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岗潮的个人回忆

【按:想了想,还是把这段回忆发出来。写于20190131】

这几天看了好多豆友回忆东北下岗潮,讲述自己经历的下岗,或者对下岗这件事发表意见,于是也想写写我经历的父母下岗。我所在的城市是天津,九十年代确实有一批人下岗,但应该没有形成全市普遍的规模。这些印象都是非常个人化(故此视野非常有限)的,但那段经历给我和家人留下的痕迹,应该并非孤例,至少我在很多友邻那里看到了很多相类的感受。写下来,也算是给这个事件的回忆之海添一滴水吧。

小时候爷爷奶奶跟我们一起生活(老人的观念就是不能跟儿子分开),也就是说,五口人三个有收入:爷爷厂子的退休金,我父母的工资。家里说不上宽裕,但也跟周围小伙伴家境差不多,那时候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彼此生活状况都了解,不觉得相互有落差。九十年代的第一个转折是我爷爷去世,家里少了一个收入来源,而且后来我才明白,我爸作为“儿子”在办丧事的时候出钱最多,消耗了家里的积蓄。爷爷没了,家里变成四口人二个有收入,而支出则增加了:奶奶上了年纪,但没有医保;我上了中学,无论学校的费用还是吃穿的基本需要都比从前多。

初二临近寒假,我爸非常沮丧地回到家里:他们那个集体经营的厂子“黄了”。接下来很长时间家里都愁云惨雾,每个人都很沉默,家人不断托亲戚朋友帮我爸找打工的地方,对于我那很不会“来事儿”的父母,求人送礼这种事应该很难办吧,所以也难怪他们在家总不开心。我爸作为钳工技术据说不错,但他的性格比较糟糕,几番折腾,赋闲半年多后才找到一份工作,比原来的工厂辛苦,但总算有了收入;后来又换了几次地方,逐渐稳定一点。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我妈的厂子也不行了,四十五岁以上的职工一律走人。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几年前他们那个国企工厂还在扩展规模。据我妈说,因为效益在整个系统算好的,所以被“上边”要求合并了几个效益不好的工厂,没几年就拖垮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妈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听和求人。她原先的车间主任早些年就离职自己开了私人公司,也是同一行业;这个主任好像对我妈的为人和技术都印象不错,所以她托人去问是不是需要人时,很痛快地接收了我妈,于是我妈就在这家私企继续干了十几年。我奶奶比较要强,她知道自己“没劳保”,又爱买东西,于是有好几年都帮街道里一家民办工厂加工女装,锁眼儿、钉扣儿、上衣领,不同种类按件计价,工钱很低,但总算有点进项。我妈自然有空就帮忙,我不忙考试的时候,也跟着钉过扣子。

回顾整个中学时代,家里都紧紧巴巴的,每到过年这种紧巴就集中体现,感觉父母总要算很久的帐,家里气氛压抑。某个暑假,我找我爸要五十块学杂费,他烦躁地说“没有!找你妈要去!”我恐惧了很久,无比担心自己要失学了。我考上的中学算是市里比较好的,也是很少有的要求学生住校,只周末回家的学校。十几岁的孩子,朝夕相处,每个人的吃穿用度都一清二楚,于是很快就明白有些同学的家境好得令我难以想象。很多场合就很尴尬,比如要好的同学过生日(尤其人家给我送过生日礼物),宿舍的小伙伴提议一起溜到校外吃小馆子或者路边摊(显然比食堂贵,我不想去又不想太不合群)。那时候我要求自己“懂事”,除了特别想要的书,没有跟家里提出过什么要求,经常捡亲戚们的旧衣服。在学校吃饭也总是有预算,每天不能超过多少钱。这个习惯保持了多年,直到工作后还渐渐改过来,不会每次去食堂都下意识地心算了。零食当然不吃。记得某个周末回家,发现我妈破天荒地买了几样零食,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那天路过某店,忽然想起很久没给我买过零食了,觉得挺对不住孩子,所以买了些。当时真是快哭了还要做出很开心的样子,然后非常节省地吃了很久。那几年,有几个亲戚总会逢年过节给我塞点小钱;考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拉住我妈询问:“你有钱吗?学费够吗?不够我们帮忙。”

这些事情当然给我的性格留下极深的影响,而我当时只是偶尔从同学的反应里才意识到:一是小学同学的聚会中,大家认为从前那个外向自信、爱发表意见、爱热闹的我,变得很少说话、很少表达了。二是某次跟中学几个好友互看小时候的照片,她们都惊叹说“原来你小时候跟我们一样,也挺爱打扮的,过年你也戴了满头的花儿”。

凭良心说,那几年虽然难,但比起农村,比起整体大规模下岗地方的人,我家还不算特别特别糟糕。可能痛苦很大程度上来自与周围的落差,因为我家这种二人都下岗的情况,当时并不普遍。亲朋中有些行业效益很好,在九十年代那些年,可以眼见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入这些行业的人原先也并没有特别优秀或者特别努力,似乎只是“运气好”。所以我父母一方面觉得自己“没本事”,另一方面也感叹社会不公平。他们也不止一次说起,年轻时是真的相信,工人阶级最先进,产业工人是主人翁,万万没想到技术成熟工作认真的自己会被赶回家。所以,下岗的打击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上的,是前半生所有笃信的东西的崩塌。然后该怎么办?他们也想不明白。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好像一直没缓过来。

对于我来说,虽然阴影显而易见,但作为一个孩子,还是被保护得比较好,压力大部分被大人挡住了。那时候虽然已经有各种补习班和课外资料,仅靠课堂和教科书还是足够的,我比较幸运地遇到了不错的老师,不错的同学,也考上了向往的大学。大一的时候,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女孩问我“是不是家里有弟弟妹妹”,我说自己是独生女,她说“不像”;后来听说我父母下岗,才表示理解了。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判断逻辑是什么,但我在她的建议下去当时团委的一个什么中心登了记,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家教:帮一个北医子弟补英语。那份工作一周去两个小时,每小时二十五块钱—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价格,所以每个周末,我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地踩着自行车去北医。这种打工赚钱的生活持续了本科和硕士的七年,从大三开始,我就不要家里的钱了,申请出国也坚持用我自己攒下的钱,这当然让我的选择大大减少,甚至GRE考试失利也为了省钱没有重考;但好处是对家里能少很多愧疚,让我能心安理得执拗地继续读书而且读一个不好找工作的专业。

就我个人见闻来说,东北人一直在我印象里“很有钱”。这种印象一是来自我家在东北的亲戚,他们大多供职于大型国企,家境普遍比天津的亲戚好。大学的时候,隔壁有两个东北的女孩,都出手阔绰,她们一件内衣的价格比我全身衣服都要高。所以后来听说东北有“下岗潮”,看到那些艰难生活的描述,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这也说明,个人的印象和见闻,实在是太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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