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个直人朋友问我：“你采访有没有涉及gay圈的艾滋病问题？这个比较敏感。”
我问她：“是不是说起同性恋，就会联想到艾滋病？”
她说因为看过艾滋病报告，里面大篇幅谈近几年艾滋病新增在男同性恋当中，而且青少年化非常严重。
这段时间，几乎每一个和我交流过的男同性恋，都会提到艾滋病。我在男同小组才潜了一个多月水，就见到一例新增。
我做同性恋亚文化研究，如果回避艾滋病，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981年，美国洛杉矶三家不同的医院发现五例病患出现罕见的肺部感染1。
随后在纽约、旧金山都出现罕见的感染病例，所有的患者都是男同性恋2。
以前这类感染只出现在有免疫缺陷的患者中，从未发生在青壮年男性身上。
当时医学界将这类神秘的感染性疾病叫做“和男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陷”Gay Related Immunodeficiency，（GRID），坊间称之为“男同性恋癌症”（Gay Cancer）。
1982年，美国疾控中心将此疾病命名为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根据英文缩写AIDS，中文将其音译为“艾滋病”。
1984年，科学家成功检测到致病病毒，将其命名为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今天众人周知的HIV3。
通过疾病的命名史就能看出，就像Covid-19不应该被称作Wuhan Virus一样，科学界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脱绑，希望少数人群不为疾病背负污名。
尽管如此，艾滋病一直和男同性恋的形象高度捆绑。
同性恋本是少数人群，携带HIV的同性恋边缘程度更深一层。
边缘人群的人数少，又常处于弱势群体，社会影响力低。
为什么他们值得社会学家投入大量精力关注？
除了社会运行需要人文关怀这类高大上的理由，还有一大原因：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直接折射出主流社会的运行方式。
今天和大家见面的张晨，叠加了同性恋、HIV携带者和心理病患多重身份于一身。
他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生活浓度远高于普通人。
张晨，25岁，本科，男同性恋，未婚，坐标珠三角
如果我回到年轻以后我会怎么做，我可能会好好读书，快快去赚钱，少约炮，多恋爱，多锻炼身体，对小时候的我好一些。
文：叶眉
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小时候父母经商，家里经济条件好，我们全家去泡温泉，我就隐隐有意识。
我有电脑，上网查相关的信息。那时候的网络氛围很好，我从爱白网获得了多数关于同性恋的科普。
爱白网的星星博士在网上做关于性少数人群的严肃科普，还主持问答专栏。
星星博士在我心里的地位比李银河还高。
基佬多少都有点女性气质。
我体型瘦小，从小学到初中一直被霸凌，过得解离又自闭，行尸走肉一样，看世界像隔了一层毛玻璃。
我初二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所以在学校小有名气。
校长怕我自杀自残，隔壁老师很关心我，女老师爱我心思细腻，我也更努力更好学。
我中学就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
有一次，初中老师以为我在补作业，当着全班的面看了我的日记。
他下课后来找我，只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当时的老师都知道我是同性恋，多数老师都对我挺好的。
除了一次，有个男老师让我为他口交，我告诉一位女老师，女老师还护着他。
很多同性恋一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性向会害怕、厌恶自己。
可能因为我通过很科学的渠道了解这些事情，在初中阶段，我很顺利地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完成作为同性恋的心理认同。
我一点都没怕过我自己，只害怕别人不接受我。
我第一次约炮是初三，那年我十五岁。
起初我并没想约。
我上同志论坛，加了本地QQ群，认识了一个男人。
他当时二十七八九岁，也知道我多大年纪。
我以为去见网友，可能会发展出一段浪漫爱情，能获得他的关爱。
那个年代我还没手机。我把他的电话记在小纸条上，坐车到他家附近，用小卖部的公用电话给他打电话，他来接我。
我这方面的运气也很好。
十五岁去见一个网上认识的陌生人，没被他拐卖或者五马分尸了。
但是我并没打算第一次见面就跟人上床，他诱导我。
他教我如何用套，如何保护自己，教我完整的流程，我至今都按这个流程走。
那时候我很迷恋他，我们相处了几个月。
他和我交往的时候，十分注意保护他的隐私。 我对这个人了解得非常少。
他比我大十几岁，会管教我。
他又不是我爸，没生我没养我，凭什么管我？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就分手了。
分手后，我就出柜了，问我爸妈能无条件地爱孩子吗？我妈反应不算激烈，我爸对我很不屑，厌恶，说同性恋都是变态，羞辱我。
我老师同学反而接受得很好。
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后来才意识到，那人是恋童癖。
但是我的第一次性经历不是跟他，而是和我表哥。
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我表哥大概十八岁。
他让我为他口，我就口了。
当时并没觉得这样做有问题，也从来没人告诉过我这有问题。
如果当年有大人引导教育，我可能会更好一些，不至于十五岁就独自去见网友。
我高三的时候在商场偶遇过那恋童癖，他跟在我屁股后面跟我聊天、“叙旧”。
我走在人多的地方，觉得特别惶恐恶心，全身发抖。
现在我身边有太多十几岁的小朋友就有活跃的性生活了。
我当年运气好没被拐卖。
不过建议小朋友无论约炮还是面基，都在人多的公共场合先见面，去哪里去做什么之前都要跟朋友通一下气，如果到时间没回家，请朋友打电话确认一下安全。
高中我住校，和爸妈分开了。
我爸妈生意出了问题，还经常上演家庭伦理大戏，自己的生活都忙不过来，没空管孩子。
我高中重新做人，过得很爽。
我加入了学校的杂志社，杂志社里三男三女。三个男的都是基佬，三个女的都是腐女。
我们想做一期LGBTQ的科普专题，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取向，性别气质等等这些。主编很支持。
我们把样刊都做出来了，结果校长那关通不过。
在杂志社玩得很开心，我对其中一个男生表白过。
他那时候还是深柜，没完成自我认同。
他表面上拒绝了我，背地里沉迷耽美小说，真是笑死人。
我和另一个男生变成了好姐妹。
基佬之间称“姐妹“类似闺蜜，是好朋友，不会上床。
很多人恐同，以为同性恋见到同性就想把TA扑倒。
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所有异性见到TA都会想把TA扑倒吗？为什么觉得同性恋就见一个扑一个？
我们高中是全封闭式学校。
十几岁的人，和父母分离，被逼着独立。
我看国产电视剧父母大战青春期的孩子觉得很可笑。
我们那时候连见父母的面都不容易，坐下来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很少，哪有机会跟父母吵架？
我和同学、朋友、舍友、老师相处，寻求同辈之间支持。
爸妈不接受我无所谓的。我就是要交男朋友，就是不结婚。
我高中三年，伴侣就没断过。
我回翻日记，有十八个记得名字的性伴侣。我和他们类似恋爱关系。
曾经有一个服装设计的大专生，正准备毕业，找工作，和我谈了一两个月，后来他要上班，就回老家了。他事业很成功，衣锦还乡。
有一个小区保安，人生经历很坎坷，辗转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他满足了我的制服幻想。
还有一任是拉丁舞老师，他在读舞蹈硕士。他很有女性气质，很温柔，浑身都透着艺术感，非常美。
他带我去看展览。我蛮享受和他的关系的。
还有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叔，成熟、成功、自信。
他虽然年纪比我大很多，但是不管我。我迷恋他活得自由自在，有困难困惑都找他。
我和他在一起时间很长。
曾经遇到一个十二三岁出柜被父母赶出家门的人。
他在酒吧陪酒，也曾被包养，好的坏的都试过，他对生活都不抱希望了。
我也遇过天赋不足但是技巧好的人，凭借后天努力赢得地位。
基佬最懂男人。
我们知道男人天生不会忠诚。
男人都爱找刺激，精虫上脑，什么都顾不上了。
男同在伦理上没那么多约束，从来没听说过“我初夜给了你，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你要为我负责”这类话。
那个年纪的男孩子精力无处发泄，不受管束，也不听教。直男打架，基佬约炮。
高考体检的时候，医生发现我的肺部有淋巴结，一开始还以为是其他问题，查下来，我确诊了艾滋病。
HIV攻击人体的免疫系统。
测量人体免疫力的指标叫CD4。
普通人的CD4在400-500左右，我确诊的时候才100多。
医生说，这个数字意味着我已经感染一段时间了。
我拿到确诊书，躺了两天。
我一直都用套，不知道怎么感染的。
也许是口交，也许有人中途摘套我没察觉，也许套破了，不知道。
我马上要高考，顾不得那么多，也没想追究是谁传染给我的。
我当时想的是千万别害了别人，于是挨个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去体检。
我把能联系的人都联系了一遍，尽到我的义务了。后来也没听说他们当中有感染的。
我本想瞒着父母，但是我妈在我的房间里翻我的病例，发现了确诊书，我爸自然就知道了。
我妈不说话，也不安慰。而我爸，又是一顿羞辱，说了很多恶毒的话。
我妈把我的个人用品都换了一遍。
我爸的意思是将来我就藏在家里算了，开个网店讨生活，别出去和人接触。
我不指望他们能理解我。
初中时期我了解同性恋知识的时候就了解过艾滋病，知道它现在已经不致命了。
确诊后我也疯狂查资料，下了专门的软件，加入艾滋病互助组织“红树林”，大家互助交友。
医生给我配了“替拉依”组合药物，每天晚上吃三粒。
中国艾滋病患者服用的药物都是美国十几年前的配方。
美国现在主流抗HIV药物一天只需要吃一粒，而且副作用小。
但是进口药在中国销售过程很复杂，全自费一个月要一千多，普通人吃不起，还不一定总能配到，一旦断药就很麻烦。
老配方医保报销。
老配方，有些人会过敏，或者有严重的副作用，有后遗症。
我比较幸运，第一个配方就很适合我，也没出现过敏之类的反应。
当时我只期望降低病毒载量，提高CD4。
大概确诊后半年，我才知道艾滋病治疗的最终目标是UU，Undetectable=Untransmitable，就是HIV载量低到检测不到，也不具有传染性。
我现在就是UU的状态。
知道它是一回事，需要亲身处理是另一回事。
我确诊的时候只有十八岁，人生才刚开始。
高中过得像青春偶像剧，确诊后就成了《孽子》，一点都不轻盈。
我开始思考生命、性、和健康的事情。
官方做防艾宣传都是宏大叙事，个人经验完全不一样。
抗艾公益人张锦雄说过：“携带HIV的同性恋需要出柜两次，第一次是性取向，第二次是携带HIV。”
我面临的头号问题是如何告诉舍友我携带HIV。
当时很害怕，怕别人对我开恶毒的笑话，或者别人有偏见，也怕谣言。
当时一栋宿舍楼住一千多人，我不知道谣言会传成什么样。
如果我不主动告知，被别人发现了，会不会来敲诈我？
我很注意，水杯这些专门分开避免和别人混用，药就放在桌子上。
我每天晚上吃药，舍友看见自然会上网搜。
我们没明着说过，大家心照不宣。他们没什么反应。
确诊后我没折磨自己，很快就接受了。
但是我需要考虑：要不要谈恋爱？要不要约炮？发生关系之前要不要提前说？
曾经有女性朋友说：“怕传染病，不做就好了啊。”
人有欲望，怎么可能不做爱？
我大一那年都没有插入式性爱。
大一下学期，我遇到了一个人，一见钟情。
我们是天雷勾动地火的双向吸引，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爱。
因为谈了一年我都不肯和他发生关系，他以为我是清纯男大生。
后来我跟他坦白了。我病毒载量低，带套，不会传染。但是他过不了这关。
他当时是深柜，没完成自我认同，时常批判我的穿着打扮，令我很不舒服；我也发展出双相障碍，时而狂躁，时而抑郁。
我们的关系慢慢变得有毒。年末，我痛定思痛，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门口跟他提分手。
那里人来人往的，一米八的男人，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痛哭。
有些携带者会在社交软件上注明 “+”，“UU”，或者对暗号 “吃糖”之类的。
我没这样标注过。曾经我约过一个老外，他就大大方方地写明“UU”，我还挺羡慕他能这么坦荡的。
他标明“UU”是为了保护别人，而整体国内的氛围，告知对方，是为了保护自己，类似免责声明。
如果一夜情的话，我就不告诉对方我UU，但是不插入；如果是长期关系，我都会提前告知，同时严格带套。
我也会告诉身边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为得知我是HIV携带者而改变对我的态度。
我在另一个城市实习的时候，约过一个博士。他专门做性别研究，我们之间有很多交流的话题。
我对他超级上头，告诉他我是HIV携带者，他一点都不介意。
他平常在服用PreP阻断药物，以前也有过携带者伴侣。
我和他体会到了性•灵合一。
从他之后，我的固炮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
有些人生病后会自我隔绝，但我觉得， 性是性，病是病。
不能被洗脑将疾病和性挂钩。
女人生孩子死了的也不少，怎么没说女生怀孕是罪？
关键还是性教育，不要把性妖魔化，也不要把病妖魔化。
我大学期间在防艾NGO组织做过四年志愿者，见过很多触目惊心的案例。
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更是良莠不齐，年轻人都没有正经渠道获取科学的信息，把耽美文、小黄文、A片当性教育材料。
不了解传染病的基本知识，更不了解做爱本质是交流，要交流、沟通、有共识才能有好的体验。
平常不戴套，事后发现对方携带HIV，甚至还可能遇到恶意传播的人。
他们暴露之后吓得半死，来问我怎么办。
我让他们赶快去医院开阻断药，72小时内紧急阻断还来得及。
我做志愿者接待的求助者都是大学生。
我们的性教育做得太差了，学校不教，父母不教。
大环境都假装性是不存在的，一旦冒出苗头就把它妖魔化，恐吓青少年。
一味吓唬，结果呢？能吓退吗？
他们都不知道同性恋就算不需要避孕也要带套防病。
除了HIV还有其他性传播的疾病，也只能靠套预防。
更不知道现在有HIV阻断药物事后补救，还有事前PreP药物预防HIV传染。
我每次都戴套都还感染了，因为安全套不是100%有效。
当年如果有PreP药物，我一定会常规吃。双重保护利人利己。
Blued和翻咔应该组织线下的区域性的活动，也只有他们有资源有渠道来做这些事情。
Blued只做了一个HIV快速检测的通道，顺丰当日送达，这远远不够。
线下的聚会真人互动，可以交流很多事情，也可以让年轻人获得更好的性教育信息，给同性恋更多的支持。
我曾经一度没办法控制情绪，没法健康生活。
大学时期有心理课。
我刚进教室门，老师就看出我不对劲，让我赶快去看心理医生，上课都没有看病重要。
中国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更少。我去看心理医生，首先要出柜，再讲精神领域的东西。
有些医生无法接纳同性恋，我就立刻换人。
我找专业的心理医生都很困难。
确诊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的双相障碍已经发展了好多年了，而且程度很深，怎么才来就医？
作为HIV携带者，我CD4指标200多。我问医生这个指标怎么样？医生说：“死不了。”
毕竟无论考公、考事业编，还是做教师什么都要体检。
HIV携带者像二等公民一样，缺乏社会通行证。
如果工作体检查出来HIV，经常会用其他借口开除。
现在我每半年去验一次血，去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一张“爱心门诊卡”，拿着卡就能拿到药，一次可以拿三个月的药。
拿药的时候有个专门的窗口，护士会叫名字，让病人在一个大本子上签名，上面写着谁什么时候，拿了什么药。
我觉得很不安全。
那个本子记录最隐私的信息，就摊在那里随便让人看。
现在每次出门旅行前我都会反复检查行李，确认带够了药。
因为一旦断药，病毒载量就会上升，CD4会下降，就有可能感染并发症。
而且病毒会耐药，原来的配方就不能吃了，非常棘手。
我免疫力低，身体瘦弱。这瘦不是健康的瘦，看上去就不健康，怎么吃都长不胖。
同性恋是少数人，携带HIV也是少数人，残疾、贫困、都是少数人。
偏远地区、农村、县城的艾滋病患者还可能看不到医生吃不起药呢，他们怎么办？
现在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就期望他们不要祸害人，其余都不管。
这么多年了，性教育和传染病教育都没有新的东西，没进步，信息不公开也不透明。
我喜欢一个人，要看他是不是gay，喜不喜欢我，能不能接受我的病， 能不能接受我的精神病，能不能陪我走疗愈自己的这段路。
正常人谈恋爱已经很需要运气，到我这里是中彩票。我不敢奢望。
采访手记：
我开启约炮调研课题以来，张晨是起始年纪最小的受访者。
我们聊了几天，他给我整体印象非常乐观豁达。
他说起生活的关键节点，总把“我运气好”挂在嘴边。
他生活经历很坎坷，但是我们共享了很多笑声。
他看过第一稿后问我：“我发现你没有提到我作为小朋友开始约炮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为什么呢？我当时是运气好，所以没有被五马分尸。可是小朋友约炮的确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他再一次提到“运气好”，我才意识到，我误解了之前“运气好”的意思。
我和过去的受访者交流，都问过他们是否担心安全问题。
女性一开始多少都有安全顾虑，然后发展出一套方法来筛选对象，保护自己。
而男性都没怕过。
但是我没问他。
我为什么会忽略这点？
我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作为男性， 没有安全顾虑。
后来我跟他细聊，才知道他第一次去见网友，并不是完全自愿发生关系的。
根据潘绥铭和黄盈盈在2010年的调查数据，14-18岁之间的少男中，有24.4%遭遇过强迫的性行为4。
估计这数字把很多人吓一跳：怎么可能？接近1/4？为什么我平常没察觉？
性是极私密的领域，一般人不会对外说自己的性经历。
如果不是遇到社调，也难有启齿的机会。
于此对比，40.7%的少女有过被强迫性行为5。
这个数据虽然令人震惊，可能很多人反而觉得合理，少女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性侵的概率更大。
但是！注意！敲黑板！社会调查获取被调查者自我陈述（self-reported data），调查结果呈现的不是社会客观事实，而是行为主体的建构。
什么叫行为主体建构？
举个🌰：对方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我问他：“你刚才是否经历了危险？”他肯定说没有。他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就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脱险的。
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被教育：你要小心坏人，坐公交车小心咸猪手，晚上不要出门，穿着不要暴露……避免成为犯罪目标。
所以女性对这类行为非常警觉，经历这类场景，能辨识出对方来意不善。
男性成长过程中低估危险，一个很显著的结果是男性的意外死亡率一直比女性高6。
男性在性领域经历的客观危险场景难测量，但是我推断一定比调查数据更高。
很少大人会教育男孩：“你要小心，要保护自己，要警惕陌生人，警惕大人不怀好意欺负小孩……”
张晨回想起和表哥之间的经历，没觉得不对，也没人告诉他不对。
谈起第一次的对象，他的口气透露过一丝怨恨，因为两个人年龄差很大，生活经验和权力地位都不对等。他随即又转轻松，聊起古早时期的小卖部公用电话。
我一开始没意识到此事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后来他问我为什么不详细写那一块，我才意识到背后的权力结构。
张晨经常遇到十几岁出来约的中学生，他会直接拒绝。因为他也曾是受害者。
他聊高中时期五光十色的生活，语气欢快愉悦；说到确诊，口气立刻黯淡下来。
他也是我这段时间采访的，第一个向父母出柜男同性恋。
以前采访别人，我极少有带入感。
但是和他聊的时候，我不停地带入父母的角色。
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遭了这么多罪，父母在做什么？
父母得知孩子是同性恋，愤怒、羞辱都正常，但是事后冷静下来，应该会上网去疯狂补课，试图了解孩子。
临近高考，孩子确诊艾滋病，父母第一反应恐艾也很正常，事后应该去补课了解医学进展，了解HIV携带者的生活有什么特殊需求。
但是他的父母都没有提供支持。
他说起父母，没有怨恨，也不亲近。
他说：“我运气真的很好，一路走来有太多人爱我，陪伴我，关心我，宽容我，保护我。我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还活着，怎么能计较那么多？”
达明一派有一首歌，《爱在瘟疫蔓延时》，是专为艾滋病创作的。
歌里唱道：“心即使浪漫似烟，风沙将万念也变灰。”
张晨第一次跟我连线的时候，语气轻松愉快。后来几天，我们越聊越深入，他说的内容也越来越沉重。
灰暗得我都不愿意触碰。他不怎么盼望感情生活了，希望能治愈心理疾病。
张晨说：“有时候睡前我会想，如果我回到年轻以后我会怎么做，我可能会好好读书，快快去赚钱，少约炮，多恋爱，多锻炼身体，对小时候的我好一些。”
参考文献：
1、CDC. MMWR Weekly: pneumocystis pneumonia—Los Angeles.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1981;30(21):1-3. Accessed May 30, 2022，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june_5.htm
2、CDC. MMWR Weekly:Kaposi’s Sarcoma and Pneumocystis Pneumonia Among Homosexual Men — New York City and California.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1981;30(25): 305-308. Accessed May 30, 2022, http://www.jstor.com/stable/23300179
3、Curran JW,Jaffe HW, MMWR Weekly:AIDS: the Early Years and CDC’s Response.Supplements. 2011;60(04):64-69.Accessed May 30, 2022,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su6004a11.htm
4、潘绥铭，黄盈盈，（2013）《性之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Accessed June 4，2022，https://read.douban.com/reader/ebook/4658189/
5、Ibid.
6、Zhu, J., Cui, L., Wang, K. et al. Mortality pattern trends and disparities among Chinese from 2004 to 2016. BMC Public Health 19, 780 (2019). Accessed June 4，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9-7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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