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庸之恶是怎样一种恶？
平庸之恶的概念，是由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在本书中，汉娜·阿伦特将平庸之恶描述为“不思考”带来的恶。“不思考”并不等于愚蠢，“不思考”指的是在上级命令面前丧失了反思自己行为的能力，尤其是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阿伦特不仅仅将平庸之恶归结于个人的“不思考”，还将平庸之恶归结于政权的性质——极权主义。“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在极权主义体制下，个人的作用显得十分微小，就如同整台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因而显得极其平庸。但是在行政机器的不停运转当中，“小齿轮”会逐渐在接收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变得麻木，最终会意识不到自己执行的命令是对还是错。平庸之恶的可怕之处在于作恶之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罪恶，甚至根本就不具备残暴的动机。
平庸之恶并不意味着平庸可以掩盖掉罪恶，相反，平庸之恶的后果是一种难以掩盖的极端之恶。极端之恶是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当中提出的概念，具体指的是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虽然600万犹太人的死亡已经足够证实大屠杀的残暴，但这并非是阿伦特所说的“极端”，“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的程度有多么严重，而是大屠杀的性质呈现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
极端之恶的特征之一是不可知，或者说是屠杀动机是不可理解的。在纳粹的大屠杀当中，纳粹从来没有将犹太人当作目的，或者当作工具或手段，而是将犹太人当作多余的东西。阿伦特认为，纳粹是彻底否定了人类中的一群，换句话说，纳粹认为只有某些人才是人，他们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阿伦特将极端之恶的另外两个特征概括为不可罚和不可恕。“集中营是进行改变人性试验的实验室，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却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
二、为什么艾西曼具有平庸之恶？
艾西曼的个人形象并不可怕，甚至就如同兢兢业业的办事员一样，“他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从阿伦特对艾西曼个人形象的描述当中，我们无法想象将其与纳粹大屠杀的刽子手联系到一起，甚至艾西曼的心理也并非想象当中的残暴无比，“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 ‘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
艾西曼的权力也并非无法无边，根本就不能决定犹太人的生死。艾西曼只是一个帝国保安总局IV-B-4科科长，这个部门主要负责从西部向东部遣送犹太人。艾西曼平生最特殊的两项特殊才能是组织和协调，艾西曼正是凭借这两项天赋不断获得升迁，成为遣送专家。艾西曼并不承认其直接参与了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当中，“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命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做过。”
艾西曼身上并不具备党卫军成员当中普遍的狂热，甚至他从未思考过为何要加入党卫军，“我既没料到，也没打算过，正如我所说，党好像吞噬了我。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突然。” 他甚至不了解党纲，他从未读过《我的奋斗》，对此他的解释是“党纲不重要，你知道你加入了什么”。
艾西曼对“服从与执行命令”有一种执念，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一直都在重审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遵守法律，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一个守法公民的所为。然而他所服从的法律只是希特勒的命令。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艾西曼的上级希姆莱为了获得盟军的谈判条件叫停了遣送犹太人的行动，然而艾西曼依旧坚持将“最终解决”进行到底。因为艾西曼知道希姆莱的命令绝对违背元首指示，而他的“良知”驱使他服从“法律”，将“最终解决”进行到底。
以上是对艾西曼平庸一面的解读，他还有另外一面是恶。艾西曼明明目睹过遣送的目的地是多么残暴的屠杀行动，然而他仍旧执行遣送的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依旧未停止执行命令。在审判当中法官多次质问艾西曼为什么不反抗，艾西曼的回答是“在那种环境下，这种行为根本不可能，没人那么做过，那是不可想象的”。对艾西曼来说，最大的良心安慰剂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看不到哪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艾西曼的良心变得麻木，只将遣送作为一种任务去完成，而从来不去质疑遣送背后的正当性。
阿伦特将艾西曼产生平庸之恶的原因归结于不思考。“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思考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的。”艾西曼思考力的匮乏与其表达力的缺失密不可分，这种表达力的缺失表现在官方用语是他的唯一语言， 他根本没有能力说出一句不是套话的完整句。“之所以无法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阿伦特所说的“坚固的壁垒”就是艾西曼的“官方用语”。在纳粹极权主义统治下，纳粹通过不断的宣传成功改造了艾西曼的语言，使纳粹的语言成为艾西曼的语言。当艾西曼的语言改造完成之后，艾西曼便会对自己执行的命令深信不疑，自动成为纳粹大屠杀当中的一颗“小齿轮”。
在这本书的结尾，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或者说不思考之恶将会是最可怕的一种恶。“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三、平庸之恶是否可以避免？
平庸之恶无法根治，尤其是平庸之恶无法在人类社会当中彻底消亡，可能“恶”的后果并不会太严重，但是平庸或者“不思考”将会一直存在下去。平庸之恶虽然在人类集体层面当中无法根治，但这并不意味在个人层面不能够避免平庸之恶。
人不仅是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的，每一个人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既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就意味着有选择的空间。因此，避免平庸之恶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有选择空间的。最极端的选择就是离开导致平庸之恶的“体制”。比如在纳粹德国的时候，加入纳粹党才能在大学获得教职，因此有些人为了获得教职加入了纳粹党。但是还有另一部分人始终是拒绝加入纳粹党，比如说提出“轴心时代”的雅斯贝斯，虽然他因此丢了大学教职，但也没被饿死。选择逃避或许会受到“如果你不做这事也会有别人来做”这种说法的质疑，但是选择不作恶至少可以使自身摆脱道德责任。当然，个体也有比较温和的选择就是采取行动来尽量减轻恶造成的危害。比如阿伦特提到过一个例子，主人公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
个人认识到选择空间的存在并做出选择是逃避平庸之恶的一种手段，但是在这之前有一前提条件不容忽视，即个体要意识到恶是什么。如果个体从来就没意识到恶的存在，那么当然也就并不存在选择的空间。意识不到恶是什么就是阿伦特所说的“不思考”，或者说是缺乏独立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独立判断的能力是一种脱离主流规则之外的，从自身的善恶标准出发去判断是非的能力。独立判断的对手是主流价值规则，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判断标准只能是从中选取一个。主流价值规则是无法保证绝对正确的，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主流价值规则已经变成是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另外，“独立”也并不能保证一定正确，尤其是当自身依据独立判断做出的行为被判定为错误后，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只能自身来承担，并不能将责任转嫁给主流规则，“法不责众”也就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因此，做出独立判断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能根据具体的情景，冒着一定的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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