。当然,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再能掌握群众了,起码在东欧国家之内(俄国也有可能是个例外,那儿的农奴心态,那种对统治者盲目和宿命的崇拜,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仍占着上风,而且与超级强权的爱国主义结合,将王朝利益高置于人类利益之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的工作仍是卓有成效的(后面我还要详谈),这正是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本质。”

(首先说这段话并不好理解,然而,只要能够理解哈维尔接下来反复强调的权力的意识形态化,或者说能够理解某种邪教概念的完满性和这种结构已经获得其被统治者的高度的认同性,服从性,所有人终究成为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能够理解这段话的含义。

这里我要说一下现阶段的意识形态,与我们古代儒家的意识形态区别,首先说我们的古代儒家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道德上的信仰和社会规范,而由此形成的制度性上的教条,但是,由于儒家学说是有其局限性的,因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与”朴结构“(金观涛语)结合,或直接滑落到朴结构之中,因此,它也注定并不像现阶段意识形态那般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排异反应,然而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是绝对不可撼动、不可质疑的,因为它提供了完满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规范,它提供了过去、提供了现在,也提供了未来的解释和模板,当然这些解释大部分都只是空泛意义上的理论,既无事实依据也没有提供相应的独立思考精神,它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媚俗,因此哈维尔才直接宣称它是谎言。其次,它也并不像现阶段的意识形态那般,要求全面性的跟从和思想控制,我们要知道在古代,甭管中外,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识字的,由此也难以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思想控制与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输入,它更多的是靠一种上行下效的道德理念与教化行为,由士绅、乡绅等阶层,作为社会规范的榜样。最后,儒家的教化或许还会贴近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它并不像我们这种意识形态那般具有如此强烈的割裂性,几乎要让人们人格分裂。)

4、“……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烈的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已消失殆尽了。……”

(这点我们不难理解,我们的传统专制里诞生过很多个人英雄式的人物,哪怕是明太祖朱元璋那样严厉残酷的控制之下,仍然有像解缙这样质疑者的敢于进言,并流程下来;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乃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无不变之法,无一日无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诛锄奸逆矣,未闻诏书褒一大善……或朝赏而暮戮,或忽死而忽赦。解缙接着说,没有人敢批评皇帝这些错误统治的方式,因为大家都怕皇帝会勃然大怒:“谁不愿父母妻子安荣哉!”他对这一点还发挥说:所以谏诤固难,总缘祸衍不测。入人之罪,或谓无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贿。逢迎甚易而或蒙奖,营救甚难而多得祸。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谁肯舍父母,捐妻子,批龙鳞,以犯天怒者哉!——《剑桥明代史》

更不用说其他的诸如包拯、海瑞和魏征之类的贤能之士,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体系下,很明显不允许有哪怕一点点质疑和否定的声音,也不允许有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物,否则就会被该体系的自动化运作机制排异出去,这是由广义上的集体异化与侠义上的个人萎缩造成的神经衰落症。而这种异化的前提条件,便是哈维尔所指出的该体系政治专制主义+消费主义的结合下的焦虑症和恐惧症对人双重的碾压。

这里也说明了他接下来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总体结论,即专制主义是有其权力行使的空隙所在的,而他所称之为的后极权体系,则将这种空隙领域牢牢封杀住。)

5、传统专制主义是有着明显不过的等级秩序,然而在后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是处在一种模糊地带之列,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创造、维护、建构该体系的不可或缺的一员,每个人都在强化此体系,拥护此体系,支撑此体系,支持此体系,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才并没有那么显著的不同点。

6、传统专制主义需要人们显著的恐惧心理,来支持它的等级秩序,就像孟德斯鸠所言,“专制主义需要人的恐惧来作为支撑条件”。但是,在后极权的体系下,这种等级秩序没有了,因为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这个体系自维的意志运转。它当然也需要臣民般的恐惧心理,然而这种恐惧心理却需要被一种形而上的、伟大的、漂亮的、覆盖一切的意识形态加以遮掩,这在后极权社会中是相当重要的媚俗态度,因为意识形态是它合法性的根本,也是后极权为维稳而维稳的重要来源,也是人们自愿服从的先决条件,这当然也是此体系的自动化要求的。(这里,我想带出哈维尔所称的后极权主义的另一个名称,即后乌托邦工程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点对乌托邦社会虚幻的想象和要求,后极权社会则准确地抓住了这种心理脉络并放大——“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等等都在模糊地描绘出乌托邦式轮廓,这也是人们心甘情愿相信此类谎言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是心理平衡的调味剂,也是如哈维尔所说的人即有对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渴望,也有生存谎言中的能力。)说明白了这点,我们才能理解哈维尔所举的水果商的例子。

7、最后一点——“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权力继承是个复杂的问题(篡位者无法为篡权正名,因而总是诉诸武力)。在后极权社会里,权力从个人到个人、派别到派别、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则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选僭位者时有一位“王位选定人”出来主持:这是仪式的合法性,依靠仪式,完成仪式的要求,利用仪式,从而僭越仪式之上。当然,后极权社会内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而且往往比开放的社会要剧烈得多。这是因为斗争是不公开的,隐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约和公众监督的(很难找出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换马时各种军事与保安力量不处在戒备状态的例子)。”

至此,哈维尔对传统专制主义与后极权所做的区分便阐明了,接下来我将论述他思想体系的重中之重,即他的后民主实践思想。

1、 在上面的引述中就有提到关于此体系对人道德上腐蚀和戕害,因为这是一个由谎言构造的社会,而维系谎言的人正是我们自愿生活在谎言中的所有人,更糟糕的是,后极权社会里的谎言并不等同于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里谎言,这是一种完全与真实世界、与现实世界割裂开去的谎言,却又清晰无比、言之凿凿的虚构,正如他所描绘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来开脱和提供借口,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的目的之间的鸿沟。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后极权制度触及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不过在这样作的时候披着意识形态的面纱。因此,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如上所述,由于后极权社会之中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生活中大范围的空间,而此一意识形态又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由此而导致的一点便是所有人都潜移默化地得了道德的精神分裂症(注意,哈维尔所说的精神分裂都是指人们道德与自我的崩裂,而非传统病理学上的精神分裂。)除此以外,请不要忘记长期待在后极权社会中的人的自我异化,哈维尔反复用水果商的例子说明,人在谎言中生活久了,便会为自身所创造的谎言辩护:“在现实中,他们张贴标语,敦促对方接受规矩俯首于权势。首先命令他们张贴标语的就是权势。这两者均为控制系统里的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他们都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

由此在体系之中的每个人都充当了该体系的庇护者,如果有人企图破坏此体系,攻击此体系,迫使它露出真实的一面,那么就有可能会被他人送入当局。也因为那种若隐若现的恐惧,使得人们转而信奉它,迷恋它,为其自愿的辩护与异化,而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哈维尔所言的,这个体系的特异与意向性会将谎言和真实,虚构和真相混淆起来,甚至前者会取代后者,变为现实。再加之它对公共场域的控制和极化,使得那些阿谀、谄媚的小人加强、加深人们对它的共性认同。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极权与其他政体不同性的一点,便是它的极具迷惑性,如果不是瞥见其暗流涌动的真相,那么,是很难窥见它的谎言本质的。

谎言的反面便是真实,如果说后极权体系的维系主要依靠谎言的话,那么哈维尔反复强调的在真实生活,便是破坏此体系最坚实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一旦表现出来就会招致当局最无情的镇压和迫害。事实也的确如此:“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我们的水果商忽生变故,为了自娱,停止四处张贴标语。他不再去投票,明白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在政治会议上他开始讲心里话,他同时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对那些他的良心所支持的人的认同。水果商的反叛让他从谎言中脱身。他拒绝了仪式,也破坏了游戏的规章。他再度发现了自己被压制的人性和尊严。他赋于他的自由一个实在的意义,他的反叛是为了在真实中生活。他的代价很快就来了。水果店的经理职位被解除,他被派到仓库去。他的工资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亚渡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了威胁。他的上司会来骚扰他,同事们会对他大惑不解。周围的人这样对待他并非发自内心。他们不过是受到环境的压力,那个环境曾迫使过水果商四处张贴标语。他们迫害水果商,不是因为他们非做不可,就是因为他们得设法向上司效忠,或者仅仅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人们明白如何处理这样的事,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特别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沾上任何嫌疑。命令执行者因此与大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他们是后极权社会的组成部分,都是其自动性的代理人,都是社会自我运转的工具。权力结构就是这样通过命令的执行者们,这些体制的毫无个性的零部件,来清除水果商。权力体制用在人民中的异化的力量来惩治水果商的反叛。体制的自动机制和自卫功能驱使它这样做。水果商的罪行不是一件简单、孤立的特殊个案,而是十分严重的。破坏游戏规则,就意味着破坏了游戏自身,揭开了游戏的庐山真面目。他动摇了假象世界这个社会的支柱。他打碎了将这个社会支撑起来的事物,破坏了权力的结构。他告诉大家,在谎言中生活就是在谎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会种种受敬畏的偶象,让权力的基础脱然于世。他指出皇帝没穿衣服。因为事实上皇帝光着身子,就出现了极为危险的情形:水果商的行为宣告大家,让人们看见了幕后的真相。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性。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这是可能理解的:只要表象不与真实相碰头,就难辨真伪,在谎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真实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谎言的视角。只要一有不同的选择,表象和在谎言中生活就受到了威胁,在本质上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上都是如此。同时这个不同选择的地盘究竟有多大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个不同选择的力量不在其物理的特性,而在其揭露社会支柱和不稳定基础所投射的光。水果商对社会构成的威胁不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实际力量,而来自于他的行为超过了自身意义这个事实。他的行为启发了周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真实中生活,对于后极权社会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义(让人性复归)或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义(为别人树立榜样)。它还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政治意义。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

2、真实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说真话,做实事,也并不仅仅是让人回归做人的尊严与意义,摒弃掉后极权将人彻底缩小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将其极端的扁平化与庸俗化,更不仅仅是要恢复公共生活与建立民主体系,这些一定包括在内,但是,它更重要的是肯定人存在的根本性价值,我之前跟一位好友说过,哈维尔对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意义所在便是他对于人存在的高度肯定,这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该具有的素质:“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我认为这才是哈维尔真正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没有任何别的思想更能够抵御后极权里对人的异化与虚无化了。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批评下我们的某些“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也并不是批评,只是一种提醒,我们几千年具备的直观理性思维习惯(这种直观理性思维在唯物主义的影响下还加强了)会使我们只看到其表面性区别与事物的划分,而难以看到其根本性的不同之处。例如,说西方制度建构与中国制度框架的区别时,总是说西方是性恶论的,中国是儒家的性善论的,因此,西方就能发明权力分散原则,而我们只能是指望圣贤的君主与臣下来治理……每次看到这么肤浅的类比,总是忍不住想笑,是的,对,应该说西方的性恶论的确是他们得以发展出权力分立的原因之一,然而若说这是主要原因怕是太过肤浅而幼稚了点,说这句话怕是即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中国,事实上,只要对中国历史文化稍微深入的人都知道,韩非商鞅等法家学说早已提供了性恶论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学说却只能导致君王更加重视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形成权力的分立性原则,而且,这种概念一旦流行导致的结构只能是社会更进一步原子化,并向着虚妄的权力意识更加迈进,所导致的后果便只能是轮回。

而且说到底性恶论的思想其实是否定人的多元性表现,因此,它也注定不可能成为强有力的依据。但我还是能理解为何我们在了解西方文明,乃至于我们的自身的文明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近乎幼稚的类比和设想。原因是什么呢?除了上述的直观理性思维习惯,或许更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与西方文明脱节的时间太久、太长,以至于用我们自身的文明局限性看待西方时产生差异性太大。这是很自然,每个文明在用自身文明去理解和了解另一文明时,会或多或少产生偏差效应,脱离其本意,因此,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每一时代对前一时代的思想轮廓和文化留存的解读,都或多或少以对当下时代的环境解释为前提而展开的,这既是主观故意,也是人潜意识带露出的遗留,因此,产生意义与解释的变异,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我们是经历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动荡,又被唯一性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困锁,所以,我们今日对我们的文化会感到陌生,会感到无所事事,进而扭曲误会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正如哈维尔所言的那样,制度与政体更替充其量只能是外在形式上的改变,而真正要塑造的是人本身存在意义的变革,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不能在人的基础上发生改变,便难以有真正实质上的改变。

3、在后极权制度里,法律是其重要的一环,它是胶水,将各个四分五裂的组织机构粘合在一起,没有这层重要的粘合剂,那么各个组织机构便就只能各行其是、乱无章法,对此哈维尔有着精确的概括——

“旧式专制制度较之于后极权制度,其统治者的意志是以更无约束和直接了当的方式贯彻执行的。专制毋庸隐瞒它的基础和权力动作的真相,因而不必设立法典来羁绊自己。而后极权制度却完全摆脱不了把一切都约束在大一统秩序之内的必要。在这种情形中,生活中充满了规定、公告、指示、准则、命令和条例的网络(称之为官僚网络不是没有道理)作为固有的、以复杂手段主宰人们生活的直接工具,这些准则和规定在后极权社会里发挥作用。个人变成了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的意义仅限于他在这架机器里的作用。总之,个人的工作、住房、活动、社会和文化的言行和一切的一切,都被牢牢地箝制。事事受到预先决定,受到限制和控制。每一个越出规矩的行为都被看作放纵、违章、违法之举。没有官僚机构难得颁发的许可,餐馆厨师就不能为顾客烹饪特别的菜肴,歌唱家就不能在音乐会上演唱新歌。从厨师到歌唱家,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一张官僚规章文牍的罗网笼罩,这张罗网就是后极权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这张罗网自己的目标束缚一切生活的目标,而它的目标就是它自身平稳、自动运转的既得利益。狭义上来说,法典也以直接方式为后极权制度服务,或者说法典也是那个法规禁令森严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它也以间接的方式为制度服务,使法典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拉得很近(根据法典卷入的程度),在某些场合,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1、与意识形态一样,法典是一种藉口,把权力行使的卑劣过程掩饰在法律的尊严的袈裟里,给人一种愉快的幻觉:正义得到伸张,社会受到保护,权力运作有客观的规章制度可循,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后极权制度法律实践的实质: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操纵。如果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一无所知的外国观察家来研究我们的法律的话,就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在抱怨什么。下面的一切,都会对这位外国观察家隐瞒起来:对法院和检查官的政治操纵,律师为客户辩护受到的限制,实际上的秘密审判,公安部队的蛮横无理和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的权势,对法律条文中几条故意写得模棱两可的条款任意扩大适用范围,国家对法律中正面条款(关于公民的章节)的完全不顾,等等。这位观察者的唯一印象也许是我们的法典并不比其他文明国家逊色,除了某些奇怪章节,譬如宪法中规定永久性的一党专制,对超级大国邻居的热爱等等,这部法典与其他国家别无二致。

不仅如此,如果观察者有机会研究警察与司法程序的形式方面和文字记载,就会发现大部分情形刑法的普遍规则得到了遵守;被捕者在规定期限内受到起诉,拘留者亦是如此,起诉程序循规蹈矩,被告亦有律师,等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理由:他们都依法行事。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残暴无端地毁灭了一位青年的生命,也许仅仅因为他或她秘密影印了被取缔的作家写的小说,也许因为警方蓄意捏造证据(对此从法官到被告,人人皆知)。可是这一切都隐藏在幕后。从审判记录上看,伪证不见得就一目了然,而且有关的章节并不正式排除对影印禁书进行起诉的适用性。换言之,起码在某些方面,法律条文不过是假象世界的一扇橱窗而已。那么它存在的理由何在?跟意识形态存在的理由一模一样:为现制度和个人之间搭起一座寻找借口的桥梁,使个人更容易进入权力结构,为权力的任意要求服务。这种借口把个人引入骗局,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维护法治,不让罪犯侵扰社会(如果没有这种借口,招聘新一代法官、检查官和审判员的工作必将困难重重)。然而,作为表象世界的一侧面,法典不仅欺骗了检查官的良心、欺骗了公众、欺骗了外国观察者,也欺骗了历史本身。

2、法典跟意识形态一样,是权力结构之外仪式交流的关键工具。正是法典本身为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形式、框架和法则,正是法典本身让现制度的各部门互相交流,充分说明和建立合法性。它为整个游戏提供了“规则“,为它的工程师提供技术。若没有这个普遍仪式的成全,充当维系权力结构各部门的共同语言,后极权制度内的权力实施是根本无法想像的。压迫工具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越重要,就更有必要遵循某种正式的规章。否则,假如没有法官、检查官、审判员、没有辩护律师、法庭速记员和厚厚的卷宗,假如没有某种严格的法令把一切集中为一个整体,特别是看起来毫无害处的关于煽动罪的第一百条,那么,怎么会那么轻而易举地、难以觉察地把影印了几本禁书的人关进监狱呢?当然没有法律和辅助工具,这一切也能办得到,但只能在某个由乌干达匪帮控制的短命独裁社会里实行,而不可能在包括了文明人类一大部分的、代表现代世界中的一个完整、稳定和受尊敬的部分的制度内实行。没有法典,不仅无法想像,在技术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没有法律作为仪式上的聚合力量,后极权制度就根本无法存在。仪式、假面和借口的整个角色看上去最精采的部分当然不是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公民不允许做的和法律制裁的理由的章节,而是阐明公民权利及义务的章节。

这些章节除了空洞的词藻之外别无他物,但即便是这些章节对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因为制度就靠着它们在本国公民、学童、国际公众和历史的面前建立起它的合法性,对此制度不能不闻不问,因为它不能怀疑对它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我们已经看到权力结构如何被自身的意识形态及其声誉束缚)。怀疑它就等于否定自身要表现的一切,并会损害制度的一大支柱:表象世界的完整。如果权力的实施就像血液在血管中循环一样,在整个权力结构中流动,法律就是强化血管壁的药。如果没有这个强化剂,权力的血液就不能有规律地循环,社会躯体就会四处大出血,秩序就会崩溃。“

虽然在后极权制度下法律是整个体系谎言至关重要的一例,但是,哈维尔却并不建议我们就此放弃掉通过法律维权的途径,因为——

“人们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地诉诸法律——不仅仅是有关人权的法律而是全部法律——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法律在现社会不过是一纸空文的幻像,他们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但正因为他们明白现制度对法律,即对法律“崇高“言词的极端依赖,他们也知道诉诸法律的手段是何等重要。因为现制度不能没有法律,非得装作遵守法制不可,也就不得不对诉诸法制的呼声作出某种反应。要求依法行事因而就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项行动,威胁了整个虚伪的法律制度里最虚伪的环节。这样的诉求一次又一次让公众和掌握政权的人看清了法律纯粹仪式上的实质,让大家注意它的实际物质本色,从而间接地迫使躲在法网之后的人,认可并守信于本来是制造借口的机构、交流工具和社会血管的强化剂。没有这种血管,他们的意志便无法在社会里循环。为了自己的良心,为了给外人留个好印象。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制度的自我保护机制和连贯性原则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怕别人指责他们执行仪式时的表现太拙劣,他们不得不这样作。此外他们别无选择:由于无法抛开自己的游戏规则,对这些规则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对挑战不理不睬,意味着自毁借口,并会失去对自家相互交流的系统控制。认为法律只是装潢门面,毫无约束力,诉诸法律只是无的放矢,这种想法就是加强了法律装潢门面和制造仪式的作用。这等于肯定法律为假象世界的一个方面,为那些滥用权势的人舒舒服服地用最廉价(也是最虚伪的)手段制造借口大开方便之门,我经常看到,警察、检查官和法官和经验丰富的宪章分子及敢作敢为的律师打交道时,如果他们受到公众注意(大家知道了这些执法者的名字,他们没办法再受到机器的匿名性的保护),他们就会匆匆忙忙、十分急迫地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不让仪式出现纰漏。”

4、不管是极权还是后极权,我们都一定要强调一点,即对社会的全面性控制与长期腐化;“我以为这个观点表现了传统政治观察法的局限。后极权制度毕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个特殊政治路线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对社会的侵害,或对社会的自我侵害,是长期、复杂而极其沉重的。仅仅靠先确立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再力图更换政府,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完全不够,因为这样根本不能接近事物的根本。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路线或纲领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生活本身的问题。”

正因如此,所有在其他政体下可以进行抵抗与谋求变革都是一种不切实际、没有认识到其本质的盲目,对此哈维尔有着极其详尽的描述分析,这里不再引述他的原话,我希望各位能够在读完此文后,自己去阅读哈维尔的原著。因为听看别人说辞只能吸收到以偏概全的理解和认识,而不能形成自己对此解读与视角上的着重点。因此,我只是在提供我所注重的一面。

总结;我为什么看重哈维尔的思想?原因有两点,第一,哈维尔所论述、生活的体系与我们在本质上别无二致,尽管就其历史性来看,我们相对复杂难解得多,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此轻视哈维尔对我们的启示。第二,哈维尔给我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使我们得以明白原来生活的意义就是反抗的最好武器,也使我们得以清醒地知道任何对人类事物的改变,都离不开人类本身的改造与意义的肯定,更使我们确定了,明白了“真实”两字的确切含义。

活在当下,活在真实里,这就是哈维尔的民主思想与他“反政治的政治”等思辨的概括。

http://www.my2852.com/wgwx/zpj/haweier/index.htm 这是阅读《哈维尔文集》的在线地址。


《“评述《哈维尔文集》1”》 有 1 条评论

  1. 拖到今天才读完你的大作。写得非常清楚,也非常深刻。哈维尔雄辩地指出了后极权社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不得不说,意识形态是非常强大的构建),让我想起了电影《黑客帝国》中的红药丸和蓝药丸。你的文章也使我更清楚地懂得了我十多年前就听过的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的确切含义。受益匪浅,期待更多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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